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都是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地主阶级派别。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也有少许不成熟的看法，略加陈述以就教于学界。

　　一、从萌芽到生根的进步思想

改革派和洋务派在政治思想上到底有没有继承关系？如果有，他们的共同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需要明白的问题。

有的论者认为他们之间没有继承关系，因为改革派是今文经学派，对理学与汉学持批评态度，而曾国藩等在学术上则兼采汉宋，是著名的理学大师，恰好是他们批驳的对象。也有人认为左宗棠是今文经学派，因而让左宗棠作了后继者。深入考察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思想变迁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林、龚、魏属于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的学术流派，在鸦片战争前，他们注重研究当代制度及其历史沿革，富有务实、变革与进取的治世精神，反对宋学空谈心性和汉学的训诂考据。魏源认为宋学“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汁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汉学逃避现实，烦琐考据，“毕业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正是由于有这种注重现实关心时候的思想，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他们心目中激起的反响比其他人大得多。他们迅速地把眼光从国内转向国外，“经世致用”思想成为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思想基础。在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中，龚自珍更多地是对“衰世”的鞭挞，而少于对“变世”的预测。在他的思想中已经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但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新世界。林则徐是他们之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一个，他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线，对新形势很快作出了明智的反应，但他的一生主要精力是处理实际政务，魏源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在鸦片战争后思想的集大惑者。他一生的坎坷仕途及其较低的社会地位，使他更能畅所欲言，丰富的阅历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使他最有深邃的思想意识。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发愤著《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激励后人，学习西方，抵抗侵略。对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奇耻大辱他是刻骨铭心的，当统治阶级中绝大多数人认为“万年和约”已经平息了战祸，他却觉察到问题决非如此简单，而更应该积极加强武备，并且强调“过时而悔，悔而能改，□可补过于来时”。令人喟然长叹的是这位“积感之民”的呼吁并未引起统治者的反响，这种闪光的思想瞬间即逝，像一泓死水的微波，整个19世纪50年代没有引起士林的兴趣。

经过“创巨痛深”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派认识到中国历史格局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西方国家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严峻的形势激起了他们对时代的危机感。危机叠出、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呼唤士人们把学术服务于现实，于是作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经世致用”思想便显而彰达，成为洋务派的思想基础，也正是这种务实的思想把洋务派推上了政治舞台，李鸿章认为“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足见他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曾国藩是著名的理学大师，但他不囿于门户之见，而兼采汉宋。张之洞立足汉学，兼容宋学，他提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学以致用思想。总之，洋务派尽管在学术思想上有宋学、汉学等流派之分，但他们都把“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于他们的思想之中，成为他们思想的主流，这是有其深刻社会根源的。张之洞对宋汉门户之争的评论是很中肯的，他认为：“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他的看法就是对洋务派思想的表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才能够正视现实，认识大潮流，承认自己落后而向西方学习以求迎头赶上。社会处在变革时期，首先应该觉醒的是知识界；要实现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人的思想观念变革。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宋学汉学却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洋务派认识到“今日所急唯在力破成见，以讲求实际而已”。必须在思想领域同顽固派进行斗争。如果说地主阶级改革派“开眼看世界”的主张只是几个书生私下的议论，没有唤醒沉睡的国人；那么洋务派则不同了，他们必须毫无掩饰地打出自己的旗帜，直接地面对顽固派的压力，不断地披荆斩棘开辟自己的道路。经过60年代关于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天文算学馆的争论，70年代关于应否停造轮船的争论和80年代关于修建铁路问题的争论，洋务派同顽固派在思想战线上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激烈交锋，把众多的士绅卷入过去，并通过他们感应与拨动产生了具有全国性的影响。顽固派的旧思想旧观念才开始受到冲击，林、龚、魏的新思想萌芽终于在凄风苦雨中扎下了根，由片断的思想发展成为普遍的思潮。尽管布新与守旧的斗争仍在继续，但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先进思想，它总会茁壮成长起来的。

　　二、从理想到实践的洋务活动

地主阶级改革派所处的时代正是“天朝上国”刚刚和地上世界开始接触，而且这种接触是在大不列颠的枪炮声中猝然临之，中国人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这些睡眼方醒的改革派正是通过侵略者的武器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是直接交锋的结果。因此，他们怀着抗御外敌侵略的急切心情向国人介绍的首先是世界各国的史地等知识和科学技术，尤其是与军事有关的科学技术。通过五大洲、四大洋的描述第一次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把中国人带入了一个新世界的“大观园”。朦胧地认识到了西方某些制度的优越性，第一次表达了向西方学习的初步愿望，开始了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他们的求索精神是十分宝贵的，开启了一代新的风气，也为洋务派的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如果说时代赋予道咸间经世人物以“开眼看世界”的职责。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洋务派要担负起把经世思想变成举办洋务实践活动的任务。它们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阶段，洋务派在实践的过程中承继了林、龚、魏的思想，并随着具体的实践活动更发展了他们的思想。

鸦片战争中，中国人的感受就是英国远征军的“船坚炮利”，魏源比一般人的认识高出一筹，他概括出洋人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那么“师夷”也就在这三个方面。在他的心目中，鸦片战争的失败只是一个军事问题，只要这三个方面赶上西方，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他断言“此后则非海战不可”，因此，他的主要着眼点是在于建立近代化海军舰队。在《筹海篇三•议战》中，他提出在虎门外的沙角、大角设置造船厂、火器局。制造军舰所需经费、材料、人才的可行性以及水师人员的配备、兵饷他都详尽地做了规划。为了对付“海战”，他甚至设想“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论者都以此作出结论说，魏源不但提出了建立新式军事工业的主张，还预见到中国可以从仿造西方的武器开始，进而发展到制造新式民用工业品，提出了允许商民投资经营这些工业的主张，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发展民族工业要求的先声。有论者更以此来和洋务派在民用企业上采取“官办”、“官督商办”作比较来说明洋务派不是林、龚、魏的继承者。果真是洋务派在此打折扣了吗？其实不然。魏源认为“西洋货船与兵船坚固同，大小同，但以军器之有无为区别。货船亦有炮眼，去其铁板，即可安炮。”这样商般便可“佐战舰之用”。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出于“海战”的考虑，他才有上述主张，仅此而已。关于制造新式民用工业品是他在论及设立火器局时提出的。首先是生产军用品，“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选之”。看来，新式工业品至多也是军事工业顺便生产的“副产品”。除了为了“海战”的“商艘”外，他没有提出允许商民投资经营其他民用工业的主张。因此，魏源所主张的“商办”并不意味着他提倡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他的经济思想不具有资本主义倾向。当然更不是中国近代发展民族工业要求的先声了。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很肤浅，这是合情合理的，正如王韬所言：“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林、龚、魏的功绩在于首开风气。开风气者往往自己的认识并不深刻，却具有思想上的意义。

洋务派实践活动的范围远远地超出林、龚、魏设想的范畴。他们首先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企业和筹建了三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并且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企业，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切身体会到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内在联系。洋务派还进行了改科举、办学堂、译西书、遣留学、派公使等一系列活动。所有这些使“师夷长技”有了更丰富的内涵。洋务派在“师夷”的目的方面也更上升到一个新阶段。魏源的“师夷长技”只是为了“制夷”，而洋务派却把“师夷”作为“自强”的手段。在此基础上洋务派产生了关于“西学”的概念，较之改革派的“西技”要深入多了。洋务派对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