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农历三月二十九下午五点钟光景，广州越华路小东营五号里面，挤满了臂缠白巾、脚穿黑胶鞋的敢死队员，手执枪械炸弹，准备出发攻打总督衙门。当起义总指挥黄兴正在发号施令时，从香港赶来一个老头子，激昂地说：“请你发枪给我，让我和他们一道去！”黄兴发急地说：“老先生，这是敢死队，你年纪老了，还是在后面担任些别的工作吧！”老头子发怒道：“我知道是敢死队，他们不怕死，难道我就怕死吗？”黄兴见他如此奋勇争先，劝说不住，只得拿枪给他。

这个老头子就是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谭人凤。

谭人凤（1860——1920），字有府，号石屏，出生于新化县罗洪村塘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六人，他最幼。谭家世代务农。他的几个哥哥，有的跟父亲谭忠宅在家种田，有的到邻乡地主家做长工，借以维持家计。

谭人凤从六七岁起，就开始参加劳动。他经常跟着哥哥上山捡柴，去塘边放牛。收获季节，则忙于到田里拾禾穗。年纪稍大，家境宽裕了，才进私塾念书。由于他发愤读书，进步很快。在父亲督促下报考县学，后来考取了秀才。

谭人凤考取秀才以后，声名大振，加上他为人刚直爽快，乡里人每有争议，就请他主持公道，他乐于为人家排难解纷。又以好骂出名，嫉恶如仇。当地几个土豪劣绅，几乎被他骂遍了，大家对他无可奈何。

戊戌变法的高潮中，谭人凤在家乡创办一所福田小学。他每次林塘湾进县城，总要买几份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看看，从此关心时事，眼界大开。一九〇三年到〇四年两年间，谭人凤在新化县城小学堂操粉笔生涯。庚子事变以后，许多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感受时事刺激，纷纷东渡日本留学。他们每逢假期回国，称道日本明治维新后推行的新政。谭人凤跟他们接触往来，思想大受启发。

一九〇四年暑假，新化籍留日学生戴石屏回国，由长沙到了县城，就住在谭人凤办的小学堂里。戴石屏告诉他说，黄兴、宋教仁等联系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准备在省城举事，问新化方面有没有可以共事的人？他介绍了几个人，认为可以共事。这时，邵阳李洞天，武冈唐镜三等先后来到新化，密谋举事，谭人凤跃跃欲试。在这以前，他曾积极联络会党，招集一些江湖朋友在家乡开山堂，取名叫卧龙山，自己作山主。又跑到宝庆府分设一个小堂，广收徒众。并以所办小学堂作为交通联络机关，在会党中加紧活动。谭人凤当年还有一个威风凛凛的绰号叫“托塔天王”。长江流域的会党，无不知其人的。

就在这年秋天，黄兴在长沙领导华兴会起义，不幸事泄失败。黄兴、宋教仁等逃亡日本，马福益也逃到广西去了。谭人凤在新化、邵阳一带开山堂，因与黄兴、宋教仁没有直接联系，未受牵连，他将学堂停办，于第二年春节过后前往隆回、辰州、沅陵、常德一带活动，使这一带的会党势力日见扩张。

一九〇五年六月，新任广西随营学堂总理官蔡锷、巡警学堂总办曾广轼联名来电，邀请谭人凤前往相助。他想到湘桂毗连，随营学堂又多同乡子弟，可资联络，便将辰州、沅陵、隆回各处事务托他人主持，自己带着三个学生去广西。到广西后，学生在随营学堂插班，自己在巡警学堂挂个文案名义，实际上是作食客。他和蔡锷、曾广轼促膝谈心，肝胆相照，畅言无隐。十月间，听说唐镜三、李燮和等发动会党准备在隆回举事，他认为断无局外旁观之理，迫不及待地赶回参加。临行时，蔡锷赠送手枪二十支，并派教员岳森同归；在半咯上碰见唐镜三，才知道隆回起义已经失败。谭人凤非常痛心，只得独自回到新化家乡，由于隆回隔塘湾不到二十里，起义失败的会党弟兄多来投奔，他一一妥为安置，乡亲们也代守秘密。以后来的人越多，风声外露，引起了清朝地方官吏的注意。有天晚上，他的一位族兄弟连夜三次报警，叫他赶快躲避。谭人凤经亲友殷勤相劝，才于农历除夕匆忙离开新化。次年三月到长沙，担任设在草潮门的新化驻省中学堂监督。在这里，他看到了从东京寄来的《民报》和其他宣传品，对同盟会的革命活动，颇具倾慕之忱。

一九〇六年九月，谭人凤应同乡好友之邀。去南京政法学堂帮办教务，留连月余，看到南京城内败瓦颓垣，凄凉满目，不禁感慨系之。后往上海，寄住中国公学，不久即离沪赴日本，初到东京时，参加了同盟会在神田锦辉馆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会后，经先到东京的唐镜三介绍，会见了黄兴。畅谈两小时，情意欢洽，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两个儿子也在他的影响下宣誓入盟。父子三会员，在同盟会中传为佳话。

萍浏醴起义爆发后，谭人凤与周震鳞、宁调元、胡瑛等受同盟会的委托，回国密谋响应。他本来打算直奔浏阳、醴陵，到长沙后，起义已经失败了，又重返东京。年近半百的老秀才，进了东京法政学校第期作插班生；并常参与同盟会的活动，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地同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作斗争。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镇南关之役爆发，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督战。谭人凤得到民军占领镇南关的消息，感到大有可为。他立即以儿子一鸿的官旨抵借百金，前往参战。到达时，战事结束，民军早已撤走，但他并不灰心。这时，黄兴准备再举事，正苦于子弹缺乏，因谭认识广东钦廉道道台郭人漳，黄过去也运动过郭，便托他往郭处求助。当他赶到郭人漳处，郭认为革命军事败，态度突变，后来还要捉拿他，谭人凤逃出虎口后，因所带文具用物都是日货，在越南海防被法国当局关押，怀疑他是日本的老侦探。后经当地侨商保释，遣送出境。

