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士大夫素以本国为“天朝帝国”而睥睨邻国，不屑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即使与中国“一衣带水”、“击析相闻”的日本，也长期视若海外蓬莱，研究该国的著作寥若晨星。
一八六八年，日本出现明治维新，地处东方一隅的日本，从此摆脱殖民地危机，迅速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然而，维新之初的日本并未引起中国的注意，直至日本实力转强。侵扰台湾、吞并琉球，向邻国展试侵略锋芒，这才使中国朝野震动。在一片“以强敌为师”的呼声中，研究日本史尤其是明治维新史迅即成为一时风气。
当然，中国近代最初对日本的研究仍如隔海望山，“使人犹坐雾中”。顽固派洋务派把明治维新的实质，仅看作是“师习西方技艺”、“广购制器之器”，至于日本的政治改革则视而不见，甚至大加贬斥。资产阶级改良派始从官制、工艺、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开展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尤其是从政治入手，探寻日本跻入西方强国之列的道路，进而对比中日国情，借鉴日本维新经验，描绘中国变法蓝图。他们刊行了大量有关日本史专著、游记、考察书、尽牍，林林总总不下百余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力作，就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它反映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研究日本通史、明治维新史所能达到的思想学术水平。
对于《日本国志》，近年来介绍者渐多，但多评述内容纲要，至于其版本、体例及史学思想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试作考察。
一、《日本国志》对明治维新经验的总结
黄遵宪（1848一1905年），广东梅县人（今梅州市），曾随使日本，又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南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戊戌变法时赴湖南赞助陈宝箴推行新政，有胆有识，卓有成效，撰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初稿成于随使日本时，后修改，定稿，刊于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
《日本国志》通记日本自古至近世三千多年历史。但绝大部分是叙述明治维新史实。所以，作者称此书是一部“明治维新史”。作者在书中，探究了明治维新发生的原因，详细地研究了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等。正如梁启超所说：“以吾所读《日本国志》者，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黑白，而颂昭穆也”。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出现，是由欧美资本主义的叩关、“开国”所引起的。作者以不少篇幅，叙述列强侵略日本的事实。他说：
“孝明天皇嗣位，家庆薨，家定任将军。时英、美、俄皆迭以兵船来劫盟……，而美使复欲逼之，遂与定互市则十四条，旋与和兰（荷兰）与英、佛（法）、俄皆定草约，……而诸国处士之主攘，夷者益愤激不服，遂倡尊王以攘夷之说。纷纭竞起，至于刺大老、攻使馆、杀朝臣。遮说要藩，声讨幕府。”
“兵船劫盟”、“迫订草约”、“开港互市”等等问题，对于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国并不陌生。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与日本明治维新前形势十分相似。黄遵宪记载这些史实，意在告戒国人：日本临难知变，挣脱悲惨处境；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实行维新变法，当然也可以富强起来。因此，黄遵宪对明治时期的政治制度特别关注，对议会制度尤致深意。作者居留日本期间，日本议会尚未设立，但在自由民权运动的作用下，已设立“府县会议”，开日本以后议会之端倪。作者在书中把府县地方会议议员的选举会议的召开程序，一一记载，不厌其详，并加评论说；“府县会议之制，仿于泰西，以公国是而伸民权，意甚美也，”又说，“议会者，设法之巧者也”。这些言论恰和国内改良派要求在中国设立议会的呼声相应相激。
