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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与学会
作者:李龙如
【摘要】算学社。谭嗣同于1895年7月(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为书数万言上欧阳瓣姜师(欧阳中鹄),请废经课,兼分南台书院膏火,兴算学格致”。并上书湖南学政江标,请求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谭嗣同拟订了《开馆章程八条》和《经常章程五条》。
  谭嗣同创办的学会

(一)算学社。谭嗣同于1895年7月(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为书数万言上欧阳瓣姜师(欧阳中鹄),请废经课,兼分南台书院膏火,兴算学格致”。并上书湖南学政江标,请求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谭嗣同拟订了《开馆章程八条》和《经常章程五条》。“暂赁房屋以为开馆之地”,“聘请总掌教兼充本馆总理一人,以资表率”;“聘请生徒十人,以入馆肄业”;“雇厨役一人,杂役一人,以供使令”。每一日“上午三点钟,下午二点钟,学习算法”。“余时温习经、史,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格致诸书,及各新闻报纸”。上述拟议,因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又值浏阳发生天旱,虽经学政江标批准,但以经费困难而没有贯彻执行,暂时延宕。谭嗣同等只好自行筹款,“每人出制钱五十缗”延师购书,在浏阳文奎阁成立了一个规模不大的算学社,仅十六人组成,聘请新化晏孝儒(字云卿)为教习,讲授算学。“算学社”,系湖南第一个学会,亦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学会。是谭嗣同在团结志士“作育人才”方面的一个开始。实现了他“先小试于一县,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谭嗣同《上欧阳瓣姜师书》)的初愿。其意义是重大的,梁启超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谭嗣同“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摩厉,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梁启超《谭嗣同传》)。

(二)测量学会。1897年5月2月(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谭嗣同、杨文会、刘聚卿、茅子贞等在江宁(南京)花牌楼池州杨公馆成立测量学会。谭嗣同拟了章程,主要内容是:曰练习、仪器、曰专精一门。一测立距,一测平距,一分测,一会测,一绘图,一定尺,一日记,一著说。并准备购置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纪限仪等各种仪器。“拟每人先习一器,各专一门,先联合同志数辈行之,俟成效既著,徐图扩充”。

(三)南学会。谭嗣同等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开始筹划,至次年2月21日(阴历二月初一日)正式创办了南学会。会址设在省城长沙巡抚部院孝廉堂。南学会“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学会成员,先由巡抚遴选本地绅士10人为总会长,再由这10人各举所知,吸收为会友,每州每县须要有会友3~l0人。会友分为三种:一、议事会友,由南学会的创办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充任,议定章程及其他重大事情;二、讲论会友,必须是学问渊博,擅长言词的人担任,定期开讲,随时答问。公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三、通讯会友,远道寄函,随时酬答。如各州、县士绅等,对新学新政有疑问时,可随时函询。要使“官绅士商,俱作会友”,“以通上下之气,去壅阂之习”。“欲将一切规制及兴利除弊诸事讲求”,以“通民隐,兴民业,卫民生”,对于地方重大兴革事项,加以讨论,提出具体方案,供政府当局参考。入会者达lO0O余人。

南学会活动的主要方式是讲演。每讲演后还进行答问;若答问中有带普遍意义的,再作讲演。“学会设藏书楼一区,广庋图书,会友平时欲观图籍可携笔砚亲赴书楼钞写”。

(四)群萌学会。谭嗣同、唐才常等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在浏阻成立了群萌学会。《群萌学会章程》指出:“本学会以群萌为名”,“因群学可由此而萌也”,据《浏阳群萌学会公致南学会书》记载:“泰西格致学,若轮船、铁路、电线,大率起于百年以来,是皆统一地球之朕兆,而西人先我发之,况其时正当吾华考据风行之日,吾日以虚文课其士,而彼日以实用昌其徒,骎骎乎有凌轹五洲之势,不独挟以傲我钳我也。支那人士,脑气最灵、资乃先导,深入其阻,未必不青胜于蓝也”。

(五)延年会。谭嗣同与熊希龄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在长沙湘报馆内创办了延年会。谭嗣同在其《延年会叙》中云:“少一分之纷扰,即多一分之闲暇。无纷扰,有闲暇,则一日可程数日之功,一年可办数年之事。统合算之,将使一世之成就可抵数世,一生之岁月恍历数生,一人之才力若并数人。志气发舒,智虑兴起,境象宽衍,天和充畅,谓之延年”。使大家懂得“文明愈进,其事必愈繁,不简不捷,则人生之年,将不暇给”。反对“宾客之不时,起居之无节,酒食之征逐,博弈之纷呶,声伎戏剧之流连忘返”。《延年会章程》规定:要求会友,厘订作息制度,生活要有规律。“无故不得请客,无暇不得赴席,不赴不请,彼此皆不得见罪”。“至熟之友来拜者,均不答拜,彼此谅之”。“每日非值见客之时,客来拜者不可请见”。“如客有要事来商者,可先以函约定钟点聚唔。过时迟到者不候亦不见”。“客以某事来商者,见时只可言某事之本末,言毕即行,不得牵引他事及无聊闲谈,致延时刻。若刺刺不休者,主人可请茶送客”。请客筵席,不得奢侈无度。凡办公之地不许见客和饮酒。“办公事时,本不可会客,然遇客若有事必须晤商,自愿坐候者,可请之旁坐,一面自行办事,事毕再议”。主张朋友彼此间往来及接待生客,非遇冠、婚、丧、祭大事者,不着冠带,都穿便衣。不是休息日,“不得博弈、听戏、撞诗钟”。贺节贺喜及虚文酬答之信函皆宜免绝”。“此会专立自主之权,即有官府国事来请来会,亦须照定例而行,断不能以势乱章”。

