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90年代，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应付西方文化的东来，古老的中国开展了一场长达30多年之久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洋务思想家和洋务活动家们在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占主流的并且在实践中成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是“中体西用”论。除此之外，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如郭嵩焘所提的“本末”论就是其中的一种。“本末”论是郭嵩焘通过对洋情的充分了解和对中国洋务活动的认真反思，于光绪元年在他所写的《条议海防事宜》折中提出来的。在此折中，他觉得中国在学习西洋方面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认为中国要强大，必须先学西洋的立（治）国之“本”。“本”是什么？“本”是“朝廷政教”、是“国政、军政之得失”，“政教之及人本也”。并且，郭在出使英法后，又将“本末”论的理论体系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具体化。概括起来说，“本”的方面有如下几点：

第一，君民共主国政，是西洋国家强盛之本。“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遮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与其臣民共之”。“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此论至允”。在这里，他肯定地说，西洋之所以日益强大，是因君民共同主持国家大政方针的原故。那么，中国之所以益弱，就是因封建专制统治所致。这就是说，中国要摆脱益弱的境地，必须改变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状况。对于忠于封建朝廷的郭嵩焘来说，是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公开地向朝廷提出这一要求的，但他毕竟有了这种思想，这是勿庸置疑的。

第二，议会制与民选市长制是西方的立国之本。郭嵩焘通过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考察，得到了一项重要的认识，就是“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郭嵩焘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本人又身为封建官僚，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议会政治、民选市长属于资产阶级的专利。但他通过考察了解后，认识到这种制度优于他们本身的统治制度，值得学习，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学习西方之“本”的又一重要内容，就是应该放弃人治，实行法治。几千年来，中国治民提倡圣人、圣德，而西方提倡将国事“公之臣庶”和实现法治。郭嵩焘通过将两者比较后认为：“德者专责于己，故其责天下常宽”，且圣人之“圣德不能常也”，“德有盛衰，天下随之治乱”，而西洋“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并且，“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常迫”。可见，中国的治民之道即使是三代也不如当今的西洋，何况秦汉以来推行的是“竭天下以奉一人”的制度呢！如此以往，西洋“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因此，中国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放弃人治，实行法治。

第四，用人行政也为西方治国之本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洋用人“必当其才，而无敢以私意援引，此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也”。中国人才标准应予改革，应“以通知洋务为要”，所有官员应以洋务为第一要政，对洋务“不独封疆大吏，举动得失不宜漠视，下及道府州县，亦当以洋务为课最”。

第五，学习西洋之“本”的又一重要内容是推行西学。郭嵩焘通过对西方文化的详细了解，认为西方国家制造之精，人才之兴旺、军队之能战，国家之强大，“其源皆在学校”。“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招收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稍使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之人心，允为当今之急务矣”。正因为中国教育是如此“不堪闻问”，而西学又是如此重要，故他积极向当政者呼吁：“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并且，还就如何尽快推行西学，提出了具体办法：①派遣留学生。“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②宜先在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待取得经验后，“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期以广益学校之制，通其变而济其穷”。

从上述“本”的具体内容来看，它涉及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用人行政等方针政策，其中有些内容他没有也不可能公开的向中国的当政者直接提出来，要求在中国实施，只能在个人的日记或给朋友的书信中加以介绍及表明自己的态度。但联系到他公开主张学习西洋的立（治）国之本等提法来看，他主张中国应当学习这些内容是不容怀疑的。

