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是西方资本主义企图征服封建中国的第一个回合的斗争。腐败不堪的清王朝一经交手就败倒在英国侵略者的脚下，中国的历史进程由此发生了一个大转折，开始从独立自主迈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历程。中国社会性质的这种大变化，向国人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命题。在这关键时刻，林则徐和魏源等人以敏锐的眼光透过西来的薄雾，朦胧地看到了中国的出路，大胆地提出了向自己的敌人——“夷人”学习的主张。尽管在当时响应者寥寥，但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像一道闪电，给沉闷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亮光。林则徐和魏源开启的这一跨越国门的新风，给近代中国社会留下了不灭的影响，其中在19世纪60至90年代由洋务派掀起的洋务运动，就是这一新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社会大实践。不管洋务运动有多少可被指责的地方，它毕竟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不可缺少的一环，理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鲜明的时代反差

当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的时候，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还是大体同步的。虽然早在14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已经透露出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高潮却是在16至18世纪，而这时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有可观的发展，手工工场和包买商人出现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日益活跃。据史书记载，还在元朝至正年间（134l—1368年），江南地区即已存在拥有织机四五具和佣工十数人的丝织作坊。至明朝万历年间（1573一1620年），仅苏州一地就有完全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丝织工人数千；江西景德镇从事瓷器生产的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民营冶铁业的生铁产量，早在明朝宣德九年（1434年）就达13831吨，嘉靖（1522—1566年）以后更至45000吨。到清朝的时候，各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由于明清之际，特别是到了清朝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十分成熟和日益腐朽，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依然如故，使这些萌芽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长期停滞的现象，并由此导引出中国和西方世界相异的历史行程。

在以西欧为中心的西方世界中，1644年英国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1783年，经过八年奋战的美国获得独立，建起了美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789—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更是一次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向封建势力猛烈冲击的深刻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话，那么“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马克思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走向资本主义。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冼礼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影响或强迫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接受它们的资本主义“洗礼”。其中首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由于在18世纪中期率先进行“产业革命”，国力最为雄厚，而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疯狂。到19世纪前期的时候，它已经拥有200多万平方公里，一亿人口的庞大殖民地，成为世界霸主。它自西徂东，其中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成为它在亚洲扩张殖民势力的据点。到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不但把整个印度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且吞灭或控制了与中国毗邻的缅甸、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地。在同一时期，法国殖民势力插进了越南、柬埔寨等地；朝鲜也受到英、法、美、俄的窥伺；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都在向亚洲扩张殖民势力。这样，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之间便没有多少缓冲地带了。

还在1792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英国政府便向中国提出了类似50年后的《南京条约》内容的苛刻要求，如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通商口岸；在北京设立使馆；将舟山群岛中的一岛划归英国；拨出广州的一块地方供英国人居住；减免广州、澳门的英国货物关税等。由于当时正值“乾隆盛世”，清朝皇帝在敕驳英国要求的同时庄严声明：“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英国殖民者在中国的万里长城面前碰了壁！但它没有因此敛手，而清朝的衰世却接踵而至，这样，咄咄逼人的英国殖民扩张势力同江河日下的老大封建中国的衰败国势，便形成鲜明的对照。

已有几百年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夕，仍然浸泡于封建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土地集中迫使大批农民无地可耕的现象，并没有像西方如英国的圈地运动那样给资本主义带来活力，只是同以往一样，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由此带来的农民反抗斗争，而与资本主义无缘。本来就有限的货币，大多被用于土地买卖，甚至被埋入地下，而未成为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传统的自然经济虽然是抵御外来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铜墙铁壁”，但也是阻碍中国自身资本主义萌芽正常发展的高浓度的“盐碱地”，形成一种自我窒息的力量。

马克思说过：“世界贸易和世界的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但是清朝政府恰好在乾隆盛世正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一国策，在主观上是满洲统治者防卫西方海盗和防止汉族人民反抗的措施，但在客观实际上却使中国萌芽的资本主义无法跨出国门，更把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相隔绝，自我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令曾经光照世界的中国日益黯然失色。

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朝统治者对外间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不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究竟位于何方盲然不晓，鸦片战争已经打响两年，道光帝还在问“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甚至把一些国家的名称弄得混乱不堪，将明朝人对葡萄牙的称谓“佛郎机”套在西班牙、法国的头上。诸如此类的事情屡见不鲜，哪里还有可能谈及什么远见卓识和制订相应的适宜对策？情况恰如帮助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德国人郭士立所说的：“清朝百事泥旧，毫无进步倾向，惟知傲慢自尊，不顾世界大势”。闭关政策只能是清政府“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的民族自杀政策。