同时，书中以长达五卷的篇幅，介绍日本颁行的新法制（参见《刑法志》）。他说：日本法制，“无畸轻畸重之偏。窥其意，欲使天下无冤民，朝廷无滥狱。呜呼，可谓精密也！”向往之情跃然纸上。
其次，《日本国志》还考察了明治日本的新经济制度。他说，明治政府大力扶植私人资本，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推进了工业革命，增强了国家实力，免除了被西方侵吞的危险。对于这种做法，黄遵宪欣然赞同。如他称赞日本“借区开矿之法皆听民为之，官特为设法保护，派员以经理，岁收其税十一二而已”。
当时，国内洋务派用原有的封建官僚体系，兴办近代工业，全然不讲经济效果。改良派郑观应等人则主张兴办“民间自主公司”，“富人出其资，穷人出其力”，促进民族资本的兴起。黄遵宪赞成后者，主张采用日本“借区开矿之法”，民间出资开矿设厂，官方皆“听民为之”，并加以保护，表现出资本主义思想倾向。
第三，《日本国志》中，对日本学制、教育改革方案以及正在推行的“文明开化运动”作了记述。日本走向资本主义近代社会的起点，比欧美各国低得多，必须化大气力克服旧传统的愚昧积习，挣脱数千年的封建枷锁。为此，明治政府开展以教育改革领先的所谓“文明开化”运动，主张“牢不可破的国基……唯在于教育”着手颁布学制，极力普及小学、中学，向先进各国选派留学生，不惜重金实行“智力资源的开发”。黄遵宪在书中说：“明治四年，设立文部省，寻颁学制于大学区，分设诸校。有外国语学校，以英语为则。有小学校，其学科曰读书、曰习字、曰算术、曰地理、曰历史、曰修身。”他主张把这种学制推行到中国，以取代“帖括八股”无用之学。
黄遵宪还对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教育经费支出情况作了调查，并把各国教育的支出与军费支出进行对比，以衡量其教育水平的高低。他说：
“米（美）国学校费，每人二元另二钱。军费每人一元二十九钱。瑞西学校费每人八十八钱，军费每人一元。英国学校费每人六十六钱，军费每人三元八十六钱……日本则学费每人二十钱，军费每人三十一钱。其中唯美国学费多于军费。”
黄遵宪统计的军、学费比例表明，美国支出的教育经费比重最大，日本也名列前茅。他这样做是为了提醒国内注意，将来世界之“竞争”，不仅是“武力”之竞争，也是“学力”之竞争，提高国民文化水平，乃是“国力强盛之本”。他又说：“日本蕞尔国耳，年来发愤自强，观其学校分门分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中国也应当从教育入手，使中华民族日臻富强之境。
第四、作者指出，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还在于取消闭关政策。日本民族感触灵敏，目光四射，不断注重“邻交”，汲取消化外国先进经验，才造成今天“骎骎乎进开明之域”的形势。他总结日本历史上有两次学习外国的高潮，一次是隋唐之际，日本派遣”吸取中国文物制度，第二次是近世对西欧的学习，“志高意广，竟争外交”，使日本迅速进入资本主义列强行列。一八七一年十一月，日本政府首脑人物之一岩仓具视率数以百计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赴欧美访问，实地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况。以后日本制订新法，多得力於于这次访问。黄遵宪非常重视这件事，从中引出结论，即只有“邻交日盛”才能“国势日强”，所以他说：
“余闻之西人欧洲之兴也，正以诸国鼎峙，各不相让，艺术以相摩而日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邻交日盛而国势日强”。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清政府希冀以禁止外国文化科学技术的输入，保存其日益颓败的封建制度。随着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产生，要求学习外国，反对闭关的呼声日高。黄遵宠主张“邻交”的观点，恰是这种呼声的反映。
二、《日本国志》的版本及黄遵宪对初刻本进行的修订
《日本国志》的版本，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羊城富文斋初刻本。刊记题“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卷首有李鸿章《禀批》、张之洞《咨文》。一八九〇年付梓，约在一八九五年冬出版。是为本书第一次刊行。华东师大藏有此书，扉页有黄遵宪亲笔题辞云：
“此为初刻未校之本，而吾友索观者甚众。伯严考功谓《无邪堂答问》与此均近世奇作。爽秋观察言：自有《职方外纪》以来第一书。善余大兄更推为国朝大著作，足与梅定九《历算全书》，顾宛溪《方舆纪要》鼎足而三。而面乞函催，需之甚殷，辄先赠一部，并求为删校，再行刊定。遵宪以八年精力聚于此书，美恶不能自知，但能免诸君子阿好之讥，则幸甚矣。”