在“本”还暂时没有功夫学的情况下，可以先务其末，也就是“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末”是什么？“其末在商贾”，“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诚然，即使是务末，“亦须分别轻重缓急”。扶持“商贾”、发展经济应放在首位。西方之所以强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故中国“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还可以获得如下好处：①利国利民。西方资本主义的轮船已侵入我国沿海乃至内江，沿海沿江之利益尽为洋人所得，通过中国商人自制轮船，发展航运与贸易，可以从西方列强手中夺回部分利权，利国也利民。②由沿海商人发展航运与贸易，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乃至身家性命。因此，他们必须学习洋人的经验与教训，考察洋人的得与失，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③通过商人与洋人的交往，如遇中国与洋人发生突发事件与矛盾时，可由商人居间调解，或由商人提供情报，以便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好处是很明显的。故郭嵩焘主张取消封建国家对近代工商业的垄断，认为官办近代工商业不好，因“一切由官经理，其势不能与商股争利，故有轮船支销经费之烦，而尚未得轮船之利”。又如，“招商局半官半商，无所主名，未见其利，先受其累，终无能求有益处也”。官督商办也不好，因“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因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谋求工商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所谓“督率”，实为“强夺民业”，且官不惜商，烦扰百端，结果“商人为利无几，而所损耗必愈多”。这样，就扩大了官商之间的裂缝，挫伤商贾投资的积极性。因此，“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不仅如此，政府还应以政策和制度对商股投资工商业进行扶持与鼓励，引导商股联合起来，壮大其势力，如造船及经营对外贸易者，可以组成像元代的市舶司一样的组织，官府只对船只和船主的籍贯等方面的情况加以登记，让其自主发展。并且，市舶司可由船主选举产生，官府对市舶司只“考其名声，察其才能檄委之，咨其名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年一更易，而量授以官”，但不得干预其经营业务。此后，他还说，应引导商贾成立公司，以克服资本不足的困难，并运用政府的力量，“补所未备”。同时，他还从另一个方面指出，国家垄断控制新兴工商业，商贾就会投靠洋人，“与洋商比附为利，国家制法防范愈密，则商人之比附亦愈深。何也，利之所趋，虚文有所不能制也”。例如，广东的伍怡和、吴建章及宁波的胡墉、杨坊，“号称巨富，皆有轮船，经营贸易遍及西洋诸国”，他们都是通过洋商谋其利的。故官绝不宜控制商贾，并应扶持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总之，从上述“本末”论的具体内容来看，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中国不应舍本逐末，在学习西方末务的同时，应该学习西方的立（治）国之“本”。换言之，就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及国家用人行政等方针政策。即使是务“末”方面，也应以扶持商贾，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主，并坚决反对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政策和措施。这样，就使得郭嵩焘的“本末”论在洋务思想史上乃至中国近代思想史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洋务运动中，主流派的洋务思想家和洋务活动家们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均主张“中体西用”。“中体西用”论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的伦理道德是治国之“本”（所谓“体”也），西方的坚船利炮等技艺为“用”。只要维护好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并辅之以西方的技艺，就可以使中国强大，就可以抵御外国的侵略。可以说，这种思想是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与灵魂。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场长达30多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虽然给中国引来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引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也造出了西式的坚船利炮，等等。但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乃至教育体制等上层建筑与制度文化方面却几乎没有出现新的变化。在经济方面，虽然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因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的限制，使中国经济在这一长达30多年之久的洋务运动中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笼罩着神州大地，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寥若晨星，虽闪烁夺目，但却为数太少。这一切均是因“中体西用”、“舍本逐末”所致。在当时，郭嵩焘已发现了“中体西用”、“舍本逐末”的危害性，多次批评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左宗棠等洋务大员。“且谓合肥伯相及沈幼丹、丁禹生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理计乎！”“季高近在德国购买机器，织布、织羽呢，招集西洋工匠至二百人，真是一力干将去。然吾犹惜其舍本而务末；即其末节，亦须分别轻重缓急。织布、织羽呢，何关今时之急务哉？”如果说李、丁、沈、左诸洋务大员能接受郭的批评，实行郭的“本末”论的话，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将是另一种情况。正如前所述，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郭嵩焘不仅反对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且极力主张国家实行扶持商贾的政策与措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政治方面主张学习西方的治国之“本”，实行西洋的“国政、军政”、“朝廷政教”等政治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说，郭嵩焘的“本末”论是中国洋务思想史上最闪光的一页，不仅是主流派洋务人士的“中体西用”论所无法比拟的，就是同时代的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杰出洋务思想家（或者叫做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思想，也不如郭嵩焘“本末”论的全面及有系统性。如冯桂芬虽然提出了改变中国“五不如夷”的变革思想，在政治方面他没有提学习西方的治国之本，更没有提君民共主、议会政治、实行法治等政治制度。王韬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提出了实行“君民共主之国”的思想，这比郭嵩焘更旗帜鲜明，但在议会政治和提倡法治方面却不如郭；在经济方面，王虽公开提出建立公司制，但却没有对洋务大员们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思想进行批判。马建忠不论是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方面，还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都没有像郭嵩焘那鲜明而又系统的观点。薛福成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与郭的“本末”论几乎相似，在时间上却晚了10多年。实际上，郭嵩焘的“本末”论已属于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范畴，并且可以说是维新运动之前最全面、最系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郭嵩焘的“本末”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使洋务思想达到了顶峰，而且也为后来维新思想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郭嵩焘的“本末”论是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最先进的思想，在当时为什么不能为中国社会所接受？

首先，据前述，郭嵩焘的“本末”论已属于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范畴，它所欣赏和希望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因此，它绝不可能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更不会接受，即使是洋务大员们也不会接受。

其次，中国在进入近代之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文化方面提倡夷夏之大防，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有一种极强的排他性，要接受一种外来文化，得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1840年，英国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将西方文化强行输入中国，至洋务运动时，东西方文化有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但这一次碰撞与融合是在中国非常被动和被迫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接受西方的器物文化还是显得非常的不情愿与不自然。因此，当郭嵩焘提出要接纳西方制度文化的时候，传统文化的反作用力将郭嵩焘的“本末”论连他本人均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所以，尽管他是“文章学问，世之凤麟”式的人物，从出使英国回来以后，就只能在自己的书斋里终老黄泉了。

再次，按照郭嵩焘“本末”论的要求，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实行，必须要有一个它赖以支撑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而当郭氏提出“本末”论这一设想的时候，中国还不曾有一支这样的资产阶级队伍。因此，郭氏的“本末”论在70～80年代根本不可能实施，只能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虽然如此，但“本末”论仍不失它耀眼夺目的光环。

综上所述，郭嵩焘的“本末”论在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洋的立（治）国之“本”，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经济，是洋务思想史上最闪光的一页，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的思想相比，毫不逊色，虽然在他提出的那个年代无法实施，但仍不失其真理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