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不是抽象的，国家总是由不同的阶级和政治集团统治着的。各派政治势力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爱国的内容各不相同。毛泽东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左宗棠是一个从地主阶级的基层崛起的封疆大吏，他活动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他的爱国主义的阶级品格和时代品格究竟是怎样的呢？本文试图作一初步探索。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切忌作超时代的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而应该力求作冷静的仔细的分析。

一

左宗棠对待列强侵略，大体倾向抵抗。他认为：“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斯固古今不易之局。”他虽然没有“直捣黄龙洞”的气概，但毕竟反对屈辱求和。他强调“与外人交涉，当强者不可示弱”。鸦片战争时，他就以一个“草莽之臣”，研究战守机宜。第二次鸦片战争酝酿期间，他认为：“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窃意华夷杂处，衅端之开必速，彼时以一支劲旅护天津，而后与之决死战，当可得志。但只求勋旧诸公勿参异论，以惑视听，则吾事谐矣。”真是跃跃欲试。此后，他更屡屡希望自强复仇。作为一个主战派，他一生主要的功绩是规复新疆，包括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伊犁。

当时，南疆和北疆一部为阿古柏盘踞，得到英国的支持；俄国则以代中国收复为回民起义军占领的地方为名，入据伊犁。英、俄大有分割新疆之势。而时值日本入侵我台湾，制造事端，英国借滇案对中国进行威胁。1875年春，清廷讨论海防塞防问题，对两线作战顾虑重重。中国军队主力——淮军统帅李鸿章主张加强海防，收缩塞防，以避免在新疆与英、俄冲突。他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因而反对用兵新疆。虽然，当时的中国缺乏两线作战的能力，但李鸿章受英国的虚声恫吓，毕竟过高估计了英、俄觊觎新疆的能力。左宗棠力排众议，强调“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认为：“海防塞防二者并重，不患无办法，而患无经费。实则通筹合计，相其缓急应之，亦不患无经费也。”他强调指出：“此时关陇既平，余威犹震，不及时规还旧域，其势必折入强邻，以后日蹙百里，何以为国。”因此，他一意用兵，终于迅速消灭了阿古柏。之后，他又不顾俄国的战争威胁，强调“制和之权，以力战为急”，积极备战，并于1880年5月不顾年迈多病，舆榇出关，驻节哈密，以示誓死一战，并部署战守机宜，终于为通过和平谈判收回伊犁奠定了基础。虽然在事实上没有发生战争，但毕竟是近代史上地主阶级爱国主义的重大成果。

此后，在中法战争期间，左宗棠对陆路战场的胜利，也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但是，中国地主阶级爱国主义者，在外敌入侵面前，从来无法挽救一个衰替的王朝，更何况左宗棠所面对的是用先进的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列强。所以，他战胜列强的期望，带有盲目性。例如，他认为“普法构兵，法已大创，此时自顾不遑，何能为我患。”轻视法国的复苏能力。他以为日本“近来举国以听西人，日就衰替”。而英国，在他看来“外强中乾，难以持久”。并且，他一度认为俄国、德对中国是友好的，而泰西诸国“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壹以占埠头争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对于殖民主义的历史，对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懵无所知。他对于军队战斗力，强调“练心练胆”，认为“泰西各国向以火器相夸，实则胜负之数，不尽恃此”。实际上，就是相信自己对战争的政治组织能力。他认为自己只要加上洋枪洋炮，加上军舰，就能夺洋人之所长，与列强争胜。所以，他批评李鸿章说：“伯相擅淮军自雄久矣，既谓天下精兵无过淮军，又谓淮军不敌岛族，是天下古今有泰西无中国也。”李鸿章因坐视清王朝日趋腐朽而陷于自卑，而左宗棠则因期望地主阶级的复兴，而盲目乐观。政治上的盲目性，导致战略认识上的盲目性。

