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一生与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年就读于书院，中年执教于书院，晚年又创办过书院。他对湖南近代书院的发展，是很有贡献的。

一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即郭嵩焘l8岁时，就读于湘阴县仰高书院。该书院创立于明代熹靖三十二年（1553年），清嘉庆十四年（1808年）改建于该县城南。规模颇大：东西共12斋，东曰敬业、居仁、存诚、崇德、富有；西曰乐群、由义、养性、尚贤、日新。以上十斋分别组成两个大的院子。院子之外门左右又各置两斋：东曰明道，西曰正谊。斋前为讲堂，斋后为先师庙堂，讲堂后为魁星阁。郭嵩焘就读该书院时，设生员正课10名，附课10名；童生正课20名，附课20名。郭嵩焘当时是以童生身分就读于仰高书院的，目的主要是练习时文，以便考秀才。对于这段经历他在《〈诵芬书屋文集〉序》中有过回忆：“予年十七（为实岁——引者），与同年生吴君西乔读书仰高书院。西乔为文劲悍，锋芒逼人，予心畏之。西乔亦独以予为畏友。其年，予补弟子员。西乔报罢，发愤归，键户读书。逾年，见其文，大惊。西乔曰：‘吾比年出入于《史》《汉》，沉潜于诸子百家之文，自谓有得也。’予闻内惭，乃亦研精覃虑，伏而读，仰而思，得文二十余篇。西乔见之，亦大惊，持示钟君情田。情田叹曰‘百年无此作矣。’情田，邑名宿，老于文律，于人鲜所许可。闻之，亦窃自喜。予年未冠，邑人士谬谓能时文，由西乔、情田两君发之也。”这段回忆说明，郭嵩焘通过在仰高书院的学习，不仅考上了秀才，而且在此期间通过与友人的互相激励、切磋，获得了“能时文”的美誉。

道光十六年（1836年），郭嵩焘为了考举人而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中附属的湘水校经堂。王先谦在《虚受堂书札》卷二中说：“湘水校经堂于省城之旧城南书院，拔取高材，肄业其中。一时造就人才，如周自庵侍郎寿昌、郭筠仙侍郎嵩焘昆弟、孙芝房侍读鼎臣、凌荻舟中翰玉恒，号称极盛。”校经堂开始是设在岳麓书院内，迁城南书院旧址是以后的事情。正因为它当时附设在岳麓，所以一般都说郭氏就读岳麓书院。当时书院的山长为欧阳厚均（1766—1846），他自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掌教岳麓，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凡27年。其治院以“弗懈兼勤，孜孜训迪，与诸生文行交勉，道艺兼资”自勉；认为培植人才，应“为有体有用之学”，“不徒在区区文艺之末也。”可见其治学颇富经世致用倾向。郭嵩焘在岳麓书院学习有这么一个好老师，加之又在这里交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种经历和交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郭嵩焘往后的人生道路。因此，岳麓书院的学习，是他青年时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治七年（1868年），郭嵩焘在一首题欧阳厚均遗照的七律中，曾回忆他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情景及其感慨：“名山游●记吾曾，重览遗图百感增。仍是绛帷开绿野，萧然白首向青灯。卅年人事浮云改，半学斋堂皓月澄。老屋遗经浑未减，名家后起更蒸蒸。”

郭嵩焘在岳麓书院读书期间，交结的最重要的朋友，是刘蓉、曾国藩、江忠源等。对此，他在《玉池老人自叙》中有过记述：“初游岳麓，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会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孟容旧好，欣然联此。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怦怦然觉理解之惭见圆融，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其后与江忠烈公、罗忠节公游从长沙，颇见启迪。此皆二十余年事也，已晓然知有名节之说，薄视人世功名富贵，而求所以自立。数十年出处进退，以及辞受取与，一皆准之以义，未尝稍自贬损。于人世议论毁誉，一无所动于其心。”这段话表明，郭嵩焘在岳麓书院读书期间，与刘蓉、曾国藩等人的交游，使他懂得了“名节之说”，知道“出处进退”、“辞受取与”都要“准之以义”，从而初步确立了他的人生观。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少负奇气，能文，不事科举，与同邑曾文正公、罗忠节公力求程朱之学，蹑而从之。”刘蓉就读岳麓书院时还不是秀才，而郭嵩焘则已于前一年考上了秀才，因乡试考举人不中，才入岳麓读书。郭嵩焘、曾国藩、刘蓉都推崇程朱理学，这是他们相交莫逆的思想基础。当郭、刘正在岳麓读书之时，曾国藩已于前两年（道光十四年）结业于岳麓，并于当年考中举人，且与刘蓉订交。道光十六年，曾国藩第二次参加会试报罢，出都为江南之游，道长沙，因刘蓉介绍而与郭嵩焘订交。对于这次订交，他们三人均十分重视，并有诗文为证。郭嵩焘说：“及见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曾国藩说：“自从有两仪，无此好日月。”刘蓉则在《复郭筠仙中丞书》中说：“三十年前，君与涤公及吾三人，雅志相期，孤芳自赏。”这些诗文说明，当时郭、曾、刘三个青年人，均年轻气盛，以天下为己任，满腹经纶，雅志相期，傲视流俗，孤芳自赏。郭嵩焘与江忠源相识，是在道光十七年参加湖南乡试之时，他们是同榜举人。江忠源“刻意问学，以名节自砥厉”，给郭嵩焘以深刻印象。所以他在《自叙》中说，自从与江忠源等人结识之后，“已晓然知有名节之说”。

