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湖南湘阴人。生于1818年，卒于1891年。他是近代中国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对内，面临着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对外，面临着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郭嵩焘的生平事业，是与这两对矛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生在政治上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件是积极鼓吹向西方学习，并且成为中国第一位派驻西方国家的钦差大臣。

郭嵩焘在国内的官场生涯，基本上是与太平军起义运动相终始的。当太平军攻入湖南时，是他先后动员左宗棠、曾国藩出山。当湘军组成之后，他又提出了组建水师、开征厘捐的建议，使湘军不仅在军事上与太平军周旋更加灵活，而且在军饷上无后顾之忧，因而成为湘军的高参。此后，他在国内的任职，主要也是为湘军筹饷；并且是在他署理广东巡抚期间，与左宗棠配合，消灭了太平军的余部。对于郭嵩焘在政治上办的这件“大事”，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当然不能肯定；但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有很多问题还是值得进行探讨的。

郭嵩焘又是中国最早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之一。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曾在浙江亲自参与抗英斗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又在天津亲自参与海防事宜。通过这些事件使他认识到，“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即中国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历史趋势。因此，他不仅利用一切机会，虚心了解和体察西方情势，而且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经验的研究，认真总结“驭夷之道”。到了19世纪70年代，他成了朝野公认的最“精透”洋务的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被派遣为中国第一任驻西方的出使大臣，先任驻英公使，继而兼任驻法公使。在两年的出使期间，郭嵩焘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在做好公使本职工作的同时，抽出大量时间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历史、文化乃至生活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和认真思考，并且详细地记载在自己的日记之中。他向西方学习的实践和理论，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位先进的中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刻对比研究的宝贵思想资料，而且在当时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也有力地推动了湖湘文化向近代的转换。

首先，郭嵩焘发扬湖南人那种“特别独立的根性”，即不怕艰险，不畏人言，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与各种落后保守观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声疾呼、反复宣传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在近代中国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中，郭嵩焘是遭受攻击和诽谤最多的一位。谭嗣同说过：“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先（嵩焘）侍郎，湘乡曾劼刚（纪泽）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若是之名实之不相契也。”当郭嵩焘被朝廷任命为出使大臣时，湖南有人编了一付对联，攻击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他的赴英途中所记日记《使西纪程》被同文馆刊刻出版后，朝廷有御史大臣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其副使刘锡鸿则公开攻击他为“汉奸”。面对这种种攻击和诽谤，郭嵩焘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坚持不懈地向人们进行西学启蒙。当他从英国回国不久，一友人劝他“见人不谈洋务”，他回答说：“吾谓并不见人，然固不可不谈洋务。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余。……夫惟其知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感，把郭嵩焘推到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线。

其次，郭嵩焘以敏锐的目光，最早认识到学习西方，须辨本末。早在1875年，当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口号刚刚形成不久，郭嵩焘就运用王夫之“体用统一”的思想，明确指出：“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郭嵩焘的本末论的内涵很丰富，既包括“以通商为本”，即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又包括“以政教为本”，即要求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还包括“以人心风俗为本”，即要求改良落后的人心风俗。郭嵩焘的这种本末论，使他的思想有别于洋务派，从而步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范畴，并且直接影响到了谭嗣同、梁启超等人。

第三，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位驻西方国家的公使，不仅奠定了中国驻外使馆的基本操作规程，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套新的外交原则。面对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新的外交格局，郭嵩焘认识到不能再以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点对待西方国家。因此他反复批评那些“尊王室、攘夷狄”的观点，认为外交工作不等于战争，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他企图立足于国家长远利益确定对外方针，为国家稳定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他提出的一些外交原则，如“知时审几”、“以理制胜”、“以礼相待”等，对于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第四，郭嵩焘还以哲学家的深邃眼光，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原本是个经学考据学的命题，到了近代才由曾国藩将它变成一个哲学认识论的命题。郭嵩焘的高明之处，就是通过对西方的认真考察，将这个命题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第一次明确指出：“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中国向西方学习，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878年，他在从英国归国前不久，读了张焕纶的一个条陈后指出：张氏“于交接洋务未能尽其窾要，而于洋情为有得矣。然知洋情之为然，而不知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殆犹知彼而不能知己者也。其言蒙养书院章程，大致以西法佐中法，而实不外古人实事求是之意。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郭嵩焘在这里提出的学习西方必须知己知彼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所谓“知彼”，就是要懂得洋情是什么，所谓“知己”，就是要懂得西方的东西能否在中国行得通。中国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表明，相对来说，“知彼”还比较容易，只要虚心体察外国的情况即可；而“知己”则非常困难，全盘西化派和教条主义者就是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知己”之所以难，就难在需要“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这里不仅要于“交接”之处“尽其窾要”，而且因为将“西法”转化为“中法”，需要经历一个吸收、消化的过程。郭嵩焘在中国刚开始向西方学习的起步阶段，就能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他对实事求是的这种理解，促进了这个古老命题向现代的转换，为毛泽东后来对它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作了必要的历史铺垫。

以上我们仅从郭嵩焘对待西方国家和西学的态度，进行了一些初步分析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些思想中的确有很多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借鉴。

郭嵩焘在湖南近代是一位著述丰富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包罗广泛的学术领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掘的丰富矿藏。但他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改革开放以来，郭嵩焘的著作才得以较多的出版，对他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热点。这既是学术界历史观进步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使然。为了推进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既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当前实践的经验教训，也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而对郭嵩焘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是可以在这方面得到较多收获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次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的召开，是既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对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的研究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某些观点的分歧，这完全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这次研讨会，也将本着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这些不同的意见，在讨论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化。“真理以比较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我们衷心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将郭嵩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和湖湘文化的研究，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