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人物。左宗棠一生的事业，是同他的军事活动分不开的。本文拟从建军、治军和用兵几个方面探讨左宗棠的军事思想，总结其中有益的经验及遗产，以期有裨于今天的国防建设。

一、建军    在太平军与清军鏖战方酣之时，1860年，左宗棠奉命赞襄曾国藩军务，在长沙金盆岭募练了一支五千余人的队伍，即楚军。楚军是左宗棠的基本队伍，他的建军思想充分体现在这支部队的选募、编制等问题上。

1．以勇丁代替制兵    清朝的军队原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满族人组成的八旗兵，另一种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称为制兵。左宗棠早已注意到制兵的弊病。1840年，他在给贺熙龄的信中指出：自鸦片战争爆发后，“每遇警报，辄调邻远官兵，赴洋防守。所用非其所习，未战先靡。兵以易地而弗良，饷以繁钷而难措，岂计之得哉！”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他主张在广州就地招募渔民蛋户为水勇，协助官兵作战，与林则徐的作法不谋而合。

左宗棠这个以勇丁代替制兵的想法，在1853年初他为湖南巡抚张亮基起草的奏稿《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摺》中说得更明确。“再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前遵旨传知丁忧在籍侍郎、臣曾国藩帮办团防，俟其到省，当面相商榷，妥为办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乡勇，当时在湖南已经出现，如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等。但是向清政府建议把这些乡勇按戚继光的束伍之法改为正规军，这还是第一次。[注]它们的特点都是：先择将，后募勇；兵丁需是有身家来历的朴实农民；营官选哨官，哨官选什长，什长选兵丁。这样，整个部队表现出勇丁与募者利害与共，心志相齐，故而肯效死力。同时级级负责，层层节制，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扫制兵呼应不灵，指挥不动的积弊。

[注：由左宗棠起草、张亮基名义上奏的《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签发于或丰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即1853年1月27日。两天后，即1月29日，曾国藩抵长沙，与张亮基、左宗棠等交换意见后，于次日上《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其中提到：“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因此，首倡按戚继光束伍之法练勇的是左宗棠。这并非偶然，早在1840年，左宗棠在前面提到的那封给贺熙龄的信中，就把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部分归咎于未行“南塘（戚继光）束伍之法。”

2．兵要精，饷要足    制兵之所以不中用，更重要的原因是兵冗饷绌。绿营饷章定制：马兵月饷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米则一律月支三斗。按当时物价计，一个士兵所得月饷，不够十天的饭钱。待遇如此菲薄，士卒不得不另谋生计。以至平时无法认真操练，临战自然也就没有斗志。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创建湘军时就主张增加饷银，左宗棠坚表支持。因此湘军和楚军的待遇都比较高：步队勇丁，每月给饷银四两二钱，比制兵高出一倍多。本着“兵不可多，饷不可少”的原则，左宗棠亲自料理楚军的选募工作，所募五千勇丁都在当地具结取保。吸食鸦片者，老弱病残者，以从戎为名骚扰地方者，已入册而将名粮顶与他人者等等，都不在召募之列。“各营唢皆百战之才，似亦不甚草草。”

后来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用减兵节饷的办法整顿两省制兵，“减兵之者，只减无用不可练之兵，于兵制实无所损；加饷云者，即扣此项裁兵之员，于饷事亦无所加也。”当时两省减兵四成多，把这四成多的饷加给保留下来的五成多的兵，效果很显著。

及至用兵新疆，左宗棠深知那里经济落后，幅原辽阔，粮食不易购置，运输更是困难，能否做到兵精饷足，是攸关成败的大问题。但是，当时西北地区的清军却冗杂不堪，军饷也无着落。因此，大军出关时，他坚持汰弱留强，严格挑选，将金顺所部四十七营（包括成禄旧部十七营）裁并为二十营，并对原在新疆的部队进行了坚决的整编。为保证足饷，并使南方籍贯的勇丁在西北安下心来，左宗棠也想了不少办法，主要是：每月发饷时，不管多少，都直接发到每个勇丁的手里，防止层层尅扣；欠饷再多，绝不赖帐，退伍时一次付清，不管物价涨落，军费多少，勇丁口粮，一律由大营平价供应，亏损部分归大营统一开销。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解决了“足饷”的问题，保证了部队战斗力。

