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公元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也是一位重要的法家爱国诗人。“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深厚的爱国热情，是魏源诗歌中的主要内容。他在鸦片战争时期写下的大量战斗诗篇，成了当时反映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昏聩、歌颂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和广大人民英勇反侵略斗争的强烈的时代呼声。

一八四〇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毛主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激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蓬勃高涨的反侵略斗争高潮，使地主阶级也起了分化，一部分革新派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昂扬激越起来。在外国侵略魔爪妄图瓜分灭亡中国的时刻，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成了中国近代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

早在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前，英国侵略者为了扩大自己的殖民地和商品市场，采用了各种卑鄙恶劣的扩张手段，用大量鸦片打开中国门户，残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鸦片对中国危害的深重，当时主张严禁鸦片的抵抗派首领林则徐对此作了深刻揭露，他说：如果不严禁鸦片，“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因此坚决主张严厉禁烟。而清朝的卖国主义当权者，他们从鸦片输入中获取大量贿赂，“允许鸦片自由进口”，极力反对和破坏禁烟。禁烟与反禁烟的斗争相当激烈。

魏源站在禁烟派一边，痛斥投降派。在《江南吟·其八》一诗中明确指出烟毒泛滥于中国，其根源在于推行儒家路线的清廷卖国主义当权者：“上朱邸，下黔首，彼昏自痼何足言，藩决膏殚付谁守？语君勿咎阿芙蓉，有形无形瘾则同。边臣之瘾曰养痈，枢臣之瘾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中朝但断大官瘾，阿芙蓉烟可立尽。”在印度出产的鸦片输入中国，麻醉人民，使吸上鸦片烟瘾的人白天黑夜都晕头转向。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吸食者无不自毁其身，而且弄得财源枯竭。这样，藩篱一旦溃决，将叫谁去保卫国家呢？在诗的末尾，他更愤怒谴责清朝官吏对鸦片走私的姑息纵容，养痈为患，并揭露他们利用儒家“中庸之道”破坏禁烟，对内折中调和，对外妥协投降。“中朝但断大官瘾，阿芙蓉烟可立尽”，矛头直指清朝最高统治集团，表现了魏源严厉禁烟的决心和勇敢斗争的精神。

魏源看到清王朝已面临着“夷烟蔓宇内，倾向漏海外”（《古微堂外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大漏巵兼小漏巵，宣防市舶两倾脂”（《秋兴十章》），“外漏兼中蠹”（《秋兴十章》），人民日益贫困，国势日益衰弱的岌岌可危的局面。但是清统治者却只是日夜醉生梦死，“酒地花天不知老”，横征暴敛，全然不顾国家安危。他在《江南吟》和著名长诗《秦淮镫船引》、《金焦行》中，对清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作了无情的揭露，暴露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在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积极筹划浙江前线的防务，亲自参加抗英斗争。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魏源感到十分痛心和悲愤，他对投降派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写下《寰海十章》、《寰海后十首》等反侵略的光辉诗篇。

投降派以尊孔读经的道光皇帝和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为首。琦善、耆英、伊里布、奕山等都是投降派的代表。他们反对抗英，胡说敌人“船坚炮利”，“非兵力所能制服”，畏敌如虎；公开打击抵抗派，胡说“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革了林则徐的职；割地，赔款，讨好侵略者，推行一条地地道道的儒家投降卖国路线。

魏源在《寰海十章》组诗中对投降派的罪行进行了有力的鞭挞，活画出他们一伙卑躬屈膝、卖国投敌的丑恶嘴脸：“谁奏中宵秘密章，不成荣虢不汪黄。巴闻狐鼠凭城社，安望鲸鲵戮埸疆”（其四）。这些贵族大官僚象南宋的汪伯彦、黄潜善一样，都是无耻的投降派，狐鼠之辈，哪能希望他们抗敌救国呢？深刻揭露了投降派的本质，表示了他对投降派的极度蔑视。投降派的昏庸无能，在魏源诗中也描写得淋漓尽致，寥寥数笔就使他们原形毕露：“仗钺分茅细柳营，托身肺腑请长缨。徒闻南面朝军吏，几见东牟驭禁兵，纨袴例当骠骑贵，绣衣那信吕嘉轻。指挥犹执金如意，□几湘帘海外行”（其六）。“靖逆将军”奕山贪功，自告奋勇到广东督战，自比西汉名将周亚夫，可是一到广东，只会摆架子，抖威风，吃喝玩乐，不作战事准备，哪会指挥军队？骑在马上拿着佛手搔痒，坐在船上装饰得豪华漂亮，哪象个打仗的样子？这不正是那些颟顸愚蠢的投降派的生动写照吗？他们甚至连敌人的国家在哪里都不清楚：“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都中吟十三章·其四》），可见腐败、昏聩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由于清朝统治者推行儒家投降卖国路线，战争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一八四一年五月，英军舰侵入广东虎门，奕山张皇失措，订立了屈辱的《广州休战条约》，向英侵略军赔款六百万元，乞求停战。魏源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靠白银换来的和议。“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鼓角岂真天上降，琛珠合向海王倾，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宫万丈明”（其九），投降派不会领兵打仗，却巧于卑躬屈膝，懂得“全凭宝气”就能“销兵气”。历史上的投降派正是这样抗战无力，投敌有方的。投降派千方百计阻挠、破坏抗战，革了林则徐的职，并把他充军新疆。魏源无比愤慨地指斥投降派“不诛夏览惩贪帅，枉罢朱纨谢岛夷”（其四），不去严惩贪帅败将，却把坚决抗战的林则徐革职，用以讨好侵略者，愤怒批判了投降派投降有理、抗战有罪的反动逻辑。