二、羊城富文斋改刻本。卷首刊记与前本全同。惟抽去卷首李鸿章《禀批》、张之洞《咨文》，补入梁启超《后序》。前者为“初刻未校之本”，则此本似为适应变法形势的改刻本。改刻时间大约在一八九七年春，发行时间可能在一八九八年前后。与前本相较，“改之十数页。”
三、浙江官书局重刊本。刊记云：“光绪二十四年浙江书局重刊”，版本的形式、内容全袭初刻本，合十册。
四、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依据“改刻本”，以铅字翻印，刊记云：“光绪二十八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印”。有六册和十册两种装订。
五、汇文书局本。题记云：“光绪二十四年汇文书局秋刊印”。外形、内容全同“改刻本”。据改刻本重印，合十二册。
六、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七、黄遵宪改订本手改原稿本。
此外，尚有袁昶写本二套，一为十六册（不全），一为十八册；《五洲列国志》汇片四收《日本国志•序例》，为一八九七年刻本；会稽徐氏《铸字斋丛书》片二收《日本国志•序例》一卷，一八九七年刻本；《日本国志•食货志》抄本六卷（藏华东师大图书馆）。
笔者依据上述主要版本，进行校勘，发现黄遵宪亲自改定的只有一本，即“富文斋改刻本”，其余三种版本或从初刻本，或从改刻本。
关于对初刻本进行修订的原因，作者在《改定日本杂事诗序》中说：
“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议，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偶翻旧篇，颇悔少作，点窜增益，时有改正。”
黄遵宪修订《日本国志》时，正值中国甲午受辱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运动渐趋高潮。此刻他参加强学会，已从一个早期改良主义者演变成一个成熟的激进的改良主义者，对于十多年的旧作，当然要作一番修订工作，以适应变化了的思想。所改之处，大约可分为三种情况：
首先是议论部分。如在记述日本大久保利通上疏后，作者加了这样一段话。他说：
“先是明治元年，大久保利通疏称……我中世以还，天子深居九重，民之视君，尊如帝天。君之视臣，贱如奴隶……君臣乖隔，离德离心效已可覩矣。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此以帝号自娱，以示天无二日之尊，犹之可也。今天下万国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盛仪卫，饰边幅，与井底蛙何异。”
本书初刻本中有不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天不变道也不变”等思想的阐述。但在这里却增入了“今天下万国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盛仪卫，饰边幅，与井底蛙何异”等内容，表明他的民权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又如在记述日本幕府末年与列强签不平等条约，黄遵宪感叹地说：
“此皆幕府末年所订之约，当美约定议时，但以城下之盟隐忍屈从，期暂纡目前之祸，以待后举。而治丝愈纷，燎原愈烈。每改约一次则外人愈得利，日本愈受损，而当时君臣上下，挟全力以争约者固未知之知也。”
黄遵宪在改刻本中补上这一段话，是具有深意的。当时马关条约初订，中国又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泥淖深陷一步。他以日本由弱转强的历史告诫国人，只有变法维新，才是摆脱外侮的唯一出路；苟且姑息，必将“治丝愈纷”，遭亡国灭种之祸。
其次，更多文字上修改的，是史料的改正与充实，其重大者有十一处。例如，第八卷以大量篇幅补充说明治维新后变法措施数十条。择其要有1．撤除各港口侮辱性“耶苏踏象”，实行宗教自由。2．派人留学外国。详记伊滕博文、榎本武扬出洋经过。3．吸收外资，聘请外人，传播西方文化技术。4．分驻公使、领事于各国，积极开展外交。5．改兵制、练海军、变刑法、研医学、架电线、敷铁道。这里，作者在改刻本中不厌其详地列出维新措施，是和中国一八八七年前后改良运动已接近高潮、迫切需要向外国援引改革方案这种政治形势分不开的。黄遵宪正是利用《日本国志》改刻机会，呈上了一份精详周密的新政设想。此后不久，这些措施不少成了改革派施政方案。光绪帝百日维新期间颁发“维新上谕”，与改刻本所言维新措施大体吻合。
在第三卷中多出了一页文字，介绍日本人民为争取召开议会掀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文中说：明治初年复开“地方官会议”，而地方绅民结党立会，以论时政者，所在蜂起，官良争权，屡兴讼狱。至十一、十二年间，各府县联名上书，请开国会者，多至数万人。并加评论说：“分朝权以伸民气，促开国会，势也。而政权所属，上不能专制于朝廷，次不能寄委于臣隶，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议院之法，以渐变君民共主之局，又势也。”
