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同治三年),新疆各地的回、椎(维吾尔族)人民,继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但这次革命运动的果实,却为一个在外国侵略老扶持之下的洁罕大将阿古柏所篡夺,并在喀什噶尔建立反革命的政权,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了残酷剥削和野蛮屠杀。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认识,有些人由于片面地从阿古柏“反清”一点上去衡量阿古柏本人及共所建立的政权性质,而不去具体地分析阿古柏政权建立的国内外的历史条件及阿古柏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因而错误地把在外国侵略者支配下阿古柏所进行的民族分裂运动,说成“阿古柏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把卑鄙而残暴的野心家——可古柏,说成是新疆各族人民所景仰的“民族英雄”或“有雄才大略”的“极其能干的人”,这就严重地歪曲了历史事实的本质。近几年来,虽然有些同志,对此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善意的批评,但为了更深刻地认识阿古柏的政权本质及对其本人的正确评价,本文仍想从阿古柏入侵新疆的历史条件及其所建政权的反动本质方面进一步加以阐述,作者水平不高,错误之处,定所难免,希读者指正。
一 阿古柏政权建立的历史条件
阿古柏本为浩翠之乌兹别克人,据说他于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生于浩罕之皮什干,其父称之为布尔•穆罕默德•密尔查,为浩罕之僧侣,阿古柏伯克在幼年之时,曾作过祭祀的艺人,稍长,便与其义弟以塔什干县长纳尔•穆罕默德汗为后援,于北浩军地方还渐显露头角,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他成为北浩罕阿克•美奇特(Akmurjid白寺之义)要塞的防工俄国南侵之前线守将。1853年,阿古柏在阿克·美奇特要塞防御俄国入侵的战役中失败了。“从此,他便卷入几个领袖为推翻浩罕王位的阴谋活动。”当时浩罕的国王古德亚汗排挤和压迫着从喀什噶尔逃亡来的布士尔克汗,布士尔克遂求援于阿古柏,这时,阿古柏由于阿克•美奇特战役的失败,已逃到塔什于阿立木库尔处养伤。伹“不久阿立木库尔死于对俄作战的战役中,同时被阿古柏两次所背弃的古德亚汗又成为了浩罕的国王。因此,联合布士尔克汗对阿古柏来说,无疑地是正合时宜的,因为古德亚汗可能给他以严酷的打击”。这样便迫使阿古拍挟持着布士尔克离开浩罕向新疆伸展势力。因为,这一方面可使阿古柏远离浩罕而免受古德亚汗的打击;另方面,还可以张格尔的后裔布士尔克为号召,乘新疆各族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时机,重新建立起反动的封建汗国,以实现其封建贵族的民族运动。但作为一个浩罕大将的阿古柏之所以能顺利地侵入喀汁噶尔,拌能篡夺革命果实,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当时国内外的历史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阿古柏的入侵新疆是和当时新疆的革命形势相联系着的。我们知道,1864年新疆回、维人民的大起义,是由反对清王朝的横征暴敛而引起的。起义最初发难于库车,不久便波及整个新疆,当时起义的主要力量有如下的五支:
第一、库车回民在马漋的领导下,于1864年(同治三年)四月举行了起义。“率党反,焚库城”并杀死“办事大臣萨凌阿、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文艺、叶尔羌帮办大臣武布仁布”。起义军占领了库车,并推黄和卓为领袖,在黄和卓领导下,起义军迅速地占领了东四城。