二

郭嵩焘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参加会试，中贡士，殿试赐进士出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充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在京师供职南书房一段时间，又于同治二年至五年（1863—1866年）署理广东巡抚。在镇压太平军余部过程中与左宗棠闹矛盾，被左氏参劾去职。从此在家赋闲达9年之久。

郭嵩焘从广东回湘的当年，益阳箴言书院曾请他主教，但他“苦箴言书院掌教十月之期，未免烦苦”，因此推荐了别人。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十五日，他定居长沙之后，接受巡抚刘崐的聘请，同意掌教城南书院。三月初一日日记：“是日始定主讲城南之局（原注：关书早到，是日中丞言之甚切。）”城南书院原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创始人之一张栻读书之地。清代乾隆年间正式兴办书院。开始是长沙府所办，只招长沙府的学生，地址在天心阁之下；后来升格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省办书院，所以才有巡抚出面为其聘请主讲之事。道光初年，城南书院移建妙高峰，即张栻读书之地原址。当时除建有讲堂、斋舍之外，还建有文庙、文昌祠、张子（栻）南轩祠、二贤祠、前后五忠祠等。经过咸、同年间的战乱，书院斋堂及各祠大部分倾坏，战后虽经修整，但工程草率，所以当郭嵩焘出任主讲之际，巡抚又饬厘金局出资重新修葺。郭嵩焘在主持重修城南书院的过程中，就十分注意弘扬书院教育和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极力推崇清代以来有功于湖南书院和教育事业的山长与名宦。城南书院旧有名宦、院长二祠，各为之总位，但这些名宦和院长的名氏、官阀不详。郭嵩焘在修复过程中，请人进行了考证，考定出院长余廷灿以下九人，名宦杨锡绂以下五人。他指出：“盖杨公（锡绂——引者）实始建城南书院；左公以次，移建书院及创修各祠庙者也。又得吴公荣光一人，始以经学训诂校试肄业生。自雍正元年湖南、北分闱省试，成之者李公发甲；而前此请定南北中额，有赵公申乔；始请分闱，有潘公宗络；同时又有吕公谦恒，典试湖广，屡以分闱请，迄今无能举其名矣。”这里讲的“分闱”，指湖南、湖北分开举行乡试。原来，在咸丰元年以前，这种乡试都是在武昌举行的，中试的名额，湖南、湖北也没有明确的分配比例。这样，便严重影响了湖南人才的成长。经过上述几位名宦持续不断的努力，终于于咸丰元年实行了湖南、湖北的分闱。郭嵩焘对于分闱的作用评价很高：“自元设行省，并荆湖南北、上及粤西为湖广，讫我朝雍正之初，盖五百年。元皇庆二年行科举法，省试以八月为期，集诸路之士领于行省，垂至于今，亦五百余年。其始视湖以南边郡耳，言文学者弗及焉。自雍正之初至今百余年间，文物声明，炳然日新。……此湘人追念河阳李中丞分闱之功，所以久而不忘也。”所以在《城南书院名宦院长二祠碑记》中，他特别说明了撰写此碑文的宗旨：“夫为院长者，学行各不同，要皆有教泽留遗。为名宦者，治行亦各不同，要皆有功学者。使夫后之人入拜祠下，慨慕流连，以知书院建始自某公，分闱之议自某公而成于某公，治经始自某公。一政之及人，俎豆歆之不能忘，后起者可以劝矣。”