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时候，关门治国只能使国家无以为治。果然，清王朝在康、乾盛世之后便迅速走向衰落，吏治腐败，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经济落后，科技陈旧，最后导致阶级斗争尖锐，政局不稳。在19世纪前半期，清王朝碰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严重挑战。鲜明的时代反差，预示着清王朝将在这场命运攸关的“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二、中国历史的新命题

1840年6月，由大约4000名官兵所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抵达广东海域，英国资产阶级“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鸦片战争随即爆发。这支英国侵略军前后总数不过29艘军舰、80艘辅助船舰和一万多陆军，但以所向披靡的势头打败了拥有近百万大军的四亿人口的中国。这是为什么呢？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是因为它的对手是守旧顽固的、投降主义的、猜忌汉人的满清统治者。也就是说，腐烂了的封建主义决不能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尽管当时哪怕是最有觉悟的人们还远未认识到这一点，然而以天朝自居的堂堂大国败在所谓“蛮夷”之邦英国手下的严酷现实，毕竟犹如晴天霹雳使清朝统治者感到震惊。他们从不同角度在寻找答案和应付之策，其中钦差大臣耆英说：“其意不过赏给码头，贸易通商而已，尚非潜蓄异谋”，条约订立，自然息事宁人；两广总督徐广缙说：“驭夷之道，不外羁縻”，以妥协了事；广东巡抚黄恩彤认为“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主张把精力放在防范国内人民的造反方面；根据这些意见，道光帝以对外“一切隐忍待之”作结。

但是某些地主阶级有识之士的看法却与此迥然不同，他们从现实出发，力图找到鸦片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和雪此耻辱的切实办法。

鸦片战争前夕，一些不满现实的士人已在揭露社会弊端，探寻中国的出路，龚自珍就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个。他认为中国已经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的衰世。要振衰起废，就必须进行改革，可惜他所设计的社会改革方案不但没有新的内容，甚至含有倒退的色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何敢自衿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大转折的关键时刻，真正目光敏锐，勇于应战，并能提出新的救国方案的，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林则徐和魏源等人。

林则徐任官早年，即以革除弊政、关心民瘼、为政清廉，甚至敢于用“民为邦本”的思想与道光帝的指责抗辩，而赢得“林青天”的荣誉，使“大江南北数十州之远，亿万户之众，……莫不知其为好官”。广东禁烟的实践，更使林则徐的思想获得进一步升华，很快就放弃了“闭关绝市”的旧思想。并做了许多前人未做或做之甚少而对近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开创性工作。

首先，积极刺探西事。林则徐被革职后，前来广东接替主持广东军务的琦善，一到广州便说：“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琦善从反面道出了林则徐追赶时代潮流的超人之处。魏源说：“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林则徐聘请了包括第一个华人传教士梁发的儿子梁进德在内的四个英文翻译于幕府，尽量译出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各种报刊书籍等，其中《澳门月报》、《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都是在这个时候翻译为中文的，甚至1839年在伦敦刚刚出版的地尔洼的著作《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也被摘译出来。

第二，虚心求教西人。林则徐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方，以及对外交涉的需要，总是虚心求教西方人士。他到广州之初，起草了一份道光帝认为“得体周到”的致英国国王的照会，尽管幕中翻译袁德辉已经把它译成英文，但他还是请美国商人威廉•亨特回译为中文，又请美国人伯驾另行译出一份照会英文稿，借以互相参照，慎重定稿。就在这个时候，他在破例请求美国医生伯驾治疗疝气的同时，求教这位美国人从医学的角度“谈谈对鸦片的看法，以及对那些已染上烟瘾的人的一般治疗方法”。同年末，林则徐还在广州天后宫接见了在中国海域遇险的英国船员15人，既向他们宣传中国的禁烟政策，又希望他们到黄埔去做正当的贸易，并询及有关国际知识，最后诚恳地请他们入内室修正有关订关文件英文稿的错讹之处。

第三，主张“师敌长技以制敌”。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说，林则徐在1839年6月禁烟后，即拟利用其他各国与英国的矛盾而取“以敌攻敌”策略，同时主张拨款300万“造船铸炮”，“师敌长技以制敌”。为此，林则徐在主持广东事务的一年半中，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工作，不但向外国购置新式船炮火器，以加强广东防务，提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御敌要言，而且主张“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抽拨粤海关税银以制造新式武器，改善清军装备。