第二、以阿浑妥明为首的起义军据乌鲁木齐、吐鲁番及哈密等地。此支起义军是在陕甘回民起义的直接影响与推动下而掀起的。据说起义的领袖阿浑妥明是陕西的回民,“贫无业,略识汉字,以星禄卜筮游于金积、河、湟间,与各回目相识”。起义发动后,妥明便“乘乱出关,客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家”中,而索“素怀不轨”遂“师事妥明”于同冶三年春由于“乌城都统某借防饷为名,勒名滩捐”妥明与索焕章遂于人民反抗苛捐杂税的高涨中,领导当地人民举行了起义。不久即“陷汉城,推妥明为清真壬”建立清真王朝。
第三、喀什回城的回族封建主金相印,于1864年,乘新疆各地反清斗争的高潮中,也领导了当地人民举行起义,并联合了布鲁特(柯尔克兹族)的伊斯兰教的封建主思的克攻陷了喀什等城。
第四、伊犁的回、维人民在维族领袖迈孜木杂特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据统治者的记载:“回匪聚数万之众,连营拦截……汉回尽薙辫发,归附缠头,推阿奇木迈孜木杂特为主,并力与官兵为难……”。可见此支起义军已形成一支巨大的力量。
第五、阿浑伊玛木和塔城游击副将米庆(回族)于1865年(同治四年)联合起义,占据塔城。
可见当时起义军已遍及全部新疆,基本上摧毁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与新疆回、维人民起义胜利开展的同时,在起义军方面却滋长着不利的因素和不可克服的矛盾。第一,此次起义是一个以回、维人民反抗满洲贵族统治的民族斗争,在这个民族斗争中,回、维族的上层分子(封建主、官僚等)在一定的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是可它能参加和领导起义的,但新疆回、维各族的封建主和农民、手工业者,平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因此在反对其民族共同敌人——满洲贵族的统治上,只能暂时合作。因为二老反抗清王朝的目的是不同的。“以和卓们为首的封建主集团,在反对满清统治的口号下,为恢复其被满人削减的权利和特权、为争取剥削本族人民的垄断权而进行斗争。而人民群众——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有不同的目的;他们的斗争是为了反对封建剥削、反对满清官吏和封建主的专横。”尤其是,起义刚一开始,起义的领导权就大部分落了上层分子手中。这样就很容把一个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引向为各封建主争权夺利的内战。第二,这次起义,虽然是回、维人民反清的民族斗争,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以回、维各族农民为主体的及封建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农民战争是受到当时地区分散性的限制的。每支起义军之间皆缺乏密切的联系,没有统一的领导,起义领导权之落入各封建主集团,更加促成各起义军之间的不团结而使其走向互相火洋的道路。这样,新疆回、维人民的反清斗争,日益利弱下去,革命的性质由一个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封建统治的农民战争逐步地转向各封建主互相争夺的反革命内战,并最后蜕变为外国殖民主义者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活动(此点系指阿古柏侵入新疆建立政权而言)。所以“在起义获得初步胜利以后,个别封建集团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就开始了。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杀害、收买、变节全都使用出来了”。1864年“喀什噶尔政权的竞争者之一,便是喀什噶尔的基普恰克人‘阿奇木’蕯德克别克(即思的克伯克Sadic Beg——笔者)。他为了保证自己在这个斗争中的胜利,需要一个能够掩盖其真正意图的傀儡。因此,他便到浩罕去请求浩罕汗的摄政王阿立木库尔把曾经住在塔什干的阿帕克和卓的后裔布士尔克派到喀什噶尔来”。想离开浩罕而别图发展的阿古柏,就在上述的情况下,于1865年(同治四年)便挟持着布士尔克进入了喀什噶尔。