3.培养勤劳耐苦的风气    楚军同湘军一样，编制中专门配有长夫。步队一营勇丁五百人，配长夫二百名；马队一营勇丁二百五十人，马二百五十匹，配长夫五十名。每名长夫月饷三两。行军作战，所有辎重都归长夫搬运。楚军转战数千里，这些长夫肩挑背扛，将各种军用物资源源不断送到前线，在后勤保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长夫制度的流弊是使勇丁不屑于干体力活，养成少爷作风。在曾国藩湘军中，这一流弊后来比较突出。左宗棠很注意这个问题。楚军进军西北，每到一地驻防，他就教兵勇们在路旁、河边、屋角种树种菜。遇有无主荒地还种庄稼，实行兵屯，其目的也是培养士卒勤劳耐苦的风气。他说：“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勤。至所承蜀、豫、淮各军，固未能一律绳之。”

在西北，水道不宜航行，运输主要靠陆路。左宗棠率领部队边行进边筑路，从潼关始，自东而西，横贯陕甘两省。后来进兵新疆，左宗棠仍筑路继续向西，北路直达精河，南路抵喀什葛尔。此外，开河、造桥、植树、修城等便民措施，左宗棠也常派勇丁去做。他认为这样有三大好处：一是能锻炼部队的作风，“以习劳练其筋力，以作苦范其心思，胜于坐食嬉游多矣。”二是不扰累百姓，使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尽快恢复，更好地解决部队行军打仗所遇到的粮运等问题。三是收获物归营中作价收买，使兵勇有些额外收入。

二、治 军    建立了一支军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打仗了。左宗棠十分清楚，“整军，乃可经武”，楚军之所以有战斗力，是与左宗棠治军严格分不开的。他的治军原则主要体现在“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这三点上。

1.统以能将    左宗棠认为：“治兵，以选将为要……兵有强有弱，而其实无所谓强，无所谓弱，视其将领而已。将领得人，则廉以率属而额可足，勤以练兵而技可优，忠义以倡其勇敢之气而胆可壮。否则，兵有轻其将领之心，而怯者亦骄；兵有不顾其将领之心，而骄者仍怯。出队则忧其怯，归营又苦其骄，而兵乃不可用矣。窃以为冶兵莫要于选将者，此也。”对于将才，他认为五百人之才已不易，能管五百人即是将才。他的选将标准主要有三条：一是以国事为重，私心少。他说：“兵事一著名利之见，鲜不误事……天下事当以天下之心处之，岂容有一毫私见参乎其间，究竟误人，亦是误己，何曾得名，何曾得利也。”如若有了营利之心，平时就会冒销钱粮，侵扣军饷；战时张惶失措，拥兵自保；战后赏功罚罪，不秉大公；讳败攘功，不务核实。这些都是领兵者最忌讳的。二是要勇敢。有计谋和勇敢二者，左宗棠更注重后者。他“频年涉历军事，于用人一事颇尝留心，大抵贵谋贱勇一说未可尽恃。”这是因为“将领勇则兵强，将领怯而兵弱”，转移风气全在于此。三是朴实。左宗棠认为打仗是过硬的事，一分乖巧著不得。有一分朴实气，即有一分事业。他明确地说：为将之道，最忌虚浮巧滑，“从来兵事最宜质实之人，最不宜浮文巧诈之人。”“大约取人总以诚实为主，多一分文少一分质，于兵事尤不宜也。”

左宗棠有一套选将的标准，也有行之有效的驭将之方。他很强调：“凡将士，须先得其心，不必以权势相压。……昔人云：位居千万人之上，必须居千万人之下，此有道之言也。”左宗棠对待下属将领，从不以势压人。无论风沙、雨雪、炎荒、他都坚持往营帐、过着同士卒一样的生活。除了驭将之心，左宗棠也注重用将之长。他认为：“人才未能一律，长短互见本是常情，惟在识其真而用得其当，乃期各奏尔能。”刘锦棠作战很勇敢，但打了胜仗容易骄傲。左宗棠把当时新疆的战事都交给他，同时也总是提醒他，要他戒一个“骄”字。左宗棠还认为，治军驭将最要紧的，是要赏罚分明。凡打了胜仗，他如实将有功将官奏折保叙，为他们请功领赏，同时根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于唢官中拔营官，营官中拔小统领，再于小统领中求大统领。”使他们都有上进的念头，时时保持旺盛的斗志。而对于触犯军纪的将官，左宗棠则按其情节轻重，性质如何，课之以罚，决不含糊。

