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始于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办学活动，而后兴起的洋务教育，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简单说来，它经由了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1903年清政府“癸卯学制”的颁布到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这样一个演化过程。其中的核心是废科举，而“废科举的运动，在这五十年内的初期，已经开始，郭嵩焘冯桂芬等辈，都略略发表这种意见。”

1861年，冯桂芬建议在广东、上海设立翻译公所，选15岁以下的“颖悟”儿童入学，“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遵循“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原则，这句话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的原始表述。冯桂芬“采西学”主张的提出，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稍后的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大使，较之冯桂芬更多了一点对西方教育制度的了解，因此他对中西教育所发表的见解则更能切中时弊，发人深省。

　　一、郭嵩焘的教育思想

1．教育在国家富强中的作用

郭嵩焘较多地发表有关教育方面的议论，是在他出使英国以后，此时的大英帝国正值维多利亚女王当政，正处在它历史上的全盛时期，英国的富庶强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一切并没有使其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他看到了西方富强表象背后蕴藏的深层次因素。他认为：“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国之富强岂有常哉？惟人才胜而诸事具举，日新月盛，不自知耳。”在写给沈葆桢的信中，他又说：“嵩焘读书涉世垂四十年，实见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回国以后，又反复强调这一点。“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他说这些话的内在逻辑是：富强之本在人才，而人才实由教育得来。

2．中西教育的对比

郭嵩焘是科班正途出身，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可取之处在不泥古，对新生事物总怀有一颗异常敏感的心。在出使英法的2年时间里，他广泛接触英法等国的各界人士，参观了包括著名学府牛津大学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并与其教育官员就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可谓知己知彼。郭嵩焘对中西教育的比较，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批判和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赞美。

中国的教育“务为虚文”，而西方的教育则“致之实用”。西方国家“其民人周旋，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辞让之虚文。国家设立科条，尤务禁欺去伪。自幼受学，即以此立之程，使践履一归诚实。而又严为刑禁，语言文字一有诈伪，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西洋治行学问必务求实，非可以虚名假借。”就算兵法也是“一务实用，无以虚文演习者，所以政教修明，而人才因以日出也。”反观中国的教育制度，则“自秦、汉以来学校之不修，二千余年流极败坏以至今日……是以终日读书为学而不知其何事，意以苟习为虚文以取科名富贵，即学之事毕矣。”“尽天下之学一出于科举。”“但悬学校之名，导之仕进而已，无所谓学也。”由于西方教育崇尚实用，因此学成之后既可做官，又可糊口维持生计。“吾谓西法学、仕两途相倚，不患无以自立，此较中国为胜。”并举例说：“吾谓西洋律学、医学皆可以求仕，学成亦可以治生。”而在中国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士子，“役聪明驰骋文字之间”，“竭情毕志于词章训诂”，到头来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社会寄生虫。自己都养不活，更不用说为国分忧了。“士愈多，人才愈乏，风俗愈偷。故夫士者，国之蠹也。然且不能自养，而资人以养，于国家奚赖焉！”

此点是郭嵩焘着墨最多的，影响也最大。正是郭嵩焘等人对空疏不实的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才最终促成了科举制的被废除。

　　二、郭嵩焘的教育实践

1．向统治者呼吁派遣留学

国门洞开，中西交通已成定局，要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就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为我所用，徐图自强。要做到这一点，最直接便捷的莫过于派遣留学。这是当时先进中国人的共识。郭嵩焘早在出国前，就和总理衙门的官员“商派出洋官学生”。到英国后，又给国内写信，请清政府“饬令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尤其是洋务派内部，派遣留学生已没有什么滞碍，但出洋后学什么，则存在有分歧。李鸿章等人根据国内急需，主张留学生学习军事，特别是用兵驾船之术。郭嵩焘对此则不以为然。“观其勤勤之意，是为能留意富强者；而要之皆末也，无当于本计。求才于遣派出洋官学生三四十人，遽欲以应缓急之需。语云：‘欲速则不达’。伯相之言，未免近于欲速者矣。”因此郭嵩焘告诉李鸿章“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举出了日本遣留学的例子。他说“日本晚出，汲汲仿而效之。其向学之精且锐，日进无穷。”“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询问日本在英国者约二百余人，伦敦九十人，学律法者为多。”日本不仅全面效法西方，而且非常注意留学的质量，尽选西方各国之长而学之。“求矿学于德国，求主塘坝工程于荷兰，经营招致，进而未已。兼闻其修造铁路求之英法两国，安设电报求之丹国，一皆用其专精之学为之。”郭嵩焘之所以不以学习军事为然，是和他的本末观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中国有中国的体用本末，西方有西方的体用本末，要学习西方就不能舍本而逐末。“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

