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公元1812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在二十岁的时候考中举人，后来多次入京赴试进士，不中，遂放弃科举仕途，专一在家中研究地理舆情和兵法。还在年轻的时候，左宗棠就“喜为壮语惊众”，“以诸葛亮自比”，但是，他直到已年近四十，仍未能得到清廷的重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轰轰烈烈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才使得这个当时已初具才名的人物，找到“大显身手”的表演舞台，开始了他显赫一时的政治生涯。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人民革命运动。它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因此，从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开始点燃的这次革命烽火，便以雷霆万钧的磅礴气势迅速地横扫了半个中国。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并作为自己的都城，同时，派出军队北伐，南北对峙的势态遂告形成。这时，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之下，上海有天地会支派小刀会起义，长江以北有捻军起义，云南有回民起义，各支起义军互相配全，协同作战，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的封建统治。

在太平天国起义和各地人民起义面前，清朝政府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鉴于原先赖以作为统治支柱的八旗、绿营兵已经腐朽，丧失战斗力，清廷迫不得已，遂起用汉族地主团练武装，寻求新的支柱。1853年初，咸丰正式颁布了让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反革命武装的命令。此后，一支支的汉族地主反动武装便纷纷建立起来。其中，最先也是办得最大的团练武装是湖南曾国藩举办的“湘军”。它后来成了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

此时，左宗棠正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由于他积极地支持湘军，为其“济师、济饷”，不久，便被曾国藩延入湘军，充任了这支地主武装的参赞军务。随后，他又在曾国藩的委派和赞助下，召募了一支五千人的“乡勇”，并经江西进入皖南作战。这支反动武装便是后来的左系湘军。左宗棠镇压太平军的活动主要是在浙江地区进行的。1861年年底，太平军攻克浙江重镇杭州，清廷震动，急命曾国藩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加紧进行镇压。第二年二月，左宗棠在曾国藩力保能“足任浙事”后，率军进入浙江，旋被授以浙江巡抚要职。左宗棠军一进入浙江，便受到太平军大将李世贤的阻击，迟迟不得进展。直到这年七月，李世贤率调回援天京，左宗棠始得以沿钱塘江东进。到1863年3月，他才先后攻陷了衢州、严州和金华等各个州县。接着，他与法帝的“常捷军”勾结，合力围攻杭州。1864年3月底，杭州城陷，太平军在浙江的最后基地丧失了。为了奖励左宗棠镇压太平军的“战功”，清廷授予他“浙闽总督，兼巡抚”的要职，让他独掌浙江、福建两省的军政大权。

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此后，太平军的余部遂分为长江以南的李世贤、汪海洋部和长江以北的赖文光、陈德才部两部分，继续坚持反抗中外反动派的斗争。李、汪部于这年十月经江西突入福建，初时曾挫败清军，群众纷纷响应，一时拥众二十万。后来由于内部不团结，汪海洋杀害李世贤，造成了部众离心，终于在中外反动军队的进攻下失败。在绞杀江南太平军余部的反革命活动中，左宗棠是最为卖力的。为此，清朝政府颁赐双眼花翎赏给左宗棠，以示嘉奖。

天京陷落后，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余部与捻军合并，由赖文光和张宗禹率领，坚持抗清斗争。1865年，他们在山东大破清军，杀了钦差大臣、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清廷大震，急调曾国藩督湘、淮军北上镇压。但是在捻军的抗击下，曾军屡败，特别是在河南贾鲁河一役，捻军全歼了曾国荃的“新湘军”，使得淮军从此一蹶不振。曾国藩也以“剿捻无功”，而不得不退回两江总督的原任。

捻军为了摆脱孤军独战的局面，1866年秋，赖文光“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往联回众，以为犄倚角之势”。自此，捻军分为东西两部。西部捻军六万人，转入陕西，与当地的回民起义军联合，形成“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甘）而东（陕），亦有千余里”的捻回合势局面。

清朝政府在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的打击下，十分惊恐，除调李鸿章率淮军专门对付东捻军外，又急命左宗棠“移督陕、甘”，率湘军尾随入陕，镇压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左宗棠采取的策略是：“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为急，剿回为缓”，以“防捻、回合劳”为其用兵要点。为此，他驻重兵于陕西耀州，阻隔捻、回。但是，在捻军与起义回军的双重打击下，他不得不往返出击，疲于奔命。特别是在陕北中部一仗，左宗棠的悍将刘松山部被西捻军打得大败，左亦因“延、绥迭失”，而上书请罪。此时，赖文光率领的东捻军却被围困于杨州。西捻军为援助赖文光，遂于1867年冬，急从陕西渡黄河经山西东移。这样，左宗棠在西北的险势，才得以缓和。1868年1月，杨州失陷，赖文光被俘牺牲，东捻军全军复没。此后，中外反动派便全力以赴地向西捻军反扑了。在镇压西捻军的战斗中，左宗棠部始终是清军的主力之一。他从陕西一路尾追西捻军到直隶，最后汇合李鸿章的淮军、恭亲王奕䜣的旗兵、安徽和山东等省的地方兵，以及外国雇佣军，在黄河、运河和徒骇河之间将捻军层层围困，致使西捻军全军复没。

捻军败后，左宗棠即于1869年统率本部湘军返回陕西，继续镇压起义回军。他以“先抚后剿”和挑拔回汉民族关系等卑劣手段，将陕、甘的回民起义镇压下去。

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的过程，是左宗棠一生中从发迹到飞黄腾达的过程。这些沾满起义人民鲜血的反动活动，使得他爬上了清朝封建统治上层人物的行列，成为显赫一时的所谓“中兴名将”。