  谭嗣同创办学会的用意

(一)以救亡御侮为目的。谭嗣同指出:“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者。吾愿各府州县,就所有之书院概改为学堂、学会,一面造就人材,一面联合众力,官民上下,通为一气,相维相系,协心会谋,则内患其可以泯矣,人心之全体其可以安矣”。

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极端腐败,中国被日本打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使中国又丧失了一大批主权,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当谭嗣同听到《马关条约》的内容后,受极大刺激,悲愤异常,写信给师友,痛陈《马关条约》对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他在信中说:这个条约不但割占去中国大片土地,“和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又将火轮舟车开矿制造等利一网打尽”。巨大的赔款,“即刮尽小民脂膏,下至妇女之簪环首饰,犹难取办此数”。这个条约真是将“中国之生命脉”,“尽授之于人”。“非唯国也,将合含生之类无一家一人之不亡”(《谭嗣同全集》1954年三联书店版289页)。这段时间,他经常夜不成眠,深夜里从床上起来,绕屋行走,满怀忧愤,清朝的腐败无能,使他越想越气愤。愤而写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深重的民族灾难,给予了谭嗣同思想上以强烈的刺激,使他深刻地感到要救亡图存,就决不可“守文因旧”,“苟且图存”了,而应“尽变西法”。首先,须“孜孜以教育贤才为急务”(《谭嗣同全集》1954年三联书店版295页);而“教育贤才”,又应以学习“算学格致”为主,特别是“算学”。他在《上江标学政》中说:“算数者,器象之权舆;学校者,人材之根本”。“考西国学校课程,童子就傅,先授以几何、平三角术,尔后由浅入深、循序精进,皆有一定不易之等级。故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兵农工贾,未有不通算者,即未有通算而不出自学堂者。盖以西国兴盛之本,虽在议院、公会之互相联络,互相贯通,而其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不自测算而得。故无诸学无以致富强,无算学则诸学又靡所附丽。层台寸基,决波织受,势使然也。”“为今日湖南计,非开矿无以裕商源,非制器无以饬军政,而开矿,制器等事,随在与算学相资,故兴算一节,非但当世之远模,抑亦湘省之亟务。”于是决定首先在浏阳设立一个学会,预备“先小试于一县,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强占了我国胶州湾,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国内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刺激下,谭嗣同等成立南学会,“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也”。

(二)以讲习学术为宗旨。“讲究学问,则我国亦必赖以不亡。所谓学问者,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光、化、电、图、算皆是也”。谭嗣同等创办的学会,一般都是以讲习学术为主要宗旨。算学社延师讲授算学。测量学会“练习仪器”,“专精一门”,“每人先习一器,各专一门”。南学会“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宽公益为主义”。对会友在学术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一般都规定了“会期”,如南学会“讲论会期每月四次”,即每7天讲演一次。学习的方式有讲演、答问,延聘教习讲授,“自练学问”,相互讨论,“彼此函商”,“不耻相师”,“互相纠察”等,一般都有图书室,藏有中外图书,报刊资料。如《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规定:“本学会设藏书楼一区,广庋图书”。《群萌学会章程》规定:“本学会愿办之事甚多,现苦力莫能逮,故从藏书办起”。学会藏书的来源,一方面利用会员的学钱、捐资由学会统一购置书籍。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会员直接捐助书籍。学会为了鼓励会员捐资捐书,并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如南学会及时将捐资人的姓名、捐资的多少,捐书人的姓名、所捐书名、册数在《湘报》上公布,以资表彰。《湖南不缠足总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助资百两以上者,公推为主会;十两以上者,公推为副主会,凡主会、副主会。每年皆将姓字台衔汇登报章。其助资至五百两以上者,他日在会馆崇礼千秋俎豆以志盛德”。据《湘报》记载,谭嗣同捐助南学会书籍一百零一部,六百三十二册,又三十七函和三柜。熊希龄捐助南学会书籍九十部,一千零八十册。熊希龄、蒋德钧、刘麒祥联合捐助南学会书籍一百零一部,四百六十五册。文奂奎捐助南学会书籍六十八部,六百四十册。据不完全统计给南学会捐助的书籍达五十八人次,共捐书一千多部,一万余册。书籍品种多,内容广泛,不仅有历史、地理(包括地图)、地方志、诗文集、医药、数学、物理、化学等,并有不少西学启蒙方面的书籍,如《西学启蒙》、《西艺知新》、《格致汇编》等各种丛书。还收藏有各种报刊,据《湘报》记载,南学会收藏的报刊有:《时务报》十份、《申报》二份、《广智报》一份、《万国公报》一份、《新闻报》一份、《知新报》十份、《苏报》一份、《国闻报》五份、《格致新报》五份、《大众报》一份、《求是报》一份、《汉报》二份、《农学报》五份、《维新日报》一份、《岑学报》一份、《奇闻报》一份、《沪报》一份、《博闻报》一份、《循环日报》一份、《环球报》一份、《实学报》一份、《湘报》十份、《蒙学报》五份、《湘学新报》十份、《香港华字报》一份、《译书会报》十份。