黄遵宪一方面记载日本维新人士“联名上书，请开国会，多至数万人”的史实，一方面又热情加以肯定，并视之为“势”之必然。一八九五年，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公车上书”。黄遵宪改订史书，增加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各府县联名上书，请开国会”的情节，相互映照，笔端影射，不难窥出。
另外，改刻本第八卷还增加了日、俄桦太岛交涉事件的记述。这次交涉，日方失败，被俄国割去桦太岛全部。作者对沙俄侵略素有警觉。联系一八七五年《日俄桦太千岛交换协定》签订时，黄遵宪赋的一首诗云：“一洲桦太半狉榛，瓯脱中居两国邻。罗刹黑风忽吹去,北门管钥付何人。”便可揣知作者补述这一事件的用意，是要人们警惕沙饿对中国的威胁。
这里指出一点，上述作者对史论和史料的改定，只进行到第八卷就结来了。此后基本上没有修改，估计作者当时忙于改良实际工作，政事倥偬，无暇为继。同时，通篇看来，其改订，增多删少。一方面增加了新史料，新思想，一方面又保留原作旧观点。新旧杂掺，同异互抵的现象严重存在。
第三，属于文字润饰方面的改变，贯穿全书，计有近百处，这里就不一一引证和赘述了。
三、黄著《日本国志》参考史籍及与姚、翁著《日本国志》的关系。
（一）《日本国志》参考史籍及原始材料。黄遵宪在编写《日本国志》的过程中，参阅了日本和中国的史书，查阅了明治维新时期书报条令，征集极富。所采日本史籍大致有：一、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及其后人所撰《大日本史》。《日本国志》的《国统志》部分大多依据书材料。尤其是《兵志》、《刑志》两志所引的资料更多。二、源松苗撰《国史略》。此书以天皇世系顺序，记载日本史实。《日本国志、国统志》引用该书史料甚多，且文字相近。三、《日本外史》。此书赖山阳撰成子一八二七年，初成稿于一八〇二年，记日本历代摄政将军事，故曰“外史”。黄遵宪甚推崇是书，称“后人从其书而正其误，亦可以补正其实”。本书卷首有书目二百余篇，为黄遵宪搜辑史料，提供了按图索骥之便。同时每卷首皆以“外史氏曰”启首评论史实，给黄遵宪以很大启发，《日本国志》卷首、末也必有“外史氏曰”启首的史评。当然黄遵宪征引日本史料，并非照抄照搬，而是纳入自己的编纂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古代史籍，素少典志体裁，而明治维新史资料也是零散不全，黄遵宪访古辑佚，爬梳条理，写成一部细密周详的典志，即在当时日本也是少见的。
其次，征引明治政府颁布的条令典章，包括“布告之书”、“官省年报”、“各官省职别章程”、“条教号令”等。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凡例》说：“维新以来，礼仪典章颇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职别章程，条教号令，虽颇足征引，而概用和文，不可胜译”。又自称，记明治新政“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黄遵宪接触此类“礼仪类典”多至数百册。
所采中国史籍则有《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黄遵宪广泛征引其中有关日本史的资料，并和日本史籍的记载相对照，去伪存真。如卷五，记丰臣秀吉与明军作战，考一人名曰“岛津”，中国史籍无此人名。作者参阅《明史》，考出：“《明史》作‘石曼子’即‘岛津’两字译音”。如卷四，据《大日本史》、《日本国史纪事本末》等书都说中日通使实始于隋。黄氏查考《山海经》、《汉书》等史籍的记载，证明汉代已有中日交通和遣使的记载。
（二）关于与姚著、翁著《日本国志》的关系问题：
光绪十四年（1888），姚文栋刊《东槎杂著》中载有《日本国志凡例》，详细介绍其所撰《日本国志》的内容。并在自著书中列有《中东年表》篇名。但此书及《中东年表》至今尚未见原本。
日本史学界对此很重视，由于该书和黄氏《日本国志》同名，因而注重研究这两本书的关系。日本学者认为，黄遵宪《日本国志》一八九〇年刊行，而介绍姚文栋著《日本国志》的《东槎杂著》一八八八年刊行，早于黄著。同时一八七九年出版的《日本杂事诗》记《日本国志》原名为《日本志》。故：一、黄著《日本国志》的书名，是受姚著影响的。二、黄著卷首《中东年表》也是受姚氏《中东年表》的影响的。我认为《日本杂事诗》所称《日本志》是对《日本国志》的简称。一八九七年前后，黄遵宪仍简称《日本国志》为《日本志》。同时，黄遵宪自撰《日本国志序》中说：“居东二年……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这篇序写于光绪十三年（1887）夏五月。可见在此之前，黄遵宪已确定书名为《日本国志》。这比一八八八年《东槎杂著》刊行还要早一年。所以在书名问题上，黄遵宪不一定受姚氏的影响。