平定阿古柏以后，左宗棠得意地说：“南疆八城不满三月一律肃清，自周秦以来，实亦罕见之鸿烈。”他自诩“我武维扬……局势如日之升”。其实，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反侵略的战斗任务比较起来，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虽胜不武。诚然，新疆的平定，达到了防止英、俄分割新疆的战略目的，但在事实上，毕竟并不是同列强的直接较量。左宗棠在新疆的进军，首先是平乱的继续，他说：“此次力疾西徂，原为剿贼。”其中，包含着防止内地回民重新暴动的目的。所以，孙中山说左宗棠“曾经在新疆镇压了回民武装暴动（就是战败了回族人民的反抗清朝的革命运动）”。至于阿古柏集团，在浩罕被俄国吞并之后，它既无一个国家的力量，甚至也无一个部落的力量可资依托，它只是中亚的一股流窜出来的政治势力和南疆某些政治势力的脆弱的结合。他们所实行的比清朝更腐败、更反动的统治，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即使是享有特权的安集延人，“他们在遇到最初的一些失利后就不再信仰阿古柏伯克这颗明星了，一有适当的机会，他们随即带着积攒起来的钱财返回故土。”因此，左宗棠对阿古柏的胜利，在军事上并不值得大力夸耀。

当然，在实际的与列强的军事角逐中，左宗棠并没有那么大的盲目性，恰恰相反，他受到腐败的地主阶级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严重束缚，往往显得消极、被动和保守，甚至怯战。为了收回伊犁，他在对俄备战时，毕竟顾虑重重。他明白“西疆武事难期骤振，积弱之后，图存亦属不易。”清政府难以转入长期战争，因此，他认为“兵端一启，蒇役无期，长虑却顾，不得不逊以出之，冀收信成之效”，打算向俄国“啖之以利”，以求和平收回伊犁。所以，一旦朝廷召他进京，无须十二块金牌，立即从前线返回内地。他写信对儿子说：“我之此行，本不得已，既奉有朝命，谊当迅速成行。”任凭清廷去折冲樽俎。由于俄土战争之后，俄国无力向外扩张，中国才得以达成了损失较少的条约，和平收回伊犁。

在海防问题上，左宗棠就显得黯然失色。他深知清廷无力两线作战，尽管马尾海军已经小有头绪，仍支持清廷在日本侵台事件上，向羽毛未丰的日本屈辱妥协。他说：“台事已可议结，非幼丹谋之于外，恭邸主之于内，未易臻此。”不敢动用兵力挫败日本侵华的凶锋，致使日本得寸进尺。琉球归属问题起，他“言防而不言战”，友赞成沈葆桢主战。他认为“琉球归附中国与改隶日本，似无足轻重”，坐视日本步步进逼，养痈贻患。

左宗棠对福州船政局和海军舰艇进行了苦心经营，在他眼里，“海上用兵以来，惟此举为是。”船局成后，他以为“数年以后，闽局累船日多，驾驶日熟，器械日精，岛国且将延颈跋踵以附中国，中国得以鞭箠使之矣。”然而，在他出任军机大臣和两江总督期间，对海防再无重大建树。而法国侵越事起，左宗棠临时希望购舰备战，哪里还来得及？因此，他不敢以海军迎敌，不得不主张“法轮从海道驶入，已反客为主，进兵之道，仍非由广西、云南边界不可”。后来，彭玉麟说，“西夷挟其坚船利炮，驿骚海上，而我不能制其死命者，徒以器械不及其坚利耳。”结果，消极的防守，致使马江一战而溃，苦心经营二十年的海军基地，毁于一旦。无力从事持久战争的清政府，不得不再次签订屈辱的和约。

这一切就是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的局限性。近代史上，在军事上被动、落后、狭隘、保守的地主阶级爱国主义，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

二

地主阶级爱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在地主阶级的基层。鸦片战争时，林则徐所说“民心可用”，就是相信乡绅地主的战斗意志和战争组织能力（包括把农民组织于团练之中）。前述的左宗棠本人在鸦片战争时的表现，就是这种民气的代表。左宗棠出身在一个耕读世家，祖上几代却只是秀才，祖遗只有四十八石租谷的田地，过着清苦的生活。当时，他只是一个没有官职的举人，他的政治主张，受到林则徐的赏识。

太平天国起义，扫荡了腐朽的地主阶级政治势力，使政治的局部更新有了可能，曾左李集团作为新兴的政治势力，从地主阶级的基层崛起。如在左宗棠的周围，大都是些早先贫困的知识分子。他本人虽已身任封疆大吏，仍不事产业，他说：“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仍然保持着同基层地主的联系。这种局面，使清朝的统治小有改善，实现了“同治中兴”，也使地主阶级爱国派的力量有所加强。因此，左宗棠对“自强”抱有信心，他认为：“中国削平发捻，兵力渐强”。

