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不得不讲洋务派的先驱魏源，讲魏源不得不讲他的巨著《海国图志》。洋务派（撇开它末流的各种畸变）的宗旨或曰中心意图，正如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所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了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不但要知己，更须知彼；因此首先必须向懵懵然只知天朝大国的士大夫作世界大势的启蒙，打开人们全球性的眼界。《海国图志》绝不仅是世界地图和世界地理书，也不仅是世界沿革地理和中外交通史的汇编，它甚至还不仅是迄十九世纪中叶为止中国先进人士所掌握的世界知识的汇集，更是一部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兴邦御敌而作的百科全书式的战略参考资料书。

中国向有“左图右史”之说，曾多次见近人的文章中将此语解释为一面读史，一面按图，大误。其实“左图右史”只是指图书充盈于左右。儒家经书中关涉到地理类的，如《禹贡山川地理图》之类也都是宋元以后的推想之作，顶多只是大致示意的勾画。二十四史中都有“地理志”、“外国传”的设置，但连方位地望的示意图也从无一幅。国内地理还有官府的郡县图录和地方志上的疆域图可以大致指示方位里程，国境周遭的邻近国家的地理情况，都得自使节的身经和耳闻的传述，所记尚且模胡，更无法形之图象。由于历来史地之书都无图，所以这部纪海外万国（即“海国”）情事的《海国图志》因为“图以经之”（《原叙》），特在书名中标以“图”字。

古人的域外知识贫乏，虽然《史记·大宛列传》就已提到黎轩，即大秦，亦即当时欧洲的罗马帝国；以后历朝正史也循例有“外国传”。但除对周邻各国大抵以藩属待之。故稍叙情况外，不很留意远域；当时的自足环境，似乎也没有探索域外知识的现实需要。直到明代中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诸国到东方来进行贸易和海上掠夺，并和当时的倭寇勾结为患时，沿海国民及防治海疆的官员才渐渐注意海外势力。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带来了《坤舆图说》（一名《万国舆图》），艾儒略继而撰述《职方外纪》，中国人才恍然知道世界竟有如此之大，中国之外还有那么多的海陆国家，但也只限于极少数思想开明、务实求真之士。于是有少数精英自己写出了世界知识的著作，如万历间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张燮的《东西洋考》。治海疆军务的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则主要是由于抗倭的军事攻防而涉及一点西方国家的零星知识。绝大多数国人包括主流的保守固陋的知识界人，也对域外事务漠不关心；对西主教士传来的地理知识视为荒怪渺茫之谈，欧洲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时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摇撼“天朝上国”。真正迫使中国人憬悟的是十九世纪前半叶西方列强的入侵，特别是以炮舰推销毒品的鸦片战争。

可以肯定地说，《海国图志》是由鸦片战争催生的。它的最初版五十卷本序言作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1843年1月），正是鸦片战争的后两年。它不是为探求域外新知，而是为了保国图强、克敌御侮而作。因此，全书在展示世界各大洲地图和论述各国史地形势之前，先冠以《筹海篇》四议（令人想起胡宗宪因经营抗倭而作的《筹海图编》），分别论述守、战、通商交涉的战略策略，全书也是为了知己知彼以达到“以夷制夷”的对付外侮之道。因此，除了地理知识外，也历述世界各国的政制、民情、宗教、历法、兵制、贸易等诸方面的情况。又有将卷前《筹海篇》付之实际运作的四卷《筹海总论》，综议东南海疆特别是广东沿海的市舶、武备乃至外夷动态，这当然由于魏源是林则徐的同志和朋友之故。后续部分并以十二卷叙述西方新式战舰、大炮、火枪等武器的制造运用之法，也正是洋务派讲求坚甲利兵思想的先声。这一当时世界知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是早期洋务派的主张、眼界、知识、心态的汇集，包括当时的认识局限、某些地理上的谬误和不精确，都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水平，所以是治近代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另一个也许是今日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是在沿草地理方面的知识，作者编著了正史和其他有关载籍关于外国地理的材料，从汉唐到明清的地名、情况叙述的变异，进行了辨证，对治史地者极为有用。

此书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刊行五十卷本，又于咸丰二年（1852）增刊为一百卷定本，晚清时流行极广，几乎稍涉新学的读书人家都有藏本。二十世纪后，大概由于某些知识已较陈旧，逐渐不为专业以外的人所注意，经“文革”之劫，大概只有图书馆初具规模的单位资料室才能找到了。这回岳麓书社重印了由暨南大学陈华等五位专家辛勤经营十余年的校点注释本，确是善举。

平常谈中国古代史地书最头痛的是，对域外地名的译名不一，同一名译字各异，前后的载籍译法不同，有的还可以猜得出所指实地，有些简直莫知所指。本书注释的最大辛劳，是对外国史地专名和中国边疆地名作了完备的注释，一一出具原文，今昔译法不同者，指出现今通译，古今地名不同者，注出对应的今名，省却了读者大量检索之劳。只要比通常校勘误字讹文之类要费十百倍的工夫，对读者来说真是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