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在我国近代文学上的贡献，文学史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本文试就其维新思想的特点，致绩及其“且以忧死”等问题略为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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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封建专制的清政府日益反动与腐朽，中华民族陷于被瓜分的深重的危难之中。但这种局势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敌忾同仇。其时，改良派的中坚力量，把变法维新与救亡图存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声势巨大的思想政治运动，表现出他们在这个历史阶段上的先进性。黄遵宪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员。虽然他在运动中的地位还没有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显著和重要。

黄遵宪思想的进步性，首先是继承发扬了上个世纪中期的“开眼看世界”的先进思想。他反对复古主义，要求变法维新。黄遵宪还未涉仕途的时候，就反对并嘲笑复古主义者是“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他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这一创造性主张，虽重在论诗，但对整个封建传统思想，对弥慢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复古主义思潮同样具有挑战作用。他极力反对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的腐败办法，他尖锐地指出，“谓开明经科，所得学究耳；谓开制策科，亦祗策士气；谓开词赋科，浮华益无耻”（以上引自《杂感》诗）。这个时期，尽管外患日深，民族危机日亟，但复古主义仍到处泛滥；科举制度仍然是牢笼知识界的无形桎梏。黄遵宪不少诗篇都是反对这种封建愚昧政策的。同时他主张中国要变法维新。从他的《己亥杂诗》“滔滔海水日趋东”一首并自注中，可见在日本做参赞时即断言“中国必变从西法。”这在当时思想界无疑具有发聋振的作用。这种进步思想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界先驱龚自珍的革新思想一脉相承。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中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龚自珍对科举制度也极力反对，他认为“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乞改功令，以收真才”“（《与人笺》）。龚黄二人的年龄、事功均不同，但在洞察时弊，主张革新方面，则所见略同，在近代思想史上，可谓后先辉映。

在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以挽救民族危难问题上，黄遵宪也无愧于思想界先驱。突出表现在他赴日本任使馆参赞期间，精心考察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政，访求日本的风土、世情和历史、人物等资料，写成一部四十卷共五十余万方的《日本国志》。这部巨著编写的目的、意义。其弟遵楷曾扼要地加以说明：“《日本国志》，所以述职。知所驻国之形势变迁，由于世界各国之形势相逼而成；则本国之从违，当求合于世界各国之形势以为断。”又云“意在借观邻国，作匡时之策也”（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康有为也认为黄遵宪“读日本维新掌故书，考于中外之政变学艺，乃著《日本国志》，所得于政治尤深浩”（《人境庐诗草•康序》）。可见黄遵宪从对日本明治维新研究中，认识到要拯救祖国，必须改变闭关锁国状态，必须与世界潮流相适应。他要从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中，寻求中国的匡时之策。其眼光之远，谋国之深，可以想见。他在《日本国志书成志感》诗中这样写道：

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千秋借鉴“吾□镜”，四壁图悬人境庐。

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

忧国维新的情志，深切感人。即此，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晚清时期“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求进步的中国人”的卓越代表。他的以匡时、救国为宗旨的《日本国志》，也完全可以称得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块丰碑。我国近代史上革新思想又一先驱——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后，鉴于强敌侵凌，民族危机严重，中国人民急需了解世界风云，求得民族自卫，国家自强，曾编写了一百卷的《海国图志》。全书的灵魂是“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反侵略思想和策略，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黄遵守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则鉴于外患日深，清廷腐败，看到“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编写了这部《日本国志》，想学明治维新一套治术来挽救民族的危急命运，其目的不止是御外侮而且要革新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了。这是黄遵宪思想上的一次跃进，比之《海国图志》更具有时代的意义。他在《感事三首》中，明确指出：

“……宋明诸儒鹜虚论，徒诩汉大夸皇华；谬言要荒不足论，乌知壤地交犬牙。鄂罗英法联翩起，四邻逼处环相伺。着鞭空让他人先，卧榻一任旁侧睡。古今事变奇到此，彼此不知宁勿耻……。”黄遵宪清醒地认识到“事变”的严重和知己知彼的重要。对当时那些妄自尊大，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列强为“要”、“荒”的迂腐而昏妄的人们，则予以申斥和警告。这是黄遵宪放眼世界的进步思想在诗中的集中反映。