魏源对林则徐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在《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二首》中，渗透了他们之间深厚的爱国情谊，并决心完成林则徐嘱撰的《海国图志》，表达了魏源在险恶的形势下坚持战斗下去的顽强斗志。魏源从亲身参加抗英战争中认识到，儒家投降卖国路线是战争失败的根源，因而不遗余力反对投降，坚决主张抵抗，充分表现了他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魏源以诗歌作武器，痛斥投降派，深刻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他们投敌的本质和卖国求荣的罪行。同时，他又在诗中力陈抗战方略，针砭时政，愤悱讲划。正如他所说的，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书也”（《海国图志序》），因此积极宣传抗战思想，大力批驳清王朝道光皇帝之流妥协投降、卖国苟安的罪恶行径，他认为对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有出路，这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敢不敢斗争，敢不敢反击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为了反击侵略，执行坚决抗战的路线，魏源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战术思想。《寰海后十首·其一》：“争战争和各党魁，忽盟忽叛若棋枚，浪攻浪款何如守，筹饷筹兵贵用才。惊笑天公频闪电，群飞海水怒闻雷。漫言孤注投壶易，万古澶渊几寇莱。”针对投降派假抗战、真投降的花招，诗中提出了“以守为攻”，“大力选用抗战人才”的抗战主张。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具体情况，魏源一向坚持“以守为攻”的方针，以我所长，制敌之短。敌人的船炮在广阔的海面上便于行动，就应该“诱敌深入”。他说：“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海国图志》），把敌人引入内河来“水陆伏击”，这样才能“设穽以待虎，设罾以待鱼”（《海国图志》），使“敌失其所长”，战而胜之。诗中同时赞扬了人民群众反侵略的大无畏斗争精神，歌颂了宋代的爱国抗战派寇准。他一再强调“以守为攻”，在《都中吟十三章·其四》中也坚持这个方针：“筹善后，筹善后，炮台防江防海口。造械造船造火攻，未敢议攻且议守”。一八四二年五、六月间，英侵略军攻陷乍浦、吴淞等地，两江总督牛鉴仓皇逃跑，魏源严正指出：“小挫兵家胜负常”，“但须整旅补亡羊”，“重颓赤帜骄夷帜，更使江防亟海防”（《寰海后十首·其四》），“但识守江贤守海，何虞骚浙更骚淮”（《秋兴后十首·其四》），表达了守江重于守海的思想。魏源的“守”是立足于“打”，防内河是为了歼敌，为了下一步的反击，为了战胜敌人。这是他运用了朴素辩证法思想在军事上的表现，也是基于“知己知彼兵家策”的正确理解的。

魏源的战略思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投降派站在封建顽固立场上“闭关自守”，拒绝吸取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说是什么“奇技淫巧”，“形器之末”，表现了可笑的夜郎自大。魏源一方面斥责他们“若疑若昧”，愚昧无知，另一方面积极提倡向西方学习，“船炮何不师夷技”？（《都中吟·其四》），“欲师夷技收夷用”（《寰海后十首·其二》），“题本如山译国书，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如”（《都中吟十三章·其四》）。在当时是否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是能否战胜资本主义侵略的一个重要问题。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体现着强烈的反侵略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后来先进的人们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导。