其二，大力推崇王夫之。郭嵩焘在修复城南书院原有祠祀的同时，“又于南轩祠旁隙也，建立王船山先生祠，期以乡里先贤开示学者，知所归向。”在《船山祠碑记》中，郭嵩焘高度评价了船山的历史地位：“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学，程子、朱子继起修明之，于是圣人修己治人之大法灿然昭著于天下，学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百年来，老师大儒，缵承弗绝，终无有卓然能继五子之业者。吾楚幸得周子开其先，而自南宋至今，两庑之祀，相望于学，独吾楚无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学之士无能讲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显于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岂非其人哉！”历史的事实证明，郭嵩焘的这一论断是恰如其分、符合实际的。接着，他对船山的学术成就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其学一出于刚严，闳深肃括，纪纲秩然。尤心契横渠张子之书，治《易》与《礼》，发明先圣微旨，多诸儒所不逮，于《四子书》研析尤精，盖先生生平穷极佛老之蕴，知其与吾道所以异同，于陆王学术之辨，尤致严焉。其所得于圣贤之精，一皆其践履体验之余，自然而忾于人心。至其辨析名物，研求训诂，于国朝诸儒所谓朴学者，皆若有以导其源，而固先生之绪余也。”郭嵩焘对船山学术成就的这些评价，在近代开始的船山学的发展历程中，是早期研究中最为全面和深刻的。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所以郭嵩焘替船山不为人知而十分叹息。他说：“邓先生（显鹤——引者）始谋建祠衡阳之故居，不果行。窃尝以为有宋诸儒之崇祀，类由门弟子私祀于所讲学之地及所莅仕之州邑，既久而弥光。先生伏处穷山，无朋友之讨论，无门弟子之推崇。潜德暗行，慨然以斯道自任，无所求知于人。其书晚出，天下之士皆知贵之，吾楚或不能举其名。盖其遇视有宋诸儒为尤艰，而心尤隐矣。同治庚午（1870年），郭嵩焘掌教城南书院，始言之中丞刘公（崑——引者），为建祠南轩祠之旁。……将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学，求其书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契于心。又将有人焉光大先生之业，以上溯五子之传，确然有以知先生之学非元、明以后诸儒所能及也。”显然，郭嵩焘之所以推崇船山，不仅是希望湖南士人“求其书读之”，从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契于心”，而且希望他们能“光大先生之业”，弘扬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在船山祠建成后，郭嵩焘又率领城南书院诸生为船山牌位安位并定期举行祭祀。他的诗文集中就保存了《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船山祠祭文》、《船山先生像赞》等数篇。

城南书院于当年3月12日开馆。是日，巡抚及省城官员纷纷到场。书院有学生100多人，这天郭嵩焘见门生约六七十人。他在城南书院掌教十分认真负责，自己住在书院，不仅为学生制定条规，拟经题、诗古文题，而且还认真评定课卷。尽管这年4月24日，他宠爱的邹夫人病逝，“伤怆万状”，但仍强压悲痛，继续执教。

郭嵩焘在城南书院掌教前两月情况还比较平稳。但进入5月之后，却出了一件攻击他的事。据郭氏当月18日日记记载，他在讲课时说孟子“言‘万物皆备’是论仁体，不是说性：‘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亦隐然自道所得。诸生因撰一联云：‘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日记记载，告诉他这个情况的人说，这副对联是从郭氏同乡李仲云那里听来的。对此，他十分气愤，在日记中写道：“书院气习之坏，至不可问，然楚人好谣善谤，其端实自士大夫开之。因传斋长严查，斋长言书院实不闻有此联语，而省城传诵几遍，是必在城应课新生所为。是日乃专课住斋各生，而停止在城应课者，以必破此案为期，并以谕帖传示肄业各生。”次日，郭嵩焘与布政使王文韶及李仲云同席吃饭时，王氏以谣言乃及山长为不然，李仲云接着说，以前几任山长“尚无如此笑话”。郭氏对李仲云此语极为反感，他在日记中说：“不知所谓笑话者，何笑话也。李氏兄弟（李仲云之兄为李桓——引者）坏乱省城风俗，抑亦吾邑之不幸也。”郭嵩焘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一语之解释，也是一家之言，学术观点不同尽可讨论，由此而造作联语，却是人身攻击。郭氏办事也太认真。“停止在城应课者”似可以不必，“以必破此案为期”，其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同治九年十一月，郭嵩焘结束了城南书院的教务。是年九月，他曾托人向巡抚刘崑表示：“明年城南一席万不能就”。可是，他却发现和培养了几个得意的门生：“门生中稍属意者：易鼎□、张百熙、陈理泰、曹昌琪、瞿鸿禨 。”这五人中有两人后来成为清末的著名大臣。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长沙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曾督广东学政，戊戌政变时因奏荐过康有为应经济特科，又奏保使才，被革职留任。后历官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派充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瞿鸿禨（1850—1919），字子政，善化（今长沙）人。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历官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外务部尚书、内阁协办大学士等职。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明。王先谦在《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中说，郭嵩焘从海外归来之后，晚年曾再次“主讲城南书院”。郭廷以编定之《郭嵩焘先生年谱》及曾永玲著《郭嵩焘大传》均据此立言。笔者遍查郭氏归国后lO多年日记，不见关于此事的任何记载，故认为王氏此说有误。