黄遵宪还是一位维新变法运动的实干家。他曾参加强学会，捐款兴办《时务报》。1896年秋，他向光绪皇帝提出“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知中华”（《己亥杂诗•自注》）。把变法的迫切性，直接诉诸光绪，应该说对维新运动是有力的促进，他在任湖南盐法道并署按察使的时候，以全力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实行新政。在维新运动中的湖南省，可谓呈一时之盛，近代史中有详细的记载。其中黄遵宪的贡献是突出的。他首倡“民主”，主张“自治其身，自治其乡，由一乡推之一县—府—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清史稿本传》）。他还准备“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为此，他在湖南首创“保卫局”。“保卫局”是黄遵宪学西方国家的巡警制度而又加以变化的“以民治民”、“以民保民”的警察机关，又作为“亡后之图”的一种措施。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凶焰，咄咄逼人。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在考虑如果某些地方为帝国主义所占领，总得有个应急的办法来抗击侵略者。黄遵宪准备以保卫局来“团结民气”，即“万一割隶于人，民气团结或犹可支持”（见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以下称《年谱》）。这与唐才常（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上欧阳中鹄书》中所说的南学会应当“屹然自立于天下，即果遇英人葛洪（瓜分论者）之狂喙，尚能有所资藉，不沦于腥膻之族”（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把推行新政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是黄遵宪这些革新家的杰出所在。今天看来，这种办法虽不能解决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更不能使中国臻大同之治。但在民族危机深重，投降主义猖獗的晚清时期，黄遵宪参与推行新政，与维新志士们一起“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是难能可贵的。尔后因戊戌政变他滞留上海，几乎遇害。从此被放归故里，成为维新志士中的幸存者。1900年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问政于退居乡里的黄遵宪，遵宪以设巡警、免米厘（清政府在十九世纪中期，为搜刮商民以充其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大小城镇收厘金税，即对米市课以1/100的捐税，是一种严重的剥削形式，维新派为发展商业，曾力主免厘金以保商。）二事相告（见《年谱》）。李鸿章当然不会采纳这种意见，但由此可见黄遵宪虽放归故里，仍念念不忘于政令的革新。

黄遵宪从救国出发，以革新为念，因而还具有颇为进步的人才观，对于人才的重视，维新派的代表人物，都有相当重要的见解。因此，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教育的革故鼎新，以便于培养人才。黄遵宪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有自己的正确主张，而这一切又都是对晚清统治集团在人才问题上的昏妄、愚昧的批判中提出的。他一方面看到科举制度造就的一些支士对国家民族没有用处，是“古今昏不知，各各张空拳”的无能之辈，即所谓“徒积汗牛文，焉用扶危颠”（《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另一方面他强调人才的重要，他认为“得一良将才，胜百连城壁”（《陆军士官学校开学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他对清政府任意摧残人才的昏妄行为，极为愤慨。从《罢美留学生感赋》一诗中，表现了他对1881年（光绪七年）清廷荒唐地将留美学生一律撤回一事，十分气愤。他深知“十年教训力，百年富强基。”他认为这种“撤回”行为，是“坐令远大图，坏以意气私。”诗的结尾云：“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他为这些留学生学业中断，祖国失去了一批人才苗子而忧伤无限。中日甲午战争，黄遵宪有诗以纪其事。在这些诗篇中，他深刻地表露出北洋海军之所以战无不败直至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器无人”（《东沟行》）。他清楚地看到北洋海军腐朽无能，海防虽然险固，但一触即溃，非逃即降。他从惨痛的事实中体验出“有器无人终委敌”的教训。既说明战争胜负不完全决定于武器装备这个重要的道理，也说明人才的重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北洋历年添购外国船，有战舰……，共大小二十五艘。器械吨数与日本海军约略相等，将士素质远不及日本。”这段记载有力地证明了黄遵宪敏锐的洞察力。

黄遵宪重视人才与人才培养的思想，至老不衰。他放归后的晚年，在家乡筹办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并派人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在病剧时，尚手著论学书万言（见《年谱》）。其培植人才可谓不遗余力。他对于优秀青年，总是予以热情的鼓励，寄以殷切的期望。他在《己亥续怀人诗》中写道：

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埋没几英豪。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

前两句是说旧时代用陈旧的“兔园册”（古代村塾所用的一种古老读物），埋没了许多英才。后两句据该诗自注，“尔曹”，指的是蔡锷、李炳寰（死于自立军起义）、唐才质（唐才常之弟），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对这些学生加以青睐，足见其爱才的深情与对青年的厚望。