但是，左宗棠的政治生涯并未就此结束；他在抗拒阿古柏侵略我国新疆，粉碎英、俄分裂中国国土的斗争中，的确又为祖国立下很大的功勋，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逐渐向帝国主义过渡。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疯狂侵略中国的边疆，妄图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英、俄对我国新疆的侵略就是其重要的一步。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陕、甘回民起义方兴未艾，新疆各族人民便纷纷地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曾经迅速扩及全疆，严重地威胁了清朝在新疆的反动统治。但是，各族的封建主和宗教上层分子却从起义一开始就窃夺了领导权，建立了许多封建的割据小政权，并互相进行混战。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建立的以喀什为中心的金相印政权便是其中的一个。1864年9月，金相印竟叛变祖国，投靠中亚的浩罕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请其出师。第二年4月，浩罕国的阿古柏率领一支军队公然进入南疆，不久即盘踞天山南路，自立为汗，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1870年他更攻占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将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尽行侵占。阿古柏在其侵略我国新疆的罪恶活动中，始终得到了英、俄帝国主义的支持。沙俄于1866—1868年，曾经派遣军官，为其训练军队。英国也“欲令别立为国，用捍蔽俄”。1870年，英国殖民者给予阿古柏一万支枪和若干大炮；英国女王更公然地宣称承认其为“合法的独立王国”。

与此同时，沙皇俄国还直接出兵新疆，侵略我国领土。1871年6月，他以“安定边境秩序”为借口，派兵占领了新疆的伊犁地区，随后便在1872年，派人“出使”南疆，同阿古柏签订“商约”，承认他为“哲德沙尔国首领”。一南一北，两只豺狼，大有吞并我国新疆的态势。

面对着新疆“黑云压城”的险恶形势，清朝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把塞防经费移用充实海防，“罢西征，专力海防”；湖南巡抚王文韶认为，沙俄侵略的威胁最大，主张全力加强西北的防务；正在陕甘总督位上的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力主收复新疆失地。他的意见得到了国内广大舆论的支持。

清朝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辩论，权衡利害，终于同意左宗棠的意见，从而暂时结束了这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争论。1875年4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为其筹措粮饷，委了以规复新疆的重任。1876年3月，左宗棠亲率清军三路进入新疆。他针对着阿古柏在新疆的实际军事形势，制定了“缓进速战”和“先收北路，转取南路”的进军策略。左宗棠了解新疆各族人民“惟望速为救援”的心情，反复告戒兵勇入疆后“勿淫掠，勿残杀”，严肃军纪。这样，在新疆各族人民密切配合下，清军在军事上进展神速，节节取胜，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1877年春，清军转攻南疆，一鼓作气，在达坂城、托克逊和吐鲁番三战三捷，消灭了阿古柏军的主力。阿古柏在大势已去的情形下，于败逃途中，在库尔勒服毒自杀。这年12月18日，清军又收复了喀什噶尔，彻底地解决了阿古柏侵略军的残余势力。与此同时，另一路清军则在1878年1月2日，再次收复和田，活捉了民族败类金相印，并将其处决。至此，新疆的大部分国土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左宗棠平定了阿古柏侵略政权后，并未就此裹足不进，而是立即投入抗击沙俄，收复伊犁地区的斗争。

还在左宗棠进军新疆，消灭阿古柏侵略政权时，伊犁地区的问题业已日趋严重。1879年10月2日，清朝的全权大使崇厚在李鸿章的指使和支持下，与沙俄谈判索还伊犁时，竟签订了一个丧失大块国土和权益的《交收伊犁条约》。清朝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遂于1880年1月，将崇厚革职拿问，改派曾纪泽使俄改约。同时，再次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在新疆统等军务。这年五月底，左宗棠以年逾古稀的多病之躯，满怀“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的激情，重新出征。在行军途中，他让士兵抬着一口棺材，以示与沙俄侵略者决一雌雄，誓无返顾的决心。最后，虽然由于沙俄的压力，清廷于八月间将左宗棠调离新疆，向沙俄妥协，但是左宗棠的出征，仍然给予了沙俄侵略者以极大的威胁，对于曾纪泽关于伊犁问题的谈判，是一个莫大的支持。

左宗棠这种反对外国侵略的态度是一贯的。还在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他赞同林则徐的坚决抗英立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提出过以劲旅护卫天津，与英法侵略军决一死战的建议；中法战争中，他出任钦差大臣，视师福建，并表示愿意亲赴云南“督师”，以抗法军，直至1884年，死于福州任上，死前仍以对侵略者未能“大伸挞伐，张我国威”而抱憾。他始终是站在反对侵略，保卫中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者。

左宗棠的一生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方面和戎马生活，他还是我国兴起于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洋务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他所经办的福州船政局及其培养掌握造船学、驾驶术人才的前后两个学堂，对于发展我国的近代工业和部养近代科技人才，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居身于腐朽的清朝政府上层，却能保留着不少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传统。在反侵略与投降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左宗棠是不畏权势，不徇私情而刚正不阿、坚持原则的。在保卫国土和反抗侵略上，他为国而忘身，鞠躬尽瘁的爱国行动，不能因为他有过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等的污秽历史，而加以泯灭，而是应该给以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