三

光绪二年（1876年）底至光绪五年（1879年）初，郭嵩焘充任清政府出使钦差大臣，当了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和驻法公使。因在出使期间与副使刘锡鸿闹矛盾，而朝廷又偏袒刘锡鸿，所以他一气之下，归国以后再不出仕。在晚年的隐居生活中，他一方面埋头著述，另一方面则热情地关心家乡湖南的教育事业。他宣称：“君子在位则忧朝廷，退归则忧学校。朝廷者天下之本，朝廷正则天下自正。学校者人心风俗之本，学校修明，人心风俗亦将有感发振兴，转移于不自知者。”可见，郭嵩焘晚年是自觉地将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当作改良“人心风俗”、为国家富强奠立基础的根本措施来看待的。

郭嵩焘在出使期间，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亲见西方的学校制度比中国的先进，所以当他还在英国时，就曾致函沈葆桢，建议他加以仿效。函称：“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略举其义，一曰分堂以立为学之程，二曰计时以示用功之准，三曰明定规则以使有依循，四曰分别去留以使知劝戒。行之有效，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期以广益学校之制，通其变而济其穷。”他的这些意见，当时朝廷根本不可能采纳，因此在他回国家居之后，自己便积极从事教育制度的改革。为此，他在倡议恢复湘水校经堂的同时，创办了思贤讲舍。

湘水校经堂是由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道光十三年创办的，原来附属于岳麓书院。吴氏是阮元的门生，他效法阮元创办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专勉实学”精神，不仅要求省城各书院“以经学训诂校试肄业生”，而且还专门创办湘水校经堂，以经义、治事、词章分科试士。吴氏离任后，此堂名存实亡。咸丰末，巡抚毛鸿宾重整湘水校经堂，但持续时间不长。上面我们说过，郭嵩焘曾肄业湘水校经堂，所以他从海外归来不久，即向湖南学政朱逌然建议恢复湘水校经堂。光绪五年六月十五日，郭嵩焘日记载：“张力臣（自牧）过谈，述及朱肯堂（逌然）议建复校经堂，取盐务三钱余款，岁可得九千金。议分建四堂，曰经、曰史、曰文、曰艺；堂设一学长司训课，而以总教习一人主其成，以季课考其勤惰，而司其进退之权。其司钱谷者曰总办，以属之朱宇恬（昌琳）。力臣为肯甫代拟咨院一稿，而予颇为之酌定章程，以此议本发自鄙人，尤乐及见其成也。”7月28日，郭嵩焘在其日记中讲了他倡议恢复湘水校经堂的宗旨：“予谋别立书院，讲求征实致用之学，愧绵力不足及之，赖有朱肯甫倡其议，竭力谋成所志，以求有益乡里，为陶成人才之资。”可是，郭嵩焘这种“讲求征实致用之学”，为乡里陶成人才的良好愿望，却被一些人误解和中伤。九月初八日清早，郭嵩焘接到一封刊刻的匿名信：《伪校经堂奇闻》。匿名信称，郭氏与张自牧商量开设校经堂，“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其计狡毒。”末言：“清内奸以杜外患，当各出高裁卓见，筹善后之规。”显然，匿名信的作者已公然把郭嵩焘称为“内奸”了。对此，他十分气愤，认为此匿名信“文笔似非愚民所能为”，因而感叹“世风败坏至此，可为痛哭”；“动谋聚众称乱，真属骇人听闻。惟能付之不问而已。”尽管有这些干扰，但并没有影响湘水校经堂的恢复。重建后的校经堂，不再附属岳麓书院，而在长沙城南天心阁下另设堂址，并以通经致用为宗旨，为近代湖南培养了一批人才。戊戌变法时期，校经堂成为维新思想的宣传阵地之一，《湘学报》即在该堂刊行。