2．整齐队伍，严明纪律    左宗棠曾经作了一个比喻：用兵好比应科举，“在家读书作诗文，是平时治军要紧功夫，而接仗不过如入场就试耳。得失虽在一日，而本领长短却在平时。”士兵的平常养成，包括很多方面。首先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不可不随时讲究，心中明白，自然作事不差。”就是所谓以治心之学治兵，用封建的伦理纲常统一士兵的思想。其次，左宗棠目睹清军军纪败坏，毫无战斗力的情况，狠抓士兵军纪的养成。他到西北后，重新更定了“楚军营制”。对于行军、宿营、打仗等都作了细致严格的规定。此外，左宗棠对操练抓得很紧，他认为：“兵之能战不能战，视乎练之精否。”训练二事不可偏废，练其技艺，一可当十，到临战时自然所向无前。”他反对操练走过场，认为“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精，与不练同。”同时，左宗棠懂得“理可凭虚，而悟事必亲历而知。”注重在实践中提高兵勇的作战能力。他说：“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可观，终不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之故也。”

3．精求武器    左宗棠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看到了西方侵略者带给中国的深重灾难，时刻不忘雪国耻，振国威。他认为，外洋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水陆器具精利。”他感叹道：尝叹泰西开花炮子及大炮之入中国，自明已然。……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夷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左宗棠了解到盘踞新疆的阿古柏匪帮倚仗英国供给的精良武器，气焰十分嚣张，自己若不较敌有更新式的武器，则胜利之望决不能期。为了供给用兵新疆的需要，左宗棠督促甘肃制造局抓紧新式武器的修造。当制造卓有成效之时，他曾得意地预言：“若果经费福裕，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左宗棠用这些在当时较先进的武器，陆续装备了进疆部队，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然而，左宗棠并不是一个唯武器论者。他在精求枪炮的同时，看到了“战事还凭人力，亦不专在枪炮也。”如果“不明练心练胆之术而但侈器之精，技之长，阵之整，固有时而穷矣。”这比李鸿章一味迷信洋枪洋炮，而不重视兵士士气、纪律和军官之操守、素质，显然高明一筹。

三、用  兵    左宗棠早年致力于历史地理之学，熟悉各地山川形势。疆域沿革，对历代兵事也很有研究。四十岁出山后，大部分时间又是在战场上度过的，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用兵原则。“慎之一事，战之本也。”左宗棠用兵，最根本的就是这个“慎”字，它具体体现在如下用兵原则之中。

1．先披其枝叶，后倾其根本    1851年，太平军起于广西，转战各省，屡挫清军。左宗棠当时尚在柳庄“躬耕”。但他在给胡林翼的信里，就从军事学的角度分析了清军失败的原因。他指出，太平军作战诡诈勇敢，用兵有方，以逸待劳，后发制人，而清军临阵胆怯，指挥拙劣，又轻兵冒进，每每中计，他主张清军应采取新的打法，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逐渐逼进。即在太平军周围，“令乡民尽为碉堡，官给费以倡之；险要之地，官兵营之亦如碉堡之式。”后来，他办团练，组织楚军，与太平军作战，都用此法。一般不逼近对方的营垒，力避屯兵于坚城之下，而是在较远的地方扎营，实行远势包围，然后分兵四出，扫清外围，遮断太平军与外部的联系，使其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在进攻中，先攻次要，断其羽翼，逼太平军主力投入战斗，然后抓住战机，夺取胜利。左宗棠把这个打法比做“伐大树”。先披其技叶，后倾其根本。

2．“卷窗帘”，重后路  左宗棠很注意保障后方的安全，他认为，“凡战事总须严防后路，最忌一泻无余。”他说：“惟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璩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譬若兵器丰其本而锐其末，锋芒自无顿挫也。”根据这一思想，他在战争实践中，采取了一种“卷窗帘”的战法，即收复一地，就巩固一地，并以此为依托，稳扎稳打，层层推进。

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期间，为了收复新疆，他先安定陕甘，恢复生产，使其成为巩固的后方。在进军新疆时，他又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先收复新疆北路，再以北路为根据地，“坚扼乌垣等处关键，庶规取南路，得以一意驰驱。”在同刘锦棠讨论进军吐鲁番的作战计划时，他也是考虑到乌鲁木齐收复不久，要特别注意后路的安全，他说：“此次进兵必先固后路以为根本，毅斋督所部先击达坂，次进吐鲁番”，由北而南，最后克复托克逊。

3．灵活用兵，正确布势    左宗棠反对那种依仗兵多将广，将兵力猬集一处，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而是根据敌我态势，围绕总的作战目的，进行战役布势，分兵几路，分进合击，各路独挡一面，互相呼应，密切协同。