2．出使英法期间对当地教育的考察及对中国留学生的关怀

出使英法期间，郭嵩焘广泛接触各界知名人士，特别是教育界人士。他曾拜访英国学部大臣，请其介绍英国的教育情况。自己又亲自考察了英法等国的各级各类学校。如牛津大学、伯明翰大学、巴黎政治学堂以及各类专门学校，如格林里治海军学校、皇家医学院、矿业学堂、克虏伯工人子弟学校、女子师范等。其走访之勤，涉及学校之广，对于一个老人而言，其用功也算勤勉了。他对西方社会处理因贫失学人员的就学问题的考察与评价，尤可称道。英国的Christ Hospital，成立已有350年，专收教15岁以下的“家贫无资”的孤苦子弟。“日三餐，衣履皆学馆给之。其学亦分天文、数学、兵法诸事……年15以上，送入大学馆，衣食犹馆中资给。可谓盛举矣(每年用七千余磅)。”在这个学堂中，吃饭前都要唱颂歌。“询其所歌之辞，则先祝君主天佑……又次则云始创建此馆者，为渠等就学之源，其德不可忘也，愿天佑之。中国圣人所以教人，必先之以乐歌，所以宣志道情，以和人之心性。闻此歌辞，亦足使人忠爱之意油然以生。三代礼乐，无加于此矣。”

郭嵩焘之出使西洋，负有管理留学生的职责，郭也尽心尽责。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和所在国有关部门交涉，安排好接收部门。这一工作初做起来殊觉不易，郭自己也感叹“颇费安插之力矣。”另一方面他又要对其经常进行考察，最后还要做出鉴定。至于关心其学业功课，在生活上嘘寒问暖，更是份内之事。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曾几次要李凤苞取来各位留学生的日记进行披阅，精彩之处多所采录。光绪四年五月初二日，李凤苞送来严复、李寿田、吴德章、粱炳年4位官学生的日记，郭阅完后评论说：“四人中，尤以吴德章向学为笃。自叙从洋人迈达受学，心得倍于曩昔：‘闽厂数年，粗明格致算法，未睹厥奥也。验之施用，已属效不胜收。其微积编……运动诸法，皆素所未读，并得逐一推考，澈委知源，相与问难知新，视在闽时，不止事半功倍。’观此，足征出洋就学之为益多也。”他与严复更是时相过从，相与探讨时事、学问，并问其抄录所学课程，虚心请教，几成忘年之交。

郭嵩焘在出使期间的经历和管理经验，使其急切地要在回国后一展身手，“广学校，敦教化。”“稍使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之人心。”他回国甫达上海，就“与勉林、芝田粗论西学馆事宜，当稍议章程，由合淝爵相酌定。”但是由于“衮衮诸公深闭固拒”，这一愿望也无从实现，最后他自己也只得家居了此余生。

　　三、教育思想的评价

派留学、采西学并非创见，但郭嵩焘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放言不羁的性格，经由他说出来，又别有一番功效。其教育思想也自有其特点。郭嵩焘有感于当时“学校之不修”，故有取于西方学制，“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严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略举其义：一曰分堂以立为学之程，二曰计时以示用功之准，三曰明定规则以使有依循，四曰分别去留以使知劝戒。行之有效，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期以广益学校之制，通其变而济其穷。”

这段话表明郭嵩焘欲以资本主义的近代教育课程、学制及管理条例来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改造。同时在教育的普及问题上则采取了实验的方法和循序渐进的策略。这种改良渐进的方式倒符合郭嵩焘的一贯思想。他曾说：“未闻处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强者。”他还曾说：“天下国家之大，犹之人身也。强者力负千钧而弱者不能。强者日行百里而弱者不能。则姑疏通百脉之气，宣导六腑之滞。使其神日舒而力亦日有增长，自可渐进于强。若骤立之法程以课其负千钧行百里，如是以求自强，适恐足以自敝。”此诚至论。

要之，郭嵩焘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在于他不遗余力地鼓吹实学，反对八股试帖之学；在于他对西方教育的赞美和介绍以及对中国人留学西方运动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