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勋，湘潭人，牧童出身，官至两广总督。他任上海道时，成立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并赋予其广泛权力，积极推行近代化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奠定了上海近代化的基础。

　　（一）

1901年11月，清廷任袁树勋为苏松太道（辖苏州府，松江府、太仓直隶带共十数县），驻上海（时人亦称上海道）。当时北方陷入八国联军战乱。华北人才、资金及劳力大量流入上海，各帝国主义的金融机构也在上海纷纷设立分支机构。根据《马关条约》、《辛丑和约》的规定，中国的赔款均由省解送上海道转交外国银行，上海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政治重心。袁树勋出身贫苦农民，安于现状的观念较少，又在江苏任职多年，尤其在南汇、上海任过县令、与洋人打交道频繁，对资本主义比较了解，因而就任苏松太道后，面对华界和租界的鲜明对照，决心积极推进上海的近代化。

袁到任时恰遇江南地区歉收，上海米价陡涨，袁为了稳定民生，采取多项紧急措施：一、严禁中外商人运米出境；二、借漕粮10万石运往农村平粜；三、严禁粮商囤积米粮，停征米捐，以稳定民食。1905年夏，上海著名商界领袖人士郭怀珠、李平书、叶佳棠、姚文柟、莫锡纶等鉴于上海租界和华界市政市容差距太大，倡议设立总工程局以整顿市容道路。袁“深嘉其议”。8月6日，袁通知郭怀珠等人，表示对于设立总工程局一事“极愿赞成”，“希即日开会集议，妥订章程，克期举行”。同时提议将原市工程局撤销，“所有马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等事宜均归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郭怀珠等人得到袁树勋的支持后，立即草拟章程，进行筹备。9月l0日，上海绅商各界在学宫明伦堂集会，传达袁树勋意旨，17日、24日，绅商各界两次集会，选举董事候选人58人，郭怀珠等推荐18人，共76人，会议还拟订了“总工程局简明章程”20条，呈请袁树勋核定。10月16日，袁树勋核定由李平书（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招商局、江苏铁路局董事，华成保险公司经理），为领袖总董；莫锡纶、郁智怀、曾铸（上海总商会长，李平书谓此人“宏才伟抱，所见远大”）、朱佩珍4人为办事总董，姚文柟、刘汝曾、林曾赍、穆湘瑶、袁希涛等33人为议事董事。姚文柟为议长。11月3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正式成立。

总工程局分议会和参事会两部分。议会为代议机关，由议董33人组成，设议长1人。参事会为执行机关，由领袖总董、办事总董、各区长、科长组成、下设户政、警政、工政三科、户政科下设户籍部，地产登记处，收捐处。警政科下设巡警处、消防处、卫生处。工政科下设测绘处、路工处、路灯处。另外还设立了裁判所，公推江苏候补知县、会审公廨帮审委员孙耳山为正裁判官，江苏候补知府照磨陈良玉为副裁判官，裁判违警事件及民刑诉讼案件。这样总工程局成了拥有市政工程规划建设、地产登记、户籍管理、征捐、警察、民事裁判等广泛权力的准地方政权机构。这个政权的领导人物大多是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而且大体是按照资本主义选举制，代议制和办事原则建立起来，因而是资本主义类型（虽不彻底）的城市准政权机构。袁树勋深知清朝各级地方政权积弊极深，不能承办推进上海近代化的重任。他说：“政府苦于库帑空虚，人才匮乏，加上官民之情不通，上下不相信任，所以无法百业并举。”要达到“百业并举”，必须“以地方之人兴地方之利，即以地方之款行地方之政，那么官民就会有休戚相关之谊，而无上下隔阂之虞”。于是毅然下放多项政府权力，成立总工程局，这充分表现了袁树勋的远大眼光和革新的恢宏气魄。总工程局（1909年6月18日改名为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在其存在的6年多时间内（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共修筑辟建各种马路道路街道lO0多条（段），修理拆建桥梁60余座，新辟或新建城门9座，建筑驳岸lO处，修造码头6处，大大地扩大和改善了上海的市区、市容和交通。常年设置巡警300—400名，有力地维护了上海的社会秩序。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市政管理的章程和约规。如《总工程局违警章程》，规定不得聚众抽头赌博，不得在人丛中骑马疾驰，不得深夜在马路高歌，不得在道旁河边乱倒垃圾，不准车子在路上不分左右行驶，不得在街道上倒提生禽……；《总工程局巡士上差职务》，改警察名号“巡勇”为“巡士”，详细规定了巡警的职责；《上海城区公立简易识字夜塾简章》，规定一般市民和贫苦市民均可免费入夜校学习，以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素质；《食物店铺卫生规约》，规定任何店铺不得出售臭腐变质的食品……；《管理渡船规则》，押店、戏园、影剧场、书场等管理规约等。总工程局的大量举措和约规对改善上海市容市貌，发展城市交通，整顿城市社会秩序和经营秩序，提高市民的文化和法制素质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而极大的促进了上海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袁树勋还不遗余力地维护国家主权，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作斗争。如租界洋人屡有越界筑路行为，袁树勋即派员“拔其标识，拘其工人”，在他任期内，洋人越界筑路未能得逞。根据《辛丑条约》第11条规定，由上海各租界当局共同设立《黄埔河道局》，“以经营整理改善黄埔水道各工程”，袁树勋敏锐的觉察到，这决不是一项工程或公益事业无关宏旨的规定，而是关系到重大的侵犯主权问题，如果实行起来，黄埔江及沿岸的主权，将尽行为帝国主义窃据。袁有见及此，乃毅然多次主动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出面，函电纷驰，据理力争。谓：“刘宫太保（指刘坤一清廷封他为太子太保，故称）种种为难心事，不能自白，而本道代白之”“管河道语，明攘主权”，黄浦江“若由公局经修，则南市万千百号大小民船，往来碇泊，从此窒碍，南方新成马路经费将从何出”，是故“刘宫太保抱恙愈亟，求退亦愈亟。”经过一番艰辛的交涉。结果黄浦疏浚事直收回自办。1905年9月27日，清水务部与11国公使签订《修浚黄浦河道条约》，规定由中国政府设立“浚浦局”，黄浦江的疏浚与经费开支由中国政府负责，租界工部局每年捐助46万海关两。“浚浦局”每三个月向领事团提交“有关工程进展和开支报告”，领事团仅有批评和咨询权利而已。黄浦江及两岸主权得以保全。

