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黄遵宪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中的两分子。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首先，郭嵩焘和黄遵宪都对世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研究。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驻外公使，潜心考究西方的政教、学术和风俗，注意中西比较研究，认为西方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整体，有其自己的渊源，否定了当时国内流行的“西学源于中学说”。黄遵宪是中国第一任驻日使团中的一员，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内政外交、朝野风气、学术艺文、社会风俗的全面而细致的考察，撰成巨著《日本国志》，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向为国人所不屑于顾的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其次，在对世界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的过程中，郭嵩焘和黄遵宪还都运用发展的、进化的历史观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世界各国进行了考察。郭嵩焘通过对英法等国的历史的深人研究，确认西方社会的繁荣富强是经由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发展而来的。黄遵宪则通过对日本的实地考察和对欧美国家社会历史的研究，在《日本国志》中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们都产生了沉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强烈主张学习先进，改造落后的中国社会。

郭嵩焘和黄遵宪在学习先进的问题上，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表现在：其一，政治上，郭嵩焘和黄遵宪都对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称赞有加。但郭嵩焘仅仅限于介绍，而不主张中国仿行这一制度，反映出郭嵩焘的政治保守倾向。黄遵宪则不然。他认为“君民共主”的立宪制度代替“君尊而民远”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亟应仿效。其二，经济上，郭嵩焘和黄遵宪都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由于认识角度不同，他们在出发点上有所不同。郭嵩焘从“富民”的角度出发，主张仿效西方鼓励倡导民商自办企业，但其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黄遵宪则侧重从“养民”的角度出发去认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主张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较之郭嵩焘的“富民”主张无疑更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其三，文化教育上，郭嵩焘和黄遵宪都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对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强调文化教育得当与否关乎国家的盛衰，主张向西方和日本学习。但郭嵩焘要求向西方学习的只是“求为徵实致用之学”，扫除中国封建社会那种空疏无用的学术，而没有提出从根本上改革旧的传统的文化教育制度，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制度的要求；黄遵宪却要求中国像日本一样，全面改革旧的传统的文化教育制度，代之以一整套西方的先进的文化教育模式。

郭嵩焘和黄遵宪对西方和日本的考察和研究及其提出的思想主张，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对中国维新思想的兴起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郭嵩焘和黄遵宪运用发展的、进化的历史观对世界进行的较为系统考察和研究，推动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首先，郭嵩焘和黄遵宪对世界的较为深人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是近代中国人全面认识世界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艰辛曲折的过程中迈出具有重要的一步。其次，郭嵩焘和黄遵宪率先突破了中国传统变易观的樊篱，运用发展的、进化的历史观重新审视世界，考察和研究世界的变化及其规律，从而开始意识到了世界发展趋势，对促使近代中国人正确、全面的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推动中国走向世界无疑具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第二，郭嵩焘和黄遵宪提出的学习先进的思想和主张，促进了中国维新思想的兴起和发展。（一）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之方的前路先驱，对中国维新思想的发生起了催生助长作用。他率先对中西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高度赞扬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尖锐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他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引导着人们把目光投向政治领域的改良，从而促进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产生。（二）黄遵宪作为近代中国向日本学习的首倡者，为中国的维新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向日本学习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黄遵宪是近代中国向日本学习的首倡者，他第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察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并通过其巨著《日本国志》把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功经验系统全面的介绍到了国内，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了一个完整具体的方案，对以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