关于《中东年表》是否受姚氏影响的问题。《日本杂事诗》卷末说：“此诗征引日本书籍不能不仍用其年号。日本史中土少传，惟近世李氏申耆《纪元篇》、林乐之《四裔年表》虽偶有误，尚可考其世也。余别作中东年表附日本志”。可见《中东年表》是根据李申耆《纪元篇》、林乐之《四裔年表》改编而成。另外，姚氏《中东年表》篇名出现在一八八八年刊行的《东槎杂著》中，而黄撰《中东年表》早在一八七九年前后已完成，故黄撰《中东年表》与姚撰《中东年表》无必然联系，题名相同当为偶合。
清代翁广平也著有《日本国志》，此书与黄著《日本国志》关系如何？翁著《日本国志》成书于嘉庆十九年，但没有刊刻行世，仅存抄本，藏上海图书馆善本书库。翁著在日本也有抄本，日本学者获原义雄说：“本书以写本传世。在我国有静嘉堂文库藏本和驹泽大学藏本两种。静嘉堂本八册三十卷……驹大本八册二十八卷。”
当时中国人住在日本，有搜辑中国典藉的风气，如杨守敬、缪荃孙等皆编有《日本访书志》。黄遵宪也不例外，为搜辑编史材料，翁氏《日本国志》可能不会遗漏。从编纂体例上看，翁著分世系、绘图、地理、风土、食货、通商、艺文等等，与黄氏《日本国志》分类法大致相同。故黄遵宪在书名、体例等方面受翁氏影响是可能的。
四、《日本国志》的影响
《日本国志》刊行之后，对社会影响很大。首先是康有为、梁启超等读了本书后，清楚地了解到“日本之所以强”，关键在于明治维新。梁启超说：“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詠叹……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并且认为《日本国志》“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条分缕析，实在是一部再好不过的政治教科书。所以他说：“有王者起必来效法，斯书乎，岂可以史乎史乎，目之乎？”如若中国效法日本，进行维新变法，将收事半功倍之效。康有为也认为：黄遵宪“参日使何公子峩幕，读日本维新掌故书，考于中外之政变学艺，乃著《日本国志》，所得于政治尤深浩”。
一八九八年，在戊戌维新变法的高潮中，《日本国志》一版再版，一年之内出现“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汇文书局”，“浙江书局”三种本子，可见影响之大。《黄遵宪年谱》载：“翁常熟……赞其《日本国志》，爱其才”。光绪帝也重视本书，一八九八年二月“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再索一部”。英国学者米尔纳将戊戌维新奏摺诏令，与《日本国志》所记明治新政，逐条对照，认为“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的改革观念，可在当时的诏令中，很清楚地看到。这些诏令，有关乎经济方面、行政方面、文化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改革，而其中以经济改革尤为明显，与黄氏之《日本国志》一般无异”。
《日本国志》在日本也引起了反响。日本学者认为此书从日本历史沿革，到学制改革的细节，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基于对事实的慎重的调查与考察，是近三百年中国人所写的篇幅最大、时间最早的全面研究日本的著作，“于明治日本作了无偏见和无先入感的考察与评述”。故日本学者称其“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网罗无异……字字征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实滕惠秀评价说本书是“清末日本研究书中最好的一本”。这样的赘语已在日本成为公论。
近代中国对世界史的研究，经历着从记叙域外风土人情，进到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再转入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研究这样一个过程。而《日本国志》则在中国人对世界史地研究史上，突破草创，具有重要意义。至于黄遵宪一面主张变革现状，一面又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一面赞美西方议会制度，一面又害怕“君民同权”，将会“启事作乱”。这是作者由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现象，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的特点之一。《日本国志》吸取西方资本主义学说，是其史学思想的主流，应该加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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