黄遵宪的进步思想还有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虽努力向西方学习，但从不媚外，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他任驻日使馆参赞五年，尔后又任驻美旧金山总领事。到1890年又随薛福成出使欧洲四国，（英、法、意、比）为二等参赞，后又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在较长期的外事工作中，他接触到资本主义民权思想，也看到欧美的政治、社会的体制和有关的设施。凡此种种，都使他开阔了眼界，坚定了变法维新的信念。可是，他在外交活动中，决不屈服于列强。他不仅仅是一位维护民族尊严的外交官，而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消极事物，还能够明确地加以否定。在晚清外交人员中，实在不可多得。在任旧金山总领事时，美国官吏诬称华侨不卫生，为此竟逮捕华侨满狱。黄遵宪立即到狱中探望，并“令从者度其容积”后，质问美国人：“此处卫生。顾右于侨居耶？”美国官员自知理屈，于是将入狱的华侨全部释放（见《清史稿本传》）。《马关条约》签订后，为苏州、杭州开租界事，清南洋大臣刘坤一派黄遵宪做他的代表与日本代表珍田舍己谈判定约。黄遵宪据理拒绝在苏、杭予日本国以治外法权。在日本有第一流外交家之称的珍田舍己，谈判中被黄遵宪辩驳得无可奈何。日本政府得知，一面将珍田撤回，一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屈服了，但黄遵宪不畏强敌的胆识与爱国主义精神，则永远为人民所称颂（见《年谱》）。黄遵宪驻外期间，十分留心吸取救国维新的经验，但对外国的消极事物则是有分析、有鉴别的，决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1884年他在旧金山做总领事，适逢美国选举总统。他目击美国政界在大选中，党派之间互相攻讦，怪事百出，竟闹得“怒挥同室戈”，有的则“重以甘言诱”，甚至收授贿赂，以求一逞。黄遵宪感到这种竞选办法“大则酿祸乱，小亦成击刺”。于是作《纪事》七首（见《人境庐诗草》），对资产阶级标榜的民主，作真实而生动的揭露。可见他对所谓“文明大国”是很有保留的。他甚至在诗中嘲笑这些竞选的人们“颜甲十重铁，亦恐难遮羞。此党讦彼党，众口同一咻。”可谓卓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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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爱国诗人、维新志士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外交家黄遵宪，其思想、才能都是卓越的，但却未能尽其才。他弟弟遵楷在《人境庐诗草•跋》中，无限叹惋地说：“先兄之书（指《日本国志》），至今谈时局者，未尝不推崇之；而先兄之遇，每夺于将行其志，卒至放归，且以忧死。终其身皆仰成于长吏，未尝有独当方面，以行其怀抱者。”这段话说出了黄遵宪的两种遗憾。一是“每夺于将行其志”。意即刚想有所作为，却被“夺”而不得实现。二是凡事“皆仰成于长吏”，自己不能独当一面，“行其所怀抱”。对于黄遵宪在仕途中未能伸展才志，终以忧死的命运，揆诸史实，确有其悲剧性的一面，当然也有其局限性一面。他所怀抱的东西，有些是历史注定难以施展的，无论他能不能“独当方面”。

他的悲剧性命运，主要是他的志士品节，诗人气质与晚清的封建官场、腐败政权存在着突出的矛盾。晚清的吏治窳败不堪。一些封疆大吏，凭其权势和个人好恶，任意予夺，压抑了一些耿介的，有才能的志士仁人，使其无由施展才智而抑郁终生。从黄遵宪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几次仕途受阻，最典型的则是康有为在《人境庐诗草•序》中所提到的那种情况：“闻公度以属员见总督张之洞，亦复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吾言张督近于某事已通，公度则言吾自教告之。其以才识自负而目无权贵若此，岂惟不媚哉。公度安能作庸人，卒以此得罪张督，乃闲居京师”。这段话证之以《年谱》是确实的。黄遵宪第一次见康有为交谈时，是“昂首足加膝”，“纵谈天下事”。落落大方，旁若无人。了无封建官场中那种拘迂、虚伪和故作谦退的庸俗情态。这种相当“解放”的举止，对康有为则可，对两江总督张之洞这样大官僚，就会被视为大大不恭而加以歧视了。况且“吾言张督近于某事已通，公度则言吾自教告之”，这样对于张之洞来说是有损面子的；对于黄遵宪来说，确实有点藐视张之洞这个庞然大物。所以康有为说他“岂惟不媚哉！”这种积极从政但不媚上，还多少有些浪漫主义气质的黄遵宪与封建官僚必然发生矛盾。张之洞辈擅作威福，颐指气使，下属见了，要毕恭毕敬；黄遵宪如此风骨，当然要“得罪张督”了。事实也的确如此。1894年张之洞任两江总督，其时甲午战争已开始，清军屡败，形势危急，正国家用人之际，可是黄遵宪到了张之洞的治下，却被派往江宁洋务局，“办理五省堆积之教案。”（见《年谱》）这种委派，尽管不是坐冷板凳，但当时教案丛生，几乎是没完没了，以此等事任黄遵宪，显然是变相的“闲置”。所以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八）记载当时情况说“广雅（即张之洞）置之闲散，公度甚不乐。”显然，这对黄遵宪是一种压抑。直至1897年，才由翁同和推荐，补了湖南长宝盐法道。因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黄遵宪才有机会发挥一些作用。

