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20日光明日报“史学”发表了樊啸先生的“对于阿古柏这一人物评价的商榷”一文，这篇文章批评了我以前在“维吾尔史略”（1952年1月东方书社出版）一书中对阿古柏评价的错误。在这前后，我接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也间接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反映。他们之中，有的批评了我对阿古柏评价的错误；有的对这一问题还不清楚，要求我加以说明。读者的要求是正当的，我应该表示自己现在的看法，并应该批判自己以前的错误。

我对阿古柏的评价是错误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阿古柏乃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由中亚细亚侵入新疆的匪徒，他对新疆人民犯了许多滔天罪行。我在“维吾尔史略”中称之为“民族英雄”，完全抹杀了历史事实。

二、阿古柏政权是代表并维护封建贵族、大僧侣和豪绅利益的反动政权。阿古柏政权容纳和支持中亚细亚的反动势力，而这些反动势力也支持阿古柏政权。以前，我把阿古柏建立的政府说成是新疆人民“自己的政府”，把中亚细亚的封建主与阿古柏的勾结说成是他们为了人民利益的互相同情和支援，这些都是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真相的主观武断，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三、阿古柏是英国的走狗，土耳其的附庸，根本谈不到什么“独立”。但，我以前在叙述阿古柏与英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时，既没有充分揭露英国殖民者与土耳其的侵略本质，更没有对阿古柏出卖新疆人民，投靠英国和土耳其的罪恶活动作出必要的结论；同时，对清军收复新疆的积极意义也没有给以肯定；这是严重的错误。

四、阿古柏是新疆人民的死敌，人民对他极端地仇恨。然而，我在“维吾尔史略”中竟说新疆人民“欢迎”他，“景仰”他，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大胆伪造。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以前对阿古柏的错误评价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种错误的产生，在于我以前考虑问题时，违背了毛主席“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的指示。我以主观的武断来代替精细的研究，以零碎和不可靠的材料去概括全体，而对那些不符合自己主观武断的材料，却不去认真地分析和注意；这就必然会把一个反动透顶的阿古柏按照自己的理想盲目地歌颂为“英雄”，无根据地把一些美丽的字眼加在他身上，这完全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

其次，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他又说：“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要判断一个民族运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就必须从阶级的观点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以前在分析民族问题时，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政府都是反人民的。因而它的一切作为都应该是反动的，清政府也不例外；既然过去的政府都是反动的，那吗，凡是反对它的或它所称的“叛乱”都应该是进步的，阿古柏的反清斗争也不例外。以这样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看问题，必然会抹杀清军进兵新疆的积极意义，也就必然会不加区别地把实质上是反动的民族运动涂上进步色彩，从而堕入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的泥坑中去。应该指出，我以前不仅在阿古柏的问题上，而且在张格尔侵入南疆西四城等问题上也或多或少地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

第三，由于犯了上述根本的错误，再加上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认识不足，以致在叙述英国、土耳其与阿古柏的关系时，不能有力地揭露英国、土耳其的侵略实质和阿古柏的罪恶活动。

以上就是我对以前的错误的一些肤浅认识，我的认识是不够的，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