“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提出的光辉思想，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深刻理解它的内涵。

　　基本内容

　　——悉夷、师夷、制夷的三位一体

这是三个互相联结的基本点：第一，“悉夷情”是“师夷”的必要前提。林则徐早在广东禁烟期间，就懂得“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魏源讲得更明确，“筹夷事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因为“同一御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所以，“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就是说，学习外国，抵御侵略，必先以了解外国为先。

第二，“师夷长技”是“制夷”的重要手段。林则徐针对我之“器不良”、“技不熟”、“船炮之实力实不相敌”的现实，认为除了“谋船炮水军”外，“无他谬巧耳”。魏源在批评清政府“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刚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的同时，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应该“塞其害，师其长”。那么何为“夷之长技”？在林则徐看来，“弟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中国应学习英国“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魏源最初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又认为“夷之长技不徒船炮也”，还包括龙尾车、千斤称、自来火等先进的科技发明。如何“师夷长技”？他们一方面主张从西洋购买枪炮船舰，直接为我所用；同时也提出由政府设厂仿造，“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达到“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目的。

第三，“制夷”是“师夷”的最终目的。这一点最可称道。面对强敌入侵、山河破碎，他们普遍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进而发展成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以甲兵对甲兵”，“许以人人持刀痛杀”。魏源还具体提出“制夷”的战、守、款三策，以守为攻，以守为款，诱敌入内，寻机歼敌，“集众长以成一长”，战而胜之。至于地主阶级改革派中不少人亲临前线，直面洋枪洋炮，妇林则徐广州抗英，邓廷桢坚守厦门，关天培、陈化成、裕谦等血洒疆场的事迹，更是可歌可泣，名垂青史。

上述三条，是前提、手段和目的的有机统一。其中，根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制夷”，而积极的办法是“师夷长技”。因为非此则不能有效地抵御强敌，更枉谈强国富民。可以说，这是古代爱国主义在近代的第一次升华。

　思想实质

　　——对侵略、挑战的积极回应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变局：一方面，列强以炮舰开路，占我领土，侵我主权，掠我财富，鱼肉人民，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另一方面，侵略者又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领先中国200年。就前者而言，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列强对贫弱民族的野蛮征服，是以强凌弱的强盗行径；就后者而言，则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老朽的封建帝国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鸦片战争既是沦为半殖民地的悲剧开始，又是促其猛醒，急起直追的契机。简言之，鸦片战争既是侵略，也是挑战。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是少数先觉者。他们在睥睨“侵略的西方”的同时，尤为关注“先进的西方”，最早觉察并敢于正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悬殊差距，朦胧地感到侵略即是挑战，从而作出积极的回应——“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改“以夏变夷”的思维定式，公然承认夷有长技，并主张“师之”。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并非坐而论道，而是尽其所能，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翻译西书西报，获取资料，了解外国。林则徐以“天朝大吏”之身“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新闻纸”，立译馆，广招外语人才，组织译书译报。其后，研究、撰述外国史地及西方“奇技”之风大兴，“海外图说毕集”，其中较有价值的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另一方面，购买、仿造洋枪洋炮。林则徐派人秘密地从澳门、新加坡购买葡萄牙、英国生产的钢炮200多门。他多次建议道光帝“以洋税办洋防”，设厂造船炮，并购买美国一艘“甘米力治”号轮船，作为样品仿造，还组织人进行研究，绘制出8种战船图纸。魏源具体建议在虎门外设立造船厂和火药局。这期间出现了一批新式兵器专家，如龚振麟、汪仲洋等。只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很多东西只是初步提出，实践活动有限。

历史作用

　　——揭开了学习西方的序幕，树起了崭新的爱国主义旗帜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革命时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对此见解可作两点分析：其一，这里说的旧中国。是相对于近代资本主义，即指古老的封建中国，其万年永固的先决条件是闭关自守；其二，要变落后的中国为先进的资本主义中国，最重要的是打破这种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就是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以开眼看世界为起始。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与实践，起的就是这种“开眼看世界”的唤启作用。

“开眼看世界”的基本含义，一是打开眼界，去面对整个世界；二是转变观念，由固守“华夷之辨”“冠履之分”到把中国纳入多元的世界格局，重新估量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由狂妄的“不测神威”“四夷宾服”到正视中国的落后，进而学习西方。林则徐、魏源身体力行，开风气之先，尽管他们还只是站在旧中国的门坎上，所望到的不过是初步的，星星点点，但以下两点作用毋庸置疑：

第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宏论，既体现了对西方列强的抵御与抗争，也包含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肯定与仿效；既体现了对封建王朝的愚忠和护持，也包含了对其赖以维持的封建道统的怀疑和否定，表明他们初步意识到了那厚而无形、毒而无味的文化壁垒的恶果，从而引导知识分子视角外转。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的封闭状态，也一反厚古薄今的思维模式，从而揭开了学习西方的序幕。

第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唤启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丰富了古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在思想高度上提高了一个层次。这种爱国主义已经被注入了“开国门、学西方”的新内容，因而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中国步入近代伊始树起的一面崭新的爱国主义旗帜。后来者，从洋务派到康梁，再到孙中山革命派，在探索强国富民之路的坎坷途中，所传递的实质上都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根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