由是阿古柏就展开了对各起义集团的征伐。同治四年九月间征服南疆,攻克和阗、叶尔羌,并“进取阿克苏,势如破竹”。同年末,阿古柏为进一步扩张其势力,便把“昏于酒色,军民嗟怨”的布士尔克以朝麦加为借口“逐回阿拉皮国……于是阿古柏独霸为王矣”。同治六年阿古柏则自立为汗。阿古柏建立政权后,开始征伐其它起义集团,同治八年阿古柏率兵“至库车,杀回目黄和卓”,占据库车。翌年阿古柏率兵击败妥明的军队“追入吐鲁番,围攻其城”。同年十月“马仲举吐鲁番降帕夏,帕夏即令导缠回、安逆,来取乌垣,土回多被杀戮……”据守乌鲁木齐的妥明,因“不能敌,亦举城降”。最后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除镇西、哈密、奇台、古城、济木萨等城为清军与汉族地主武装据守,伊犁为俄军所据外,阿古柏遂成为新疆唯一的统治者了。至此,新疆回、维人民所揭起的反清大起义,已完全蜕变为外国殖民者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活动。阿古柏反动汗国的建立及其对南北疆的统一,便是此次起义性质蜕变的明显的标志。
阿古柏之所以能入侵新疆并能建立起政权,和当时外国侵略者对其大力的支持与援助分不开。这里我们有必要叙述一下当时中东的国际形势。
自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已完成了吞并印度的计划,并想更进一步地把它的势力伸入中亚细亚,但在英国向中亚细亚进侵的同时,沙皇俄国也积极地向中亚细亚进行扩张。“自十八世纪以来,有三个大的封建国家存在于中央亚细亚:科坎特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基伐汗国。”但由于当时三汗国的国力还很强盛,所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3)在位期间,还不敢公开地向中央亚细亚扩张,只以通商为主,此点正如俄国的格里哥也夫教授对当时的情况所述说的那样:“我们(俄国人)不抱有扩张,也不曾为征服附属国而努力,我们最大的愿望,只是限于获得同乌兹别克斯坦一些小国间的平等的通商关系。”到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35)时,由于国内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则促使其向中亚扩张,并完成了对吉尔吉斯草原的经略。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俄国在欧洲巴尔干半岛上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因而更加向中亚伸展势力。1861年虽然实行了农奴制的改革,但“俄国的国内市场仍然被农奴制度残留的枷锁所拘束着,沙皇当局试图以新的领土扩展来对此加以弥补。地主们和布尔乔亚阶级特别对中央亚细亚发生兴趣,因为该处是一可能获利的消费市场,且有丰富的棉花出产可供俄国纺织工业之用”。因此于1864年,沙皇俄国的军队在赤尼叶夫和沃利甫金的统率下,进攻浩罕,并攻陷了奇木戡特要塞,同年又攻陷了塔什干城。于1865年设土耳其斯坦省,正式划为俄国的领土。1868年又进攻布哈拉并侵占撒马尔罕。由于,“俄国向中央亚细亚腹地顺利发展造成了英俄两国关系新的严重的尖锐化。这样便形成了英俄两国在中亚争夺的紧张局势。英国统治者,于此情况下,一面大力进行着俄国将要侵略印度的宣传;一面在1869年乘阿富汗“争夺王位的内争”时机,进一步把自己的势力伸入阿富汗,与之建立关系,加以控制,以抵制沙皇俄国的南侵。所以新疆回、维人民起义爆发和阿古柏入侵喀什噶尔后,英俄两国都非常注意事态的发展,因为喀什噶尔“在南方和西南方与喀什密尔和阿富汗接壤,在西北和俄领土耳其斯坦(基尔吉兹Kиprизия)毗连,对于俄国和英国来说,都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此,英俄两国皆企图在喀什噶尔建立一个互相抵制的缓冲地带,尤其是英国侵略者讨喀什噶尔的经济利益感到莫大的兴趣。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包尔格毫不隐讳地说出了此点:“(新疆)对我国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东土耳其斯坦可能成为通向布哈尔和库里布市场的最方便的门户,至于其他的一切,更不用提了。