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前，在清朝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流行过一种“以商制夷”思想。直隶总督琦善在《遵旨复奏禁烟折》中建议道光实行“智御外夷之良策”，即先行不准通商，待到外国所必需的中国货物告匮后不得不哀求时，乃开一面之网，恢复有限制的贸易，这样就可以控制住外夷。大理寺正卿曾望颜也向道光指陈：“今日要策，首在封关……然后察其果能诚心悔罪，再行奏请天恩，准其通商互市，仍将大黄、茶叶等货，定为限制，无许逾额多运，以为箝制之法。”这些奏折表达的都是那种“以商制夷”思想。当时清朝力主“以商制夷”的人是相当普遍的：有封疆大吏的琦善之辈，有以曾望颜、邵正笏为代表的普通官员，也有包世臣、朱锦琮这样的名流学子。就是干练务实的林则徐也赞同“以商制夷”，他在184O年4月8的一份奏折中说：“驭夷不外操纵两端，而操纵只在贸易一事。夷性靡常，不得不以此为把握。”

鸦片战争前形成的“以商制夷”思想，其内容同后来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所提倡的“商战”，有根本的不同。后者主张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同外国进行经济上的竞争，以维护主权和达到富国目的；而前者认为只要掌握准许或断绝中外通商这一杠杆，就足以控制和驾驭夷人、维持住清朝的政体。“以商制夷”论者，作为他们思想的依据，有两个共同的观念。其一，外夷的贫富强弱以至能否生存，都取决于与中国的贸易。1815年两广总督孙玉庭在回答皇帝关于英国是否富强的垂询时这样说：“其富由中国，彼以所有易茶叶，转卖于附近各夷，故富耳！然一日无茶则病，禁之则穷。又安能强？”他们认为其他诸夷皆是这般。其二，汉夷交易，对中国而言可有可无。正如林则徐所说：“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外夷。”中国所以与外夷通商，不是有求洋货或为收取关税，而是天朝“拯彼国之人”的单方面恩施。中国断绝对外通商，轻易可行且于己无害，因此在“以商制夷”论者看来，这“实造物予中土以制外夷之大权也”，无疑是手中的一张王牌。

“以商制夷”思想，是当时中国小农经济的一种独特产物。鸦片战争前的清朝知识界，包括它的最开明份子，都还局限在小农社会的狭窄天地里面。包世臣是嘉道时期讲究经世之学的一位著名人物，他心目中的理想盛世，也不过是“斗米三钱”而已。在封建小农业的社会土壤上，滋生出的是那种以停滞、保守、愚昧为特色的封闭性思想以及自满自大的心理状态。这导致当时清朝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陷于种种错觉和谬误之中，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相信夷人的生存离不开中国的茶叶、大黄。林则徐1840年3月在《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中这样写道：“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琦善对此作过更为详细的说明：“凡西口外极大者为俄罗斯，以及诸番，皆需此物。盏地土坚刚，风日燥烈，又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此为通肠之圣药。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亦惟茶叶是急，英吉利较近，皆不能离此。”这种荒唐看法，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人当中几乎得到了公认。1841年出现在广州的《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比较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基层民众的思想情绪，人们可以看到文告里有这样的文字：“尔虽有羽毛、大呢，非我湖丝，焉能织造？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银，焉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材，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可见自满自大的心态在当时是具有民族性的。正是这样的心理状态，使清朝坠入了至强至美的幻觉里面，鸦片战争的历史后来证明，这种虚幻的安全感和强大感，对于一个落后了的民族，是多么可怕的危险。