林则徐的这些所作所为，都表明他不愧是一个为了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而敢于冲破闭关政策迎战侵略的伟大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丛报》说他是“从辽阔的东方到遥远的西方”都受到人们“特别看重”、享有连中国皇帝都未曾获得的崇高“声望”的，“具有超越国人的远见卓识和无限的报国之心”的、“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日本爱国志士高杉晋作在十多年后来访中国时，还表示愿以“千金”购得林文忠公之“著书”。

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喊出“向西方学”呼声的人，那么他的好友魏源就是首先继承和发展他这一超凡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

在鸦片战争前,魏源虽是与龚自珍齐名的今文学家，然而他对社会弊端的批判远不如龚自珍深刻，甚至反对“革弊太尽”。但是鸦片战争的强烈刺激，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发愤写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两部传世之作。如果说《圣武记》是一部以怀旧来激励愤发精神的文人爱国感情之作，那么《海国图志》就是一部敢于打破传统格局，引导人们面向未来，到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新世界去寻找中国新出路，从而体现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的“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开创篇。正是《海国图志》，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揭开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历史的新篇章，中国近代百年的许多新人新事，几乎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它的思想渊源。

《海国图志》同当时其他类似书籍相比，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且专门“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在书中严肃地批判了清朝闭关锁国政策，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闭关政策把中外隔绝，一切防夷、制夷之策都无从谈起。只有打破这一锁国政策、“夷夏之防”，进而“师夷长技”，才能达到“御夷”和“制夷”的目的。魏源《海国图志》的精华和核心，正在于它“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与主张。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包括了应付时局的手段—一“师夷长技”和目标——“制夷”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那么“夷之长技”是什么呢？魏源说：“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为此他建议首先在广东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两个地方设置造船厂和火器局，仿照清初钦天监聘请外国人主持其事的先例，聘用美、法两国的管理人员一、二人，分别携带工匠前来主持船械制造，延请西洋舵师教练，“行船演炮”技术；要求清政府相应改革武科举选拔制度，“有能造西式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在是，不以工匠、舵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魏源认为，只要这样做了，不用很久，“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鸦烟自不敢来，纹银自不透漏，以用财为节财”，甚至能“守在四夷，折冲万里”。

针对封建守旧派长期坚持的排斥先进科学技术、压制新式民用工业的所谓“奇技淫巧”谬说，魏源提出了只要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的新见解，主张广泛制造民用产品，不但认为“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专造舰船的军工船厂可以兼造商船；“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军火工厂也可以生产机械和“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总之，“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指军工厂）造之”。而且提倡开放民用工业，“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船械皆可由民自造，何况其他！学习西方兴办民用工业的目的是什么呢？同样是“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师夷制夷！魏源坚信，如此做去，中国必将“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海国图志》对西方民主制度也透露出某种羡慕之情，在以肯定的口气介绍英国议会制度的同时，称誉四年一届的美国总统选举制“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凡“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这样的议会制度“可不谓周乎！”认为如此民主的美国政治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对“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和“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更是赞叹不已，说这岂不就是“西土之桃花源！”

林则徐“师敌长技以制敌”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如出一辙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大命题。他们都是鸦片战争时期反映和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有识之士，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杰出代表，其思想认识水平实为前人和时人所不及，“药方只贩古时丹”的龚自珍姑且不论，就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夸赞几乎不亚于魏源的梁廷枬，当接触到中国“何去何从”这样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也起而反对“师夷长技”的主张，说“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古今无是理也。”

梁启超说，世上“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应时之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无论就当时的进步性，还是对后世影响的深刻性，首创“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林则徐、魏源，都是无愧于身兼“应时人物”和“先时人物”双重荣誉的杰出人物。

　　三、学习西方的社会大实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平静几年便先后发生了相互交叉的两件大事，一是从1851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二是1856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它们都给了清王朝几乎致命的打击。但是北京沦陷不但没有使清政府覆灭，反而造成了中外反革命势力勾结镇压太平天国的局面，并且终于把太平天国镇压了下去。清政府依然统治着中国。然而这两件大事毕竟强有力地震动了清朝当局，使其中一部分掌权人物产生了对时局的新看法。他们迅速地构成了清朝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新的政治派别，这就是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指导下，掀起了为时30年的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