鸦片战争失败后，一八四二年八月，投降派耆英、伊里布代表清王朝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投降派无耻地称之为“万年和约”，沉醉在敌人炮口威胁下的苟安，以为又可以重享“太平”，取消了一切战备。针对资本主义侵略战争的严重威胁：“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都中吟十三章·其四》），魏源警告清王朝的当权者不可掉以轻心，更加剧烈的战斗还在后头。“潦尽天高木落清，连宵封事似销兵。梦中沦海孤鸿影，风里银河万马声。裂石穿云何处笛，淡烟疏雨五更檠。莫将太白疑残月，未晓西窗分外明。”（《秋兴后十首·其九》）借助对景物的描写，形象地呈现出一种大战爆发前夕暂时寂静的异常气氛：秋雨过后，天高云淡，气象清新，很象是太平世界，战事已销。三、四句笔锋一转，在这种时候，特别令人想起抵抗派林则徐，而他已被贬在边疆象大海中的孤鸿一样。风平浪静的银河，已响彻着万马奔腾急的声音，这似裂石穿云的笛声一样清壮的，就是人民要求抗战、反对侵略的强烈呼声。昏庸的清廷统治集团，则象淡烟疏雨笼罩着五更微弱的孤灯。但不要错把预兆战争的太白金星看作残月，天将拂晓时的西边，分外明亮，这是从西方来的战争威胁严重的征兆啊！诗里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思想很突出，借景喻物的手法也运用得很好。在《金山偶题》中，他说哪里有承平世界呢，连海水都感觉着会再爆发战争：“底事承平无水战，涛声忧惧海艘来。”《自定海归扬州舟中二首》等诗都预言战争必将再起。因此，他大声疾呼：“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寰海后十首·其九》），在战争的时期渴望和平安定，而在和平的时候却不注重戒备战争，这对清王朝的当权者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尖锐的批判。他同时还提出：“忧时休漫浪，诸将岂无才？”（《自定海归扬州舟中》），强烈要求选用抵抗派的将领做好战备，反击侵略。魏源始终坚持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搞好战备，主要是为了随时粉碎侵略者的进攻。

魏源坚决主张抵抗外国侵略，是由于他对资本主义国家凶狠残暴的侵略本性有较清楚的认识。他说：“无欧罗巴，亦无所谓鸦片”，指出了英国是鸦片战争的祸首，是靠掠夺起家的，他们是一伙“唯利是图，惟威是畏”（《海国图志》）的海盗，对付他们，惟有“以甲兵止甲兵”。

在反侵略战争中，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抵抗派与投降派爱国与卖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大分歧。

毛主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斗争，以辉煌的胜利写进了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反侵略的英雄史篇的第一页。一八四一年五月，英国侵略军千余人窜入广州三元里，烧杀掳掠，激起了人民炽烈的爱国义愤，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万余群众，齐声鸣锣，聚集在《平英团》的大纛下，手执大刀长矛，男女老少齐上阵，围歼英兵二百余人。是日下大雨，英侵略军走投无路，狼狈不堪，急忙向清政府求救。最后，在投降派的保护下，残兵败将才逃回船上。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中的英勇反抗，恩格斯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是争取自己生存的战争，这是谋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伟大的人民战争，激发了魏源汹涌的爱国主义感情，他热烈讴歌颂扬三元里人民英勇的抗英斗争，愤怒斥责投降派通敌卖国的可耻罪行：“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几获雄狐来庆郑，谁开柙兕祸周遗？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早用秦风修甲戟，条支海上哭鲸鲵”（《寰海十章·其九》）。英军的侵略暴行，激起了三元里人民的痛恨，一声号召，立即可以聚集十万之众。当三元里人民快要抓住英军头目义律时，却被奕山派汉奸余保纯把义律放走。从前投降派总是诬蔑人民“通敌”，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开门揖盗，纵敌作恶的正恰恰是奕山这伙无耻的投降派。如果能及早采用秦国的法家耕战路线，妄图鲸吞我国的英侵略者，就只好龟缩回遥远的西方海上去凄厉抽泣了。通过三元里之战，魏源看到人民群众巨大的反侵略斗争力量，驳斥了投降派污蔑沿海人民为“奸民”，“粤民皆汉奸”的反动谬论，揭穿了他们“揖盗开门撤守军，力翻边案炽边氛”（《寰海十章·其五》）的卖国罪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民力，认为“义民可用”，强调必须“练士著”，“利用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借助民力，抵抗侵略。他还以无比的民族自豪感，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大家“励精淬志”，中国定会出现“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新局面。这些都体现了魏源比较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进步立场。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魏源作为近代法家的代表人物，继承了历史上法家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运用诗歌这个文学形式猛烈抨击儒家投降卖国路线，积极宣传抗战思想，热情赞扬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这些体现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进步的政治态度的，充满着较丰富的人民性和充实的内容的作品，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进步作用，值得肯定。诗的风格雄浑有力，富有气势，形象鲜明，感情充沛，这些诗篇在弥漫着沉寂守旧、空虚消极的清末诗坛上放射出异彩，具有新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但是，魏源是不可能站在人民一边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主张抵抗外来侵略，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而当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给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以致命冲击的时候，魏源就转而镇压人民。在他的诗中，也不时流露出忧郁伤感、厌世无绪等消极因素，应该加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