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大陆和台湾，国内外报刊，书籍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不同时期也有不同之议，其中有的可信，有的失真，褒贬不一。因为国内有一著作曾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提到：“自新疆沦陷后，曾国藩就主张‘暂弃关外，专清关内’。”加之李鸿章又是曾国藩的学生，在外交上继承了曾国藩的某些观点，容易使人误解为，曾、左、李三人中，曾、李是站在一边，主张放弃塞防的。作者以为此事有商榷的必要，在这场原则斗争中，并没有曾国藩的事。因为，这场争论是由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底才挑起的，而曾国藩已在同治十二年初去世。至于曾国藩在生前说过“暂弃关外，专清关内”并不能说明他早已预见到两年后有此最高决策层的争论而留下遗言；就文字而言“暂弃”也不等于“放弃”；而从兵第次来看，两年多以前曾国藩说：“暂弃关外，专清关内”并无不可，左宗棠不但未加反对，而是按此去做的。肃州之役打了一年半，久攻不下，通道不畅，从可言及用兵关外？这一点是应予首先澄清的历史事实。

然而，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争论是常有的，友谊也是非同一般的，就其争论而言主要是国事兵略的君子之争，例如，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左宗棠当时在平凉大营，虽远隔千里，仍提出了不同意见和尖锐的批评。还有，在一些涉外“洋务”中，曾多妥协，“坚持一心，曲全为好”；而左多强硬，反对一味迁就，“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计惟有勉图自强之方”。自然会政见不同，有所争执。何况二人都是湖南才子，阅历均深，个性不一，遇事有争，在所难免。然而有些坦诚的争论中，恐怕也正包含着深厚的友谊。

今引用海内外曾报导过的一件趣闻，和左公对曾公的挽联、对联各一，可从某些侧面反映曾、左之交与君子之争。

左宗棠在西北军营中，某日晚餐后，与幕宾聊天，左公曰：“人家都说曾左，不谈左曾何也？”一少年狂士起曰：“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心目中从来无曾国藩，只此一点，即知天下人何以说曾左而非左曾矣。”说罢，举座大惊。左公起而谢曰：“某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

曾公生前，左常轻之，有一曾、左合作之联为证：

曾出上联：“季子敢言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嵌入左季高）

左对下联，“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亦巧嵌曾国藩）

此联对话，虽未见之于典籍，但听长辈说过，野史报导亦很多，大同小异。后见之于1985年8月3日某台历一页，题为《左宗棠妙对曾国藩》，对其内容和作对时间虽有曲解，但原文基本一致。其中“经济”一词意指经纶济世，即治理国家、拯救民族的才能，“有何曾”即“曾何有”。作者以为从性格特征，写作才能，和曾对左的了解，左对曾有所轻视，都是可信的。

致于曾公死后，左极重之，则有左赠曾之挽联和一封家书为证，挽联多处刊载，当无异议：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国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左公给其长子家书中，有二段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挽联所云，盖亦道实语，”“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鉏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又曰：“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

左公在此两次都提及曾公“知人之明”而且说：“自愧不如元辅”，表明他已看到自己在用人上与曾公的差距，又有“攻错若石”一句语出《诗•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为错。”意为别山的石头，可做磨石把它留下，借喻他人或他物以正己，可见，左文襄对曾文正，内心是很敬重，也很佩服的。而曾文正对左文襄又是怎样评估呢？曾公去世前不久，当左文襄将去西征之前，曾国藩有一次问常州吕庭芷侍读，二人有一段对话，曾说：“你对左宗棠怎么看？平心论之。”吕答：“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这时曾公击案曰：“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之。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这就是“曾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之写照。曾、左齐名，学养皆深，更事多属国事兵略，所见容有分歧，有所争论决非意气用事，而是国家大政所见不同，出发点皆在大局，故谓君子之争。

彼此用人异趣，也是有所争论的一个原因。平心而论，在用人上，左公却逊曾公一筹。如果说左公是个好将才，而曾公则可谓帅才矣！《湘军志》作者王恺运先生曾批评湘军首领：“胡林翼能求人才而不识人才；曾国藩能用人才而不求人才；左宗棠能识人才而不容人才。”秦翰才先生评论说：“姑无论恺运的批评准确不准确，究竟能不能求看心愿；能不能识看眼光；能不能用看本领，能不能容看气度。”左宗棠“有心愿求人才，有眼光识人才，有本领来用人才，就只缺少气度来容人才。”这就是左公在用人上的弱点。左公也有自己的用人标准：一要廉洁，二要能干，廉洁是就性行说，能干是就本领说。而曾国藩的用人标准，只有六个字：“少大言，有条理”。曾国藩的事业也可说就在“少大言，有条理”中成功的，所以曾国藩部下人才济济。秦先生还说：“历史上很称道诸葛亮能用度外之人，就是说和他气味不相投的，诸葛亮也能引用而使尽其才。文襄公立身行事，常摹仿诸葛亮，唯独用人没有像诸葛亮，因为这一点多少和气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