由于“以商制夷”思想得到了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清朝统治集团的肯定，因而这种思想对于清朝的筹办夷务发生过实际的影响，往往转化为清政府的对外政策。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他的那条“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方针，就是运用准许贸易或者实行封舱封港作为操纵箝制外夷的主要手段。林则徐与曾望颜的分歧，不在要不要封关绝市，而是该不该不分有否夹带鸦片和愿否遵式具结“概不准其互市”。林则徐相信断绝通商可以给英夷致命一击，当英国舰队已陆续到达广东沿海，他一度还以为英国不得不来叩关求市。1840年8月，英国舰队北上天津，道光和琦善都误解了英国的意图，以为只要照旧通商和惩处实施封港的林则徐，这些外国人一定感恩戴德，因此道光决定罢免林则徐，而琦善赴粤接任钦差大臣不事战备却颇有信心，到后来才发觉事情之棘手。在鸦片战争全面铺开后，道光皇帝还是忽战忽和举棋不定，待广州之战一过去，他又同意恢复与英国的贸易，指望这样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在英国增兵远东的形势下竟然谕令沿海各省督抚裁撤防军。在鸦片战争前期道光的这些判断和决策之中，不难发现“以商制夷”思想影响的痕迹。“以商制夷”思想长期蒙蔽了清朝统治集团对中外力量对比的清醒认识，造成军事上因循保守、落后脆弱的局面，这与清军的屡战屡败，以致最后清朝被迫接受了南京的城下之盟，有着一定的关系。

鸦片战争充分暴露了“以商制夷”思想的虚弱和幼稚，封舱封港没有吓住外国侵略者，相反，令清政府大惑不解的是，驶抵中国沿海的英国舰队倒是自己动手封锁了中国的港口。在战后的再思考中，清朝有些人，像林则徐和黄恩彤他们，抛弃或逐渐修正了原先的习惯看法。黄恩彤在《抚远纪略》中指出，外夷“饮茶，但嗜其味，并非资以为生，故不惧也。”战前的“以商制夷”思想与万邦向化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随着“以商制夷”思想的破产，那种天朝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也就动摇了，诚如夏燮的《白门原约》所说：“四洲之大，中国其一隅耳”。表明在战后的清朝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这对于处理中国的外部事务有重大意义。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询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动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局面。面对这个巨大变动，在清朝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内部，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反应。其一，以给事中董其远为代表的少数人，他们担忧和约签订的严重后果：“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但是他们对中国战败的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的态度，仍然盲目自信清朝依旧处于“方今全盛之势”，继续沉溺于“既地利天时之交济，实摧枯拉朽之同时”的天朝幻想，这批人讲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制夷办法。

其二，以道光为首的掌权集团，他们痛苦地接受了战败的事实，《软尘私议》记载，道光作出签订《南京条约》的决定后不禁“顿足长叹”。从道光下旨给制造水雷洋船的潘仕成赏戴花翎加布政使衔和耆英向道光进呈所购洋枪洋炮来看，这个掌权集团战后曾经有过以西方为榜样改进清朝陈旧军事装备的尝试，然而这种尝试很快就被放弃了。这个掌权集团缺少进行这种尝试的胆识和魄力，于是只好退回到原先的出发点。黄恩彤在《抚夷论》中写道：夷人“船坚炮利，断难力敌。亦无术破。……中国之所以控制而羁糜之者，惟在通商”，不过这时候他们不想也不敢以断绝贸易来制夷，而只是用中国的经济权益来换取外夷的相安无事。这一抚夷思想，在战后清朝办理夷务的主要人物耆英身上，表现得最为清晰，他对于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要求，一概予以满足，并且力图通过私人间的感情笼络，来达到控驭外夷的目的，耆英写给英国驻香港总督璞鼎查的那些信件，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曾评论它“颇象一封情书”。

其三，以魏源、林则徐、姚莹为代表的改良派，在鸦片战争中都力主抵抗外国侵略，战争的失败使他们的思想受到巨大震动，他们惊呼“今日事势可忧可惧如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为寻找战败原因和应付险恶的国际环境，姚莹喋血饮恨撰写了《康輶纪行》，魏源在承继林则徐译作《四洲记》的基础上，发愤著成《海国图志》，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指明了当时中国一条唯一正确的图强之路。

鸦片战争前后，从“以商制夷”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标志着中国思想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一批先进人物，已经从无知、自大、保守的囚笼中冲决了出来，走上探求富国强兵的艰难之路。鉴于传统思想的顽固强大，只有战争这种形式的国力较量，才使得清朝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终于承认了中国的落后。魏源依据“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提出了开办机器企业和建立新式军备等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一套方案，然而令人深以为憾的是，魏源的这些建议没有被道光为首的清朝掌权集团所采纳，致使中国的近代化又延迟二十年时间。尽管如此，“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出现，已经透露出中国近代化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