乌鲁木齐收复后，左宗棠否定了刘锦棠曾建议把驻守在巴里坤的徐占彪所部五营调到乌鲁木齐，然后集中兵力南下这个建议。他在给刘锦棠的信中说：“惟屡胜之后，尤宜慎益加慎，勉力图维，断不可掉以轻心，致贻后悔。曾文正，胡文忠曾力主兵不宜分之说，虽老成慎重，阅历有得之见，然弟每与之争，谓亦当看贼势轻重，贼踪整散因而定计，又必择能当一面者分任，然后有分兵之益而无其弊，若守定不分之义，亦未免坐昧机宜，攻吐鲁番必两面下手，虽系暂分，终归于合。”左宗棠的计划是：兵分三路，分进合击。张曜所部即由哈密西进，尽快占领辟展；徐占彪则由巴里坤出发，及时在辟展与张部会合，进军吐鲁番；张、徐两部在辟展会师后，刘锦棠立即率部出乌鲁木齐，南攻达坂城，待攻下达坂城和吐鲁番之后，这三支部队再会师于托克逊。这样部署，既防止了叛军向东北方向逃窜的可能，又使之首尾不能兼顾，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杨昌浚在论左宗棠带兵打仗成功的原因时说：“其行军也，分三道并进，使诸回各自自顾，莫相应援，而后出奇以挠之，蹈瑕以攻之，招降以携之。当机决策，因应无穷，而胜算乃独操矣。”

4．缓进速战，担迟不担错    所谓“缓进”，就是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所谓“速战”，就是作战准备一经完成，便抓住有利战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在左宗棠看来，没有“缓进”，便没有“速战”，只有“缓进”，才有速战。在收复整个新疆作战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左宗棠从督师肃州到进兵北路，相隔两个月；从收复北路到进兵吐鲁蕃，相隔半年；从收复吐鲁番到进兵南路，相隔四个月，作战准备时间达十一个月，而实际作战时间只有半年多。由此可以看出左宗棠对战备工作的重视程度。他在作战准备中着重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预计投入战场的兵力，作战持续的时间，据此计算所需粮食和运输车辆的数量，确定粮食补给的地点。二是判断敌人奔窜的路线，预先调动部队，布置拦截。三是详察天时和地理，避开冰雪封山、酷署炎天和行军不便，易被敌人利用的道路。到达某一地点，最好是粮食收获季节，以便就地补给。四是沿路做好民众的宣传工作，使他们不依附阿古柏，为清军做向导、接应等工作。五是针对阿古柏使用的新式武器，配备新式枪炮。这样。“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5．转馈之功，岂出战伐之下    自古用兵西北，因补给不灵而功亏一篑者不乏其例。左宗棠吸取历史教训，在收复新疆的作战中，非常重视后勤补给。

当时，清政府奖励军功，一般只看杀敌多少，而对默默无闻的后勤人员却很少问津。左宗棠一反这种偏见，他说：“转馈之功，岂出战伐下哉！”把后勤工作看得和前方打仗一样重要。他认为，后勤工作“非实心奉公，廉能耐苦之员，不足以胜繁剧而任艰险。”因此，每逢评功时，对后勤人员都力主“当与前敌一体论功。”

左宗棠还亲自抓供应工作。他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在汉口设后路粮台，在西安设总粮台和军需局。当用兵关外时，在天津、归化、宁夏设转运局。这样，从上海到汉口、西安、兰州、肃州、喀什葛尔，万里之途，绵延一线，宛如“常山之蛇”，节节呼应。左宗棠曾谈到这种“一气卷舒”的气势，他说：“如琴瑟然，手与□调，心与手调，乃能成声。”

在抓供应工作中，左宗棠特别重视粮食的供应。他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因此，在每次大的作战行动前，他都要给部队筹备三个月的口粮。筹办军粮的地区是：甘肃河西、口外、新疆前线附近和俄边。由于左宗棠精心筹划，调度有方，在收复新疆的作战中，较好地解决了前线部队的口粮问题，保证了作战任务的圆满完成。

本文从建军、治军及用兵三个方面探讨了左宗棠的军事思想，从中不难看出，左宗棠的军事思想是瑕瑜互见的，既有对我们今天仍旧有用的东西，也有很多封建糟粕。比如：湘、楚军的招募制开了以后兵为将有的军阀统治的先河；左宗棠的治军，更多的是用恩威并施的手段驾驭部队。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左宗棠的用兵对象，除了外国侵略者扶植的分裂势力，还有各地的农民起义军，他的手上，是沾满各族起人民鲜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