它同我们距离最近,可以使和阗的玉石营业复活起来,而仅仅塔塔里早已驰名的羊毛一项,已够得上贸易的重要目标。此外曼彻斯特尔(英国的城市)和印度的商品,也可以在人口密集的亚尔肯得和喀什噶尔地区找到广大的销路。”因此,英国统治者就派遣间谍,积极支持阿古柏的阴谋活动。1868年,以英国商人身分出现的间谍萧伍,前往喀什噶尔与阿古柏进行谈判,并带给阿古柏若干的来福枪。英国在喀什噶尔的活动,不能不引起沙皇俄国的敌视,在1871年,沙皇俄国便“以代为中华收复为词”出兵侵占伊犁,以抵制英国的扩张,俄国对伊犁的侵占又更加刺激了英国入侵新疆的野心。在俄国出兵侵占伊犁的同年,英国正式任命浮士脱(Forsyth)为公使,到喀什噶尔与阿古柏交涉,其带给阿古柏的,和前次萧伍所带来的“商品”一样,仍是来福枪和曼彻尔斯特的棉织品,此外,“还帮助阿古柏安装武器修配间,派遣土耳其教官别他的军队中来”,“1874年,英国曾以礼物的形式送给阿古柏‘一千支枪,并派遣匠人到枪炮厂和火药厂去’。”阿古柏凭借着英国殖民者对他的这些支持及军事援助,才逐渐地消灭其它起义集团而成为新疆的统治者。可见阿古柏政权的建立与维持,和英国侵略者的大力援助是分不开的。
二 阿古柏政权的反动本质
我们了解到阿古柏政权建立的历史条件后,对其政权的本质,不难确定。
首先,我们从阿古柏的内政上来观察。列宁同志指示我们说:“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而阿古柏的国家政权,正是代表新疆各族封建主阶级和英国殖民者利益、压迫与剥削新疆各族劳动人民的工具。
第一,阿古柏取得政权之后“便建立了专制制度”没有丝毫触动封建所有制的基础。把“肥沃的土地分给了封建主和人僧侣”,而这些封建主和大僧侣们“得到为数甚多的特权”。另方面,阿古柏对劳动人民“施行了繁重的赋税:‘哈拉哲’(收成的十分之一)‘旦那普’(自果园、棉田、马料、菜园征收)‘夏盖特’(自牲畜与商品征收)、‘萨曼普尔’(每一巴特曼缴作‘哈拉哲’的谷物,需缴一定数量的稻草麦稭或金钱)、‘卡分’(归收税人所得的谷物税)、‘塔里卡拉’(遗产税),这些税收的多少是由别克们与收税人随心所欲来决定的”。除上述杂税外“还向居民征收供给军队的税——食物、燃料等。征用骡马车辆也是沉重不堪:搬运军队和兵营烤火用的燃料等。”阿古柏对人民剥削之重,我们从阿古柏的大臣米尔查•阿赫买特的回忆录中也可以得到反映。他说:“人民不喜欢阿古柏。因为他征收沉重的赋税。例如,他要力分之一的收成,不是实物,而是收成所值,并且既收金钱,又收谷物,结果就造成了两重负担”。
第二,阿古柏对其所统治下的回、维、汉等各族人民,也是以野蛮屠杀和残暴侵夺为能事的。对被征服的各族人民的统治“极为严刻,出一谋,决一策,除师心自用外,非霍浩(即浩罕——笔者)人不能妄参末议,即设官选将,亦霍浩人居多”。同时还强迫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部族信仰该教,不愿信仰者,则行残杀,这种暴行就连支持阿古柏的英国间谍萧伍也不得不承认说:“不愿加入回教的汉人都被残杀。据说,被杀者共约四万人,包括军人平民在内。”尤其对征服的城市,则大肆烧杀强掠。如同治十年阿古柏攻下乌鲁木齐时,“大杀回汉居民,而迁其余于南疆”,“尽掠其遗赀,搜括汉回金帛输南路,实其窟穴,而驱其壮丁守乌垣各城,以为屏蔽”。从上述一系列的史实来看,阿古柏的政权,毫无疑问的是一个统治、剥削新疆各族人民的工具。
其次,我们再从阿古柏的对外关系方面来考察其政权的反动本质。
阿古柏的国家,既然是当时英俄侵略势力在中亚矛盾的空隙中所建立的互相抵制的缓冲地带,那么,处于英俄两大势力之间的阿古柏政权的对外政策,也自然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政策,今就其与中亚各伊斯兰教国家及英、俄的关系上,来进一步地考察其政权的反动本质。