1896年黄遵宪曾被任出使德国大臣，但未成行。其主要原因是德国深知黄遵宪具有外交才能，出任使节，对他们图占胶州湾极为不利，于是造谣中伤，拒不接受。而当时清廷也就屈服于帝国主义，收回黄遵宪出使德国的成命。戊戌政变前，黄遵宪又曾奉派任出使日本大臣，未成行而政变起，遂被解职放归，终于“忧死”（见《年谱》）。晚清政权的腐朽，与封建“长吏”的俗恶，沉重地压抑了黄遵宪的宏才远志。这种境遇，应该说是悲剧性的。所以康有为既称赞他是“才臣贤吏，而不能为庸官”，又惋惜他后来“允废无所用”（《人境庐诗草•康序》）。梁启超说他“浮沈于群吏之间且数十年，晚遭际会，似可稍展其所蕴矣，而事变忽起，所志终不遂。”这些评介与黄遵楷在《人境庐诗草•跋》中的哀怨之词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悲剧性境遇，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但是，黄遵宪的终以“忧死”，还有其主观上的原因。即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与二十世纪初的时代潮流，有着突出的矛盾。他思想中消极的东西，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敌视农民起义运动。无论是对早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还是后期的义和团运动，他都持敌视态度。在他的诗篇中，诸如早期的“乱后”之作，晚年的《聂将军歌》之类作品，对起义军都以“妖民”、“衣冠如沐猴”等恶语相加，明显地表露他封建正统观念严重，并且是终其身不能自拔。其二，他一直对清朝皇帝抱有幻想（特别是认为光绪是可以实行变法图强的皇帝），以为清室是正统。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并大批随员与军队西逃时，所到之处，人民无不遭殃，而黄遵宪在《闻车驾又幸西安》诗中，写出“差喜长安今夜月，千年环照帝王州”的颂词。等到这帮人从西北回北京时，黄遵宪又写了《启銮喜赋》一诗，其中有“神灵拥护华舆稳，父老欢迎麦饭香”之类的谀词。如此等等，表示了他对清皇室的忠诚。应当说这是诗篇中的败笔，也是他的阶级局限性的突出表现。黄遵宪晚年已经预感到形势阽危，清政权摇摇欲坠。所以，在《夜起》诗中深切地寄发悲思：

千声檐铁百淋铃，雨横风狂暂一停。正望雄鸡天下白，又惊鹅击海东青。

沈阳噎噎何多日，残月晖晖尚几星。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梦几人醒。

（注：鹅：谐俄音，指沙俄。海东青：指东三省。这句是指与八国联军侵略同时，帝俄侵略东三省）。

他虽也看到危岌的形势，却不能够改变他对清皇室的幻想。他总是想在不根本动摇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取外国之长以富国强兵，救亡图存。这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变法维新思想体系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他们想变法维新，但又不能破除封建宗法观念的束缚。他要保持封建秩亭，当然就要保存封建帝制。而他们要保存的清朝皇室，恰恰是半封建半殖地中国的封建专制势力，这种势力又正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中国封建势力的代表。死抱着这种势力不放，当然就与二十世纪初的时代潮流、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所以历史必然要驱使他们走下政治舞台，让位于后起的中国早期的革命民主派。所以说，黄遵宪的“怀抱”毕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怀抱。他和他的同道，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而努力奋斗，成就了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政治方面的维新事业；但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也抗击不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黄遵宪的“卒至放归，且以忧死”的原因，除了受封建专制政权和其时的“长吏”的迫害之外，他作为一个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看不清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是造成中国落后的社会根源，因此也无法正确理解“沈阳噎噎何多日”这种危殆的局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