为了培植起抵抗列强的实力，左宗棠认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他在这里所说的“修明政事，精练兵勇”，着眼点仍在扶植和依托地主阶级的基层势力。鸦片战争时，他就主张“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划疆为守”。以后，他的策略思想，大体上也是这样。例如，他在谈到浙江的战争时主张：“浙人稍知夷情，宁波素以海为生业，抚而用之可也，数十年之愤无不雪之理。”他出任两江总督，规划水利，分析民情时，也一再说：“淮徐皖北之民，安于陇亩，人心既固，民气自强，彼以逐末而终致贫寡者，我以务本而自致富强，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诚以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民得所养；民得所养而后礼义廉耻由此兴，尊亲乐利之心由此笃，民心定，民力纾，官司有所恃以为固，更得精兵利器辅之，自可销奸慝之萌，折骄寇之焰。”应当承认，抵抗列强侵略和镇压农民暴动，在地主阶级爱国派身上，这双重目的是同时具备的，都是从地主阶级的国家利益出发的。

但是，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中国社会更激烈的改造的道路被堵塞了，尤其是腐朽的满洲贵族控制的中央政治，几乎没有什么触动，清廷的腐朽仍在日益加深。当时，李鸿章就深感宫廷奢靡，不顾民生，纪纲日隳，“踵此而行，乱机将兆。”而国家亟需的海军建设，限于财力，进展迟缓，李“悬想海上战事，辄用危心”。当时，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崛起的军队正在迅速腐败。如，“湘淮宿将，近多暮气惰归，相率效仿。”李鸿章则“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只好苟且因循。就是一直在征战中的左宗棠的军队，在平定新疆阿古柏反动势力后，“军士久役思归”，主将刘锦棠“因注意营私，辄以去就要挟”。左宗棠不能不时时叹惜：“近日人心被一利字蚀尽。”“沧海横流，人才不出，为之奈何！”这是一个力求挽回没落王朝的人所发出的感叹。左宗棠在不改变封建秩序的前提下修明政事、精练兵勇的愿望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仿造轮船”，学习国外先进军事技术是左宗棠“自强”的重要措施。左宗棠在1866年筹设福州船政局时说自己“于此事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适彼人有借法自强之论，遂通盘筹划，亟请试行”。船局小有成就后，他以为“我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雅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后来，他在西安、兰州都曾筹设制造局，建立新式军事工业。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就可以做到“效其长以制之”。此外，他在兰州还建立了民用工业——兰州织呢局，“为边方开此一利”。

从魏源、林则徐开始的所谓师夷之长技，他们的认识，只是在不改变封建体制的基础上，吸收外国既有的军事技术成果，他们还不清楚列强的长技，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左宗棠就很不理解：“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因此，他以为可以简单地“我以因为创，坐收其益”。地主阶级改革派只知道师其果，不知道师其本，颠倒了本末。限于时代，当时有眼力的人，也只是到此为止。到了维新运动，才酝酿起民权思想，有了新的突破。

囿于地主阶级的狭窄眼界，左宗棠对技术的发展，持相当保守的观点。他认为武器“过求精致，必难适用，战阵之士，多系粗才，难望其细意研求，用其所习”。因此，他对列强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缺乏危机感。他甚至愚昧守旧到反对读书人学习技术，他说：“人见西士技巧，卓绝古今，以为华人学制，必须聪颖俊达之士。不知彼中均由匠人推择，并非士类求之。况中华学制，车执柯伐柯，较之天工开物，又自有别。使三千七十之徒，执贽般●，不亦傎乎？”他抱着传统的经济思想，以为“务本”，即加强地主阶级的农业经济，就可以富强，显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由于体制没有改变，引进先进技术的结果，引起了异体排斥的现象。洋务运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马尾船厂，不仅中法一战，即遭严重破坏，复建后，也无起色。到1895年时因经营腐败，“船政局竟同虚设，势将成废，而常年经费仍不可无。”而兰州织呢局的命运更惨。《捷报》评论说：“总督左宗棠好意想开发西北富源，但他白花了钱，因为缺乏良好的管理。”结果，到1883年就放弃了。福州船政局和兰州织呢厂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典型事例。