第一,阿古柏与中亚各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如前所述,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沙皇俄国向中亚大力的扩张,因而严重地威胁着中亚各伊斯兰教国家。故阿古柏政权建立后,这些国家皆大力支持。都希望由于阿古柏政权的建立以抵制俄国势力的南侵。所以当阿古柏自立为汗后,“布哈尔汗闻之,尊阿古柏为‘阿达里克格式’,取圣道拥护者之义”。1872年(同治十一年)阿古柏又遣使去“见土耳机王……请封阿古柏为喀什噶尔回教之主。……土耳机王封阿古柏为天山南路一带地之间密儿,阿密儿者,译其义即尊之为谟罕蓦德后裔。……”而‘阿古柏本人也自认为是土耳其的藩属”。并铸造带有土耳其苏丹阿布都拉•阿机(Abdul Azjz)头象的货币,流通于喀什噶尔。可见阿古柏已公开地成为土耳其帝国的附庸了。
第二,阿古柏和俄国的关系。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在喀什噶尔建立政权后不久,曾派赛亦德•密尔查去塔什干和俄都圣彼得堡交涉,想求得俄国的承认和支持,但赛亦德的请求却遭到了沙皇的绝拒。由于有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使阿古柏对俄国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并以封锁通商的门户威胁俄国。俄国于此情况下,为了更进一步的抵制英国势力和夺取新疆的利益,于l872年主动地派库尔巴斯入喀什噶尔与阿古柏谈判。以出卖民族利益换取俄国对其承认的阿古柏,遂与之订立了通商条约。该约的内容大要如下:
“(一)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回疆领袖。(二)俄人在回疆任何地方有通商及旅行之权利,回疆人民在俄境内亦同。(三)俄国在回疆各城市有建造货栈,及设置商务员之权利。回疆人民在俄属土耳其斯坦各埠亦有同样之权利。(四)俄货运入回疆及回货运入俄国,皆纳值百抽二•五之税。(五)俄商及其驼队有通过回疆而至邻国之权利。回疆商人亦有通过俄国之权利。”
通过这个条约的规定,阿古柏虽然取得了沙皇俄国所谓“承认阿古柏为回疆的领袖”。但在“俄人在回疆任何地方有通商及旅行权利”的规定下,中国西北门户为沙皇俄国的入侵造成方便的条件,虽然订约不久,阿古柏在英国嗾使下改变了对俄的态度,但就其对俄关系的本质来看,仍然是出卖民族利益的。
第三,阿古柏和英国的关系。如前所述,阿古柏的政权是在英国侵略者的扶植下而建立起来的。因此阿古柏便一味地向英国侵略者献媚,以换取英国对其更多的支持。当1869年英国的间谍萧伍到喀什噶尔与阿古柏谈判时,阿古柏毫无羞耻地说:“英国女皇宛如温暖着它的照耀的一切的太阳。我感觉塞冷,我希望即使只有几线阳光落到我的身上。我非常卑微,是一个昨日的人。这几年中神给了我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阁下来到我们这儿,是我的极大光荣,我在我们的国家里指望阁下的援助。只要我这里能为阁下尽的义务,我是一定遵照阁下的命令尽到,而在阁下方面,也该同样待我。”从这段谈话中,阿古柏的卑鄙无耻的丑态和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已暴露无遗了。1873年以浮土脱为首的英国使节团来喀什噶尔,并把“维多利亚女皇承认他为合法的国王的亲笔信交给了阿古柏”。1874年二月浮士脱代表英印政府与阿古柏的代表赛亦德•穆罕买德,汗•托拉签订了一个包括十二条内容的卖国条约。今将该约的全文录之如下:
“第一条:两国国民可以互相、自由地出入、交通、居住,且得经营商业。
第二条:不问民族之种类如何,两国之商人得随其所欲地于对方国家之领土内通过并得运输商品。如无政治上重要的理由,不得互相拒绝。
第三条:欲求进入阿古柏伯克国家之英国本国人,应呈示护照,否则可拒绝其入国。
第四条:从阿古柏伯克国家往印度输送去之商品全部无税,印度政府不征收关税,而从印度向阿古柏伯克国输入之商品,喀什噶尔政府得征收作为从价税价格百分之二•五的关税。但向喀什噶尔政府缴纳一次关税以后所输入之商品,则可于其国内自由搬运和处理。
第五条:在阿古柏伯克国内被课以一定的关税而输入之英人所有商品,被运搬到应交换的市场以前,如无正当理由,不得拆封。
第六条:英国政府可在阿古柏汗国派遣自己所愿意的代表。阿密儿(阿古柏柏克)王朝也可在印度帝国内自己所愿意的地方,有代表和商务官驻剳。
第七条:英国人于喀什噶尔在商业上有必要之情况下,可自由买卖土地、借贷、和购入马匹,若未得英国代表之允许,不得被随意以暴力侵入其住宅和搜索。