袁树勋还重视上海教育和慈善事业的进步，拨款补助教业、养正、强恕等学校；改龙门书院为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支持办勤生院，以收容乞丐和游民。袁树勋还能体察民情，1904年崇仁、宝山、川沙、南汇诸县风潮为害，田庐漂没，灾情极重，袁树勋亲赴各地视察，据实上陈，拨款赈济。

袁树勋在上海任期内还撰写了《新政条议》一书，上呈清廷。他在书中称羡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胆指陈清政权的种种积弊，如机构重叠，冗员冗吏太多。建议设立参议局，设参议1人、副参议l至2人，议郎若干人，以资议政，防止军机处少数人独断的弊端；裁撤中堂，詹事府、三织以及各地徒有虚名而无实责的帮办、监督、以及职责已纳入总督的福建、湖北、云南、广东等巡抚；整顿八旗绿营；确立司法制度，收回治外法权；发展交通，奖励实业，废除官督商办，鼓励私人产业；积极引进外资等等。相当完整的勾划了他企求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袁树勋成立上海市总工程局，可以说是实践他改良主义理想的一个试验。

1905年末，清廷擢升袁树勋为江苏按察使，两江总督应上海绅商士民的请求，上书清廷要求留任。旋由清廷改任袁树勋为顺天（北京）府尹。1906年2月，袁树勋不得不成行。上海绅商士民念其政绩，决议树建《湘潭袁公去思碑》以纪其政，以为怀念。碑文云：“……由是博采众议，设立总工程局，举南市马路电灯及城厢内外警察事宜，一委诸绅，官商绅民，团体益固。向之沉黑幽滞，积数十年而不得行者，一旦豁然坦然，无所阻步。公之于吾民，维之、护之、赡之、恤之、赞之、助之，罔不如其所欲而止，美政厚惠其何能忘，是用陈其政绩，勒之丰碑。”

　　（二）

1906年2月20日，袁树勋就任顺天府尹，未及一年，擢升民政部左侍郎。1908年4月，调署山东巡抚，旋正式任命为巡抚。袁到任后，首开咨询局，大力裁汰冗员，整饬吏治。清廷以袁政绩卓著，考绩评为上等。1909年5月，袁树勋调署两广总督。近代粤省赌风盛行，“自光绪十年张之洞等奏准弛禁济饷后，赌风乃愈炽”，“几乎无人不赌，无日不赌”。袁到任伊始，即申令严禁赌博，但赌捐为当时“粤中饷源所出”。袁乃上疏清廷改革盐税，以增加的盐税收入，代替赌饷。赌商、盐商皆大震恐，携巨金贿赂京师权贵，极力阻止袁的倡议通过。袁又上疏清廷：一、反对以民智未开为由推延召开国会，应速成立责任内阁及监察机构。二、中国幅员广大，中央应适当将权力，特别是财权，下放给地方官员。此两项均于满族权贵不利，引起满族大臣的不满。19lO年10月，清廷以袁树勋年老多病为由，免去其署两广总督的职务。此后，袁树勋闲居上海。1911年10月，革命党人武昌起义，1912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此时，清廷在退位问题上仍在犹豫，良弼等组织宗社党企图顽抗。1月15日，袁树勋与唐文治、丁宝铨、施肇基等联合电请清廷早定政体，委袁世凯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袁树勋在清王朝与革命党人之间表现了调和心态。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曾函约袁树勋出任被认为清朝末年最重要的军政职务——直隶总督，但袁树勋始终谦辞不就。1914年袁世凯为窃国称帝，解散选举产生的议会，成立由他命任并操纵的参政院，聘袁树勋任参政，袁树勋以疾辞。1915年4月袁树勋病逝上海，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