但是，洋务运动的结果，不得不出乎发起人的意想之外，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这个运动，培植了一批官僚化的买办和买办化的官僚，如左宗棠手下的胡光墉，李鸿章手下的盛宣怀。左本人还说不上买办化。他既没有因为经办洋务而收受回扣，也没有运用封建特权投资新式工业。他的归宿仍然是一个耕读世家。他再三告诫儿辈：“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世泽之兴隆，要多出勤耕苦读子弟。”这是他为自己和他的儿孙们安排的经济地位。排除年龄和生活年代的差距，他的经济思想，比之李鸿章要更落后一些。但是，事实往往嘲弄人的主观愿望。左宗棠六次西征借款共达一千七百十五万库平两，福建海防借款一百万英镑（合三百五十八万九千七百八十一库平两），这些借款不能不使中国的财政金融逐步陷入英国的控制之下（通过在华的汇丰银行），从而使整个国家在财政经济上沦为列强的附庸，染上买办的品格。而洋务运动，也使整个国家机器，向着封建买办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当时无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因此，地主阶级爱国主义演变的结果，逃脱不了沦为列强附庸的命运。时代需要有新的阶级力量的崛起。

三

爱国主义的问题，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爱国主义准则。恩格斯就曾排除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偏见，充分肯定了拿破仑在占领德国时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列宁则指出：“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小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加爱国。”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俄国无产阶级甚至“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分开的时期”。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不违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理想的。我们在分析历史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要具体分析这种爱国主义代表了怎样的一种历史趋势。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以本集团的利益为转移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也可以为了集团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中国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尚未登上政治舞台，而地主阶级尚未完全沦为列强的附庸，与列强之间尚缺少共同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抵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还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起着反侵略的组织者的作用，还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事实上，遭到列强打击的清廷，又何尝不“爱国”，咸丰、慈禧对祖宗二百年成业又何尝不爱。因此，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和清廷之间，在一定条件下是没有严重矛盾的。左宗棠规复新疆、抵抗英俄侵略的爱国行动，就受到清廷的支持。当时，清廷认为祖宗已得之地，不可弃而弗图。然而，清廷既不能改变其腐朽的政治体制，又不愿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甚至不愿为国家利益收敛其奢靡的生活方式，那末，清廷在列强侵略面前，就只有屈膝投降，出卖国家利益，签订城下之盟。但是，基层地主阶级在当时尚有较大的反侵略的积极性，在当时的清议中抒发的爱国舆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种积极性。

然而，地主阶级就整个阶级来说都已过时、没落了。随着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经济、文化侵略的深入，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就日渐衰退，整个阶级日渐沦为列强的附庸。从基层崛起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集团，已经不惜与刚刚强迫中国签订屈辱条约的英、法殖民主义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革命。他们的阶级利益超过了国家利益，与列强初步地建立起了共同的利害关系。而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地主阶级和列强之间，架起了一座共同利益的桥梁。

随着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失败，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已经奄奄一息，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在义和团运动中，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是由基层与列强在华势力缺乏共同利益的部分集团在反洋教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清廷认为人心不可失，予以支持。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竟发展为最愚昧、最顽固、最反动的地主阶级派系的思想武器，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也就走到末路，迅速地转化为不折不扣的卖国主义。而洋务派则与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依附帝国主义，镇压农民暴动和资产阶级爱国运动。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既反对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也反对洋务派的卖国主义，他们积极利用清廷的失败，来发动武装起义，谋求国家的根本改造，而不是与列强直接对抗。这就构成了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活动方式。

左宗棠涉外政治活动的时期，主要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之间，地主阶级爱国主义激情已经下降，而尚未为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所取代的时期。所以，在他的身上到处可以呈现出双重的品格。一方面，他敢于抵抗英、俄分割新疆的图谋，另一方面，他又陷入了英国财政金融控制的魔爪之下；一方面他为了自强，发展先进军事工业，另一方面他又扶植起买办势力；一方面，他在陆路战场可以取得某些胜利，另一方面他所苦心经营的海军，不堪一击；一方面他仇视列强，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各种屈辱的和约，甚至和殖民主义者合作，镇压农民革命，顽固地维护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从左宗棠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正在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