第八条:以治外法权为主的规定,有如下各项:
(一)英国人于阿密儿国内犯罪时,如双方皆为英人,与阿密儿代表会同之下,由英国代表(领事)审判。
(二)若犯罪一方为英国人,他方为阿密儿之臣下时,与英人会同之下,于阿密儿法庭上审判。
(三)若犯罪双方皆为阿密儿之臣下,应会同英人于阿密儿法庭上审判。
(四)若有英国人与信奉伊斯兰教之其它国家之居民犯罪时,要会同英国代表于阿密儿之法庭审判。如对方不是伊斯兰教信徒时,英国代表可依据本国之法律加以审判。
(五)若认为判决不当时,得向英国代表诉讼。
第九条:英国人依据条约于阿密儿国内所得之权利,在英国女王统治下之印度人,亦得同样享受。若阿古柏伯克与印度之王侯交涉时,阿古柏伯克须通过英国之印度政府。
第十条:决定关于缔结条约的协商。
第十一条:英国代表于阿密儿国内死亡时,其所有之动产与不动产,仍须交付其继承人。
第十二条:英国人于阿密儿国内依法被判决应支付而对债务不能履行时,阿密儿国之债权者,得将其处分,斯时该债权老可通知英代表,将债务者于印度之财产提出。”
从上面条约的全文来看,英国通过条约所得之利益已远远超过与俄国库尔巴斯所订立之通南条约。同时也说明了阿古柏更进一步地把国家经济、政治方面的权益出卖给英国。因为通过这个条约的规定,第一,英国侵略者不仅可以自由地出入新疆,并且可以随意地输入商品,经营商业甚至自由地购买中国的土地。这就使我国的新疆变成了英国的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的场所。第二,通过条约中治外法权的规定,使英国侵略者在新疆的侵略活动得到了法律的根据,从而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更大的民族压迫,可见,通过这个条约的规定,我国的新疆便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三 结束语
总观全篇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点认识:
第一,阿古柏政权的建立,绝不是偶然的,是和当时国内外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由于1864年新疆回、维人民的大起义而摧毁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以及各起义集团为取得统一新疆的统治权而纷争;如果没有由于十九世纪后半期英俄两国向中亚进行扩张而形成的尖锐矛盾并为互相抵制而有建立缓冲地带的要求和英国侵略者的大力支持,那末,一个曾作过浩罕的大将并为浩罕国王所深忌的阿古柏,便无法侵入新疆,至于统一新疆并建立起统一的政权,那就更难想像了。
第二,通过阿古柏政权的建立及其对内外的政策,我们完全可以厘定:阿古柏本人并不是一个“民族英雄”更不是一个什么有“雄才大略”的伟人;而是一个卑鄙无耻,穷凶恶极的野心家,是“英国和土耳其的特务”,是一个“以自己的政策来实现英国殖民者的利益”的走狗。
第三,阿古柏统一新疆的活动,并不是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更不是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而是乘新疆回、维人民起义的高潮,企图达到恢复旧日封建贵族统治的封建贵族的运动;而是代表英国殖民者利益在我国新疆所进行的民族分裂的阴谋活动。阿古柏政权的建立,并没有带给新疆各族人民以丝毫的自由和解放,相反地,而是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了残酷的剥削和野蛮的屠杀。因此,这个运动毫无疑问的是反动的,是违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所以,陕西省古柏国家政权的本质,正如苏联史家所说的那样:“既不是强盛的,也不是独立的。它是在英国和土耳其的统治集团底援助之下产生的。并且是英国在东方扩张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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