首先明确表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就的体现他“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心得的《校邠庐抗议》中说道：“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这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认为要雪此耻，“莫如自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一改“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这四大“不如夷”的状况。相信“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当有党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冯桂芬的这一见解与魏源很相似，因此他十分欣赏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冯桂芬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扮演了从林、魏改革派到曾、左、李洋务派的过渡性角色，从而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的演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洋务派兴办洋务，是出于对时局的考虑。而在洋务运动之初中国时局的特点，一是内忧（太平天国），二是外患（外国侵略者）。过去人们对洋务运动镇压太平天国的目的给予高度重视，当然是十分正确的。但由此忽视了它对外御侮的一面，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其实，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明确具有对付内忧和外患的双重目的，所谓“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明靖内奸，暗御外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在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内忧”大体已被解决之后，“御侮”便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目标。李鸿章就一再强调：“外国猖狂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奇变，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当1874年日本侵我台湾之后，“御侮”的洋务观表现得更加强烈，浙江巡抚杨昌浚说：“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包藏祸心，莫不有眈眈虎视之势。日本，东隅一小国耳，国朝二百年来相安无事，今亦依附西人，狡焉思逞。……故为将来御侮计，非豫筹战守不可。即为目前和局计，亦非战守有恃不可”。应该说，包括国防、军工、民用企业在内的洋务事业，就其整体来看，并没有脱离御侮这个大方向。要御侮就得自强，要自强就得学习西方，所以奕?说：“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显然，洋务运动本质上是清朝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手段的自救运动和自强运动。这样的洋务运动，无疑是对发端于鸦片战争时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思潮的第一次社会大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同样具有开创的意义。

以往人们在考察以林、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以曾、左、李为核心的洋务派关系时，多半肯定前者而否定或基本否定后者。我以为这是不当的。如果从本质联系着眼，上述前后两派人的所处环境、阶级归属、基本思想，大体上都是相同或相通的，甚至是完全一致的。

为时两年的鸦片战争，使天朝皇威在实质上从天上跌落到地下，从而使原先“铁板一块”的清朝统治阶级分化出某些对时局甚感耻辱或震惊，并由此开始寻找中国新出路的有识之士。历时四年并居然把清朝政府赶出北京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把天朝皇威踩在脚下，如此奇耻大辱，加速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分化，出现了决心用新的手段来“切实振兴”大清统治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政治集团。前者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后者便是洋务派。就战争的结果和后果来说，两次鸦片战争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程度的差别：一次比一次严重。洋务派已经深深感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此而极力鼓吹“及早变法”，以变法求强为出路，说：“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

很显然，无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还是洋务派，他们都在民族灾难面前积极寻找摆脱这种灾难、拯救清朝统治的新方略。他们各自的救国方略是什么呢？林则徐说是“师敌长技以制敌”，魏源说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敌”“夷”概念同一，林、魏的主张完全一致。洋务派认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只有弃我之短，取彼之长，以冀渐有进境”。说如果“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我们看不出改革派和洋务派的这些主张究竟有什么本质差异，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来保卫大清江山，是他们所共有的主旋律。

在阶级属性方面，改革派林、魏诸公和洋务派曾、左、李等人，都是清王朝大大小小的当权人物或依附于当权派的人物。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个比较完整表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冯桂芬，就是说明改革派和洋务派阶级属性同一的典型人物。冯桂芬的出身同他们并没有两样，且是道光二十年的一甲二名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受赏三品卿衔，既是林则徐的门生，又是李鸿章的幕僚，甚得李鸿章、曾国藩的赏识。冯桂芬同曾、左、李一起手染太平军的鲜血，而林、魏对待农民起义的立场和他们是一致的。大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把冯桂芬视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由改革派向洋务派转化人物者皆有之，其实这三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在本质上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说明改革派与洋务派本质同一的例证，如洋务派御史陈廷经在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鼓吹洋务的奏折，实际上是对二十一年前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的抄袭之作，甚至大段文字相同者比比皆是。

无论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真正兴起的洋务派，都由于面临外敌侵略而带来的民族灾难，萌发了救亡图存的政治思想，制订了详略有所不同但本质一致的救国新方略。他们都是清朝统治阶级中不同于顽固守旧派的一派人物。虽然在时间概念上他们是两代人，但是不管从什么角度讲，他们的政治本质和思想本质都是相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没有质的歧异，只有承继和补充的关系。毫无疑问，“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提出的当时具有划破长空的伟大意义，是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起步，而把这一思想付诸行动的洋务运动，则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首次社会性实践，同样是功不可没的。

历史总是一环紧扣一环地不断延续和发展的，林则徐、魏源在中国近代史开端时刻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命题，是经过洋务运动这一环节才与康有为、梁启超以至孙中山挂上钩的。他们各有各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由于开创性地提出学习西方新命题的是林则徐，而在回答这一历史命题的斗争中获得他人无以伦比的丰功伟绩的是孙中山，因此林则徐和孙中山理应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比他人更为突出和崇高的荣誉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