郭廷以编定之《郭嵩焘先生年谱》，将思贤讲舍创立之时间系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但笔者考订，郭氏酝酿创办思贤讲舍的时间，与他倡议重建湘水校经堂的时间大略相同。据光绪五年（1879年）七月二十八日其日记记载：“朱肯甫学使咨提盐务余款修复校经堂，为李仲经所持，数月不能定议。李仲经因谋使思贤讲舍一款应付朱肯甫，力臣枉商。吾以思贤讲舍发之自我，无中废之理。力臣具稿，会同文正祠董事咨复李仲经。”这是思贤讲舍之名第一次在郭嵩焘日记中出现。他创立思贤讲舍的目的，就是为了宏扬王船山之学。对此，他在光绪七年九月初一的船山生辰祭仪上作过说明：“禁烟公社与思贤讲舍相附丽。初定章程岁凡四集，以屈子（原）、周子（敦颐）及船山（王夫之）先生及曾文正公（国藩）生日，略志景仰先贤之意。今岁开立思贤讲舍，专祀船山先生。”思贤讲舍于这年3月26日正式开馆，郭嵩焘亲自任第一任主讲。在讲舍开馆之前，他曾与朱克敬商讨学舍章程。朱克敬认为“讲舍章程，必不能外宋贤遗规。今日之大患在人心风俗，非一二能词章考据之求而人才之求。求人才必自整顿人心风俗始。”这一见解，深得郭嵩焘的赞赏。他在讲舍开馆讲“为学大旨”时，对诸生提出如下要求：“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

必须指出，郭嵩焘创立思贤讲舍的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培养征实致用人才，但他将禁烟公社与思贤讲舍相附丽，每年于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等人生日时举行祭礼，却隐含着为他自己这样一类在籍士绅提供发表议论的场所之意。我们只要看看郭嵩焘日记中关于这类聚会的记载，就会发现参加祭祀的人员除了思贤讲舍的生员外，还有数个至十数个不等的在籍士绅；祭祀时也不单纯的举行仪式，而是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说；其议论的内容，不单纯是学术的，而更多地是议论时政或抨击时弊。例如在光绪八年（1882年）九月初一日的会讲时，郭嵩焘就点名道姓地批评了左宗棠：“左相一开茶引，一增鸦片烟税，一加盐引，耗散湘人财力，动愈百万。”张自牧则说：“左相求效太急，于此微失权衡。”又如在光绪九年一月十一日的会讲中，郭嵩焘尖锐地批评了清代后期书院、学校的趋利之风。他说：清代“治经之儒，旷越汉、唐以上，而前代讲学之风至是而尽废，遂使天下之民一无所系属。……乾隆以后，各县皆立书院，学校为最盛。而一以利诱之，于学问源流本末，全失所以为教，直使败坏人心风俗，有损无益。所以创立校经堂、思贤讲舍，求一挽学校之陋。”再如，在这年九月一日的讲会中，彭朝议（字丽生）谈到风俗之“三弊”，并着重指出：“窃观今日人士之弊，莫甚于无耻，尤莫盛于好利，其终归于放肆。晋人以清谈致乱，其时尤知尚名节，顾惜清议。今则一切不顾。自乾嘉以来，学者一意诋毁宋儒，直将作人的规模，毁坏净尽。人心风俗，安得不坏？”郭嵩焘接着指出：“丽生所论三弊，深中今日学者隐微，而无耻为尤可惧。……耻者，动于心之不自安也。人生大弊，只坐好利。要须是有耻，则利中多少层节，自然推勘分明。是以耻之一字，于人士尤为吃紧。”郭嵩焘等人的这些议论，击中了当时学界和官场的要害。他们这种集会评论时政和时弊的作法，实为戊戌变法时期南学会之滥觞。

思贤讲舍开馆时，有肄业生21人，除郭嵩焘任主讲外，还有左长卿任监院，殷竹坞教算学制造。郭氏任讲舍主讲的时间只有一年，以后彭朝议、邓辅纶、王闿运、王先谦均曾任过主讲。讲舍在清代末年不仅为湖南培养了一批人才，而且出版过一批重要著作。入民国之后，刘人熙报请大总统批准，在思贤讲舍的基础上创办船山学社，对宏扬船山之学，宣传爱国主义起了良好的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这些虽是后话，然而大辂椎轮，不能抹煞郭嵩焘创办思贤讲舍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