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编》名义上是由当时任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而成，但实际上悉出于他的幕僚——十九世纪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魏源之手。该书始编于道光五年（1825），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冬天，前后历时两年，体例则按照明陈于龙等编的《明经世文编》和陆耀的《切问斋文钞》。《皇朝经世文编》是集清道光朝以前近二百年来来关于时政教俗、国计民瘼、世道人心、攻守战和、士林风尚等关乎实用、足备经济的论文之大成，这非但为研究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提供了大量丰富翔实、极具价值的资料，而且对十九世纪学术思想的嬗变与转型实有开启与先导之功。

　　一、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为研究清史提供了内容宏富翔实和颇具启示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皇朝经世文编》全书凡120卷，共收录了654位作者的2236篇文章，其中书前“姓名总目”著录作者有专集者381人。存文而无专集者273人。所收文章除取材于各人专集外，尚采自各种奏议类编、专题文献汇编和山经地志。全书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纲下复分63个子目，保存了大量翔实珍贵的清代文献材料。

如学术纲，共六卷，内含原学、儒学、法语、广论、文学、师友六个子目，精选了顾炎武、黄宗羲、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全祖望、方苞、朱彝尊、段玉裁、阎若璩、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在清代学术文化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师巨匠的名篇佳作117篇。覆盖了传统学术中立志、立言、立节、立功、原性、原道、原人、原命等事关为人处世之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以及作学为文之旨趣尺度等重要问题。对研究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清代士林风尚、价值取向，以及学术思潮与流派的发展嬗变极具参考价值。

再如户政纲，共二十八卷，分理财、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钱币、榷酤（酒税）十一个子目，收文517篇，几乎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这反映了编纂者对社会经济的关注和偏爱。这些文章虽然对清代国家经济所涵盖的所有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其中对税收、农业政策、漕运、盐法、币制等清代经济中的焦点与热点问题研究最多。诸如漕运（海运是漕运的一种替补形式）、盐法、河工在明清两朝被称为“三大政”，它们直接维系着封建王朝的物资供应、税收来源与民生稳定等重大问题。然而自清中叶以后，由于吏治的日趋腐败，这些“大政”亦弊端丛生，国家的财政非但日趋窘迫，捉襟见肘，就是下层民众也是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已经到了不改革就无法运转的地步，于是一些忧国忧民的经世学者和经世官僚们悉将关协的目光投向这些“大政”。尤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经世学者既着眼于实际，注意总结与汲取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亦重视实地考察，如包世臣为证明海运可行，“曾游上海崇明，登小洋、马迹诸山，从父老问南北洋事，稔海运大便。”（《海运南漕议》，《中衢一勺》卷1）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使经世学者的方略对策中，常常含有一些科学的成分。而《皇朝经世文编》则收录了不少如此关注现实、究心时务的经世之作，如书中所收包世臣《剔漕弊》、阮元《海运考》（上下）、陶澍《覆奏海河并运疏》、巍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阮元《古兰泰盐池客难》、严如熠《论川盐》等等都是这样的名篇佳作。

从上述不难看出，《皇朝经世文编》为研究有清一代社会的兴衰隆替、政治的得失成败、经济的荣枯盛衰、文化的扬弃传承都提供了价值弥足珍贵的资料。

　　二、开启了经世致用的一代新风。

从《皇朝经世文编》之丰富翔实、系统齐备的内容中，不仅可以看出其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之经世致用的良苦用心，就是从其撰述旨趣、编撰原则和选文标准等方面亦可看出其鲜明、自觉的经世致用意识。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明确地指出以“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寔用。……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亦即以实用、经世作为贯穿全书的灵魂和撰述旨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魏源为该书制订的选文标准是：“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时务莫切于当代，万事莫备于六官……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然时易势殊，敝极必反。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矣。星历掌之专官，律吕只成聚讼，务非当急，人难尽通，则天文乐律之属，可略焉勿详也。……其他纪述之作，虽工焉勿登也。”就是说一切从社会现实出发。魏源在为贺长龄所作的《皇朝经世文编叙》中，又进一步强调了这种认识，不仅指出经世当以实事、实功、实效为务，以及关注现实、究心时务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而且也明确表示《皇朝经世文编》就是为当时社会及后人提供可资取法的经验与启示。在此基础上，魏源详细地阐述其编撰《皇朝经世文编》的宗旨就是为了“质之往古如贯串，措之当世若指掌。欲脱全稿，尚待他时，先出是编，以质同志。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选举、考察、职掌之必悉，而后可以审立官；赋榷、俸饷、出入之周知，而后可以制国用。度律、等威、服制，不明其别，何以辨五礼之仪文？山川、关塞、邮驿，不审其方，何以筹九州之控驭？明罚敕法，准乎律例，如程物之有衡。堤防疏浚，各有情形，必左图而右史。盖土生禾，禾生米，米成饭，而耕获舂炊，宜各致其功，不可谓土能成饭也。脉知病，病立方，方需救，而虚实补泻，宜各通其变，不得谓一可类推也”（《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为匡世济时、救偏补弊而急于为当时社会寻找药方的迫切心情充溢于字里行间。正是这种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鲜明自觉的经世致用意识，使《皇朝经世文编》成为十九世纪前期倡导经世致用思想的典范之作，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学术界确实存在着诸多弊端，欺世盗名，不谙世事时务，烦琐僵化。“大概近日所谓士，约有数端：或略窥语录，便自命为第一流人，而经史概未寓目，此欺人之一术也。或略窥近时考证家言，东抄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此又欺人之一术也。最下者，文理不通，虚字不顺；而秦权汉瓦，晋甓唐碑，撮拾琐屑，自谓考据金石，心极贪鄙，行如盗窃，斯又欺人之一术也。”（沈□：《落帆楼文集》卷8《与孙愈愚书》）在这种情况下，《皇朝经世文编》的问世，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盛誉。盛康称《皇朝经世文编》是：“……辑开国以来诸家奏议文集，成《皇朝经世文编》百二十卷。巨典宏规，于斯焉萃，言经济者宗之”（《皇朝经世文续编例言》，《皇朝经世文续编》卷首）。这里不仅盛誉了《皇朝经世文编》的体大思精和宏篇巨制，而且指出了该书在开启一代经世致用新风方面的先导作用。《皇朝经世文编》还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反响。俞樾描述道：“自贺耦耕先生用前明陈卧子之例辑《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榘□，几于家有其书。”（《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序》，《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卷首）该书自道光六年（1826）冬月成书刊行后，便销售一空，后因满足时人的迫切需求，《皇朝经世文编》先后多次翻刻，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知版本有17种之多。除道光七年（1827）初刊外，以后都曾多次刊刻。仅光绪年间，就校印刊刻了11次。目前容易找到的是1992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皇朝经世文编》之开启一代经世致用新风的先导作用亦表现在对其后学者撰述取向上所产生的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该书问世后，就有不少学者竞相仿效，致使“经世文编”体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至民国初年余波犹在。据仅能见到的材料统计，《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仿其体例，以经世名编者甚多，现今已知的各种“补编”、“续编”、“分类文编”、“新编”、“统编”达二十种之多。

总之，《皇朝经世文编》将当时士大夫们从不问世事不通时务而沉湎于故纸陈编中寻章摘句、雕琢虫鱼的注意力，引向着眼现实和关注国计民生，对转变十九世纪学风与思想启蒙等方面所起到开拓作用，厥功至伟。对我们今天研究十九世纪的学风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它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