一九〇八年四月，黄明堂、王和顺按照孙中山的部署，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革命军开赴云南边境，发动河口起义。战斗中收编清军降卒，革命军从三百人扩展到三千余人，声威大振。谭人凤在香港闻讯，情不自禁地割须改装再往，至早已是烟消云散了。

一九一一年春，黄兴、赵声策划广州起义。谭人凤应黄兴之邀由东京到达香港，商谈起义计划。他建议在长江各省设立机关，联络新军起事，与广州相呼应。黄兴表示同意。第二天，谭人凤即带两千元离香港赴泸，与宋教仁取得联系；然后到武汉，与居正、杨玉如等聚商于某旅社，并交给他们一部分经费，希望相机策应。到长沙后，在路边井某日本旅馆召集同志开会。他在会上报告广州起事的计划，希望湖南方面急谋响应。当即决定：运动军界由刘文锦担任；绅学界由文斐、曾杰进行；会党方面由焦达峰负责。

广州黄花岗起义前夕，黄兴由香港秘密进城，在小东营设起义指挥部，谭人凤也由香港赶来参加，起义失败后，脱险回香港。后经上海到武汉，与孙武、蒋翊回香港。后经上海到武汉，与孙武、蒋翊武等多次会商，建议湖北共进会、文学社和衷共济，通力合作。在谭人凤的敦促下，这两个团分别召开代表会议，决定联合起来，并在武昌小朝街设立共同起的领导机关，筹划武汉地区起义事宜。黄兴在和谭人凤诗中指出：“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武昌起义前夕。谭人凤由上海到南京，约集革命党人商讨响应湖北发难问题。事后，他同居正一起去武汉，船过九江时，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十月十四日抵武昌，与黎元洪会面。黎向他倾诉了一大堆困难，他责以大义，促其迅速下令进击清军。二十二日晚上，长沙新军反正的消息传到武昌，谭人凤文即向军政府领快枪两千支，派专人运送回湘接济新军。随后乘轮离武汉，于二十六日抵长沙，发现焦达峰为首的都督府一片混乱，投机革命的立宪派控制参议院，焦达峰遇事受挟制，成为立宪派的笼中鸟。谭人凤看到这个不正常现象，主张取消参议院，但因援鄂事急，要顾全大局，只好着重于组织新军援鄂。在首批援鄂新军的誓师大会上，他当场写了一首军歌激励士气，歌词为：“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十月二十八日，于隆中率援鄂新军出发，三天后，长沙城里发生了焦达峰、陈作新被杀事件，立宪派假手梅馨篡夺湖南军政大权，谭延闿上台作了都督。

十一月下旬，谭人凤与邹价人等被举为代表，往湖北出席各省代表会议。他去汉阳前线慰劳援鄂湘军，发表演说，勉励大家奋勇杀敌，部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不久，汉阳失陷，武昌情势危急。十二月六日晚，革命党人集会推举谭人凤为民军战时总司令，他说：“此时武昌情形，与在汉阳打仗不同。现在武昌是防御，将来必须北伐。不如取消总司令名义，改称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大家表示赞同，黎元洪即委谭人凤为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及各省援军。他昼出洪山，夜归武昌，支撑了几天风雨飘摇的局面，后又被派为议和代表出席各省代表会议，谭人凤抵沪、宁后，一面参与各省代表会议，一面仍以北面招讨使名义，组织机关，准备北伐。

谭人凤手下无兵，一筹莫展。但他很关心国家大事，不时发出通电，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一九一二年二月八日，他通电反对优待清帝条件，认为逊位之后，尊号仍存，“君主、民主，国体绝不相容，……今总统之外，再拥皇帝，非驴非马。”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七百万两，他立即发布通电，指斥这是“钦鸩止渴，立见其亡。”他还声明“革命党断无拥兵自卫之心”，反对取消黄兴的南京留守职务。

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谭人凤对于国民党，始终置身局外，不表赞同。他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热衷于改革现状，不断反抗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希望从“振兴实业”入手，转入“秩序的建设”。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两天后伤重殒命。谭人凤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写下这样的挽联：

破坏建设一身兼，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

瘈狗毒蛇全国布，无人心，无天理，无国法，成此暗杀世界岂能堪！

同年七月，“二次革命”爆发。继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独立之后，南京宣布独立，黄兴被举为江苏讨袁军部司令，通电各省，呼吁同张义帜。经过谭人凤多方策动，湖南都督谭延闿眼见大势所趋，被迫宣布独立。“二次革命”失败后，在袁世凯的通缉名单上，谭人凤被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他便化名“林泉逸”，亡命日本，匿居于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一九一五年一月，他奉黄兴之命，赴南洋为倒袁筹款，秋间返回东京。次年六月，袁世凯毙命后，谭人凤在上海与孙中山、黄兴致力于讨袁善后工作。一九二〇年四月在沪病逝，终年六十岁。

谭人凤以一个穷乡僻壤的老秀才，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艰难时势的刺激下，忧怀祖国的危亡，投身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中，不屈不挠，奋不顾身。他的这种为振兴中华而效命前驱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