(三)“联群通力”,以振兴新学。谭嗣同认为要变法维新,首先是培植人材,而培植人材比较理想的途径是提倡新学;要提倡新学,就得兴学会,“会成而学成”。“不有学会,是新学无得而治也。治而不能联群通力,犹不治也”。“万事万物,莫不以群而强,以孤而败”。“不通力合作,则其所造有限为程无尽也”。利用学会这一民间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来团结“志同道合之同志”,“联群通力”,以达振兴新学之目的。因此,凡“有志讲求”者,“不拘何乡之人”,“无论士农工商”,“无论官绅士庶”,“皆可入会”。要求会友“读书明理,品行无疵”。强调会友之间不分尊卑名位,“会友一切平等,略贵贱之分”,并由会友解决学会经费,《群萌学会章程》规定:“本学会系由同志数人捐资举办,故经费异常支绌,不能不望会友助力。凡入会者,皆请量力捐资,至少以一串钱为度,或捐书器亦可”。《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亦指出:“入本学会者,可任意捐资若干,为会中广购图籍,扩充经费之用,或愿捐新旧各种书籍亦可”。

  谭嗣同创办学会的作用

(一)传播了新思想。南学会以讲演和答问的形式,宣传了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学说。南学会自成立之后,讲演就达13次之多。第一次讲演时,与会者300多人,上台讲演的就有谭嗣同、黄遵宪、陈宝箴、皮锡瑞等。谭嗣同在讲演时沉痛地分析了中国自道光以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而面临“瓜分豆剖”的严重危险情况,指出象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也想参加瓜分中国的侵略活动,“我中国之可耻可危”,在这“危急情形”时刻,希望大家“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急之局”。黄遵宪在讲演中讲到中国自秦以来,官民壅蔽的原因是“官之权独揽,官之势独尊”。并指出清政府规定“本地之人,不得为本地之官”,派外地人去做官,既不了解情况,生活习惯也不适宜,是很难做出成绩的。希望采取“自治其身,自治其乡”的办法,对于地方的兴革事宜,如学校、水利、商务、农事、工业和治安等等,应慎重研讨,力图改进。这对于激发听讲的人的发奋图强的爱国思想,开发风气,扩大变法维新的影响等均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谭嗣同又把《湘报》和南学会的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喉舌,南学会的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言论,又在《湘报》上刊登发表,向湖南各地区、各阶层的人们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

算学社虽然规模不大,创办的时间不长,但在转移风气方面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群萌学会、延年会等,通过他们的活动,在革除恶劣旧习,开通社会风气,提倡实学,图谋自强,振兴新学,培养变法维新人材,拥护改良主义运动等方面,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促使了湖南新政的开展。学会的成立,一方面团结了一些要求革新的官绅,使之拥护支持变法维新,如南学会就是在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的支持而成立的。陈宝箴赞助南学会,在南学会第一次讲演时,亲自登台讲演,在讲演中,一方面,对“孔孟以救世之心,行教学之事”给以肯定,另一方面又指出“不学则无以开智慧、明义理,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所以就必须创立学会。又指出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丧师辱国”,而应积极图谋自强,奋发自励,“以求振国匡时济世安人之道”。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时,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另一方面湖南各地士绅,有的通过到省城听讲演、函询疑难,商榷兴革事宜,如有人询问:“保卫之局,法意美良”,“于乡间宜何保卫之”。答复是:“举手有先后次第,须先从省城办起,然后推及外府州县,然后推及乡间”等,无疑有助于新政的开展。如特科试题的范围内容就与过去科举制截然不同,如学政徐仁铸按试宝庆的课题中,“经学”题中,有《通经致用》;“掌故”题中,有《拟设游历公会论》、《问德占胶州青岛其蓄意在于何时》;又有《拟设郡城学堂启》、《立学会开民智以卫国保教说》、《改并书院课实学时务议》等,这样的题,若不熟悉时务,就无法立论。这对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湖南社会风气的转变是有作用的。

(三)促进了全省学会的创立。浏阳算学社作为湖南的第一个学会,无疑对湖南学会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南学会创立后,有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正如当时《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所报道的“湖南风气日开,较之江海各省,有过之无不及也。自上年前学使江建霞文宗创立湘学会于校经书院,为学士讲学之地,近则日新月异继长增高。后来名目,有所谓南学会、群萌会、学战会、法律会,不半载之间,讲堂之场,居然林立。或暂僦书院屋舍或另赁街市民房,人尽愤发,士皆淬砺,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斯学之盛,此邦殆其嚆矢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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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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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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