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鸦片战争时期虽然人微言轻，但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力主禁烟；以后，随着他的地位和声望的提高，逐渐成为清朝统治阶级中禁烟派的代表，为禁烟问题作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斗争。

　　（一）

鸦片战争时期，禁烟和抵抗互为前提，一开始就成为近代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捍卫民族独立的时代主题。当时，僻居湖南山村的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对这一攸关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840年，鸦片战争在广东揭开了战幕，左宗棠“乃考览往昔海防记载”，“凡唐宗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战争的进退得失牵动着他的心，当他得知林则徐被朝廷罢黜，沿海连失重城时，忧愤异常，数次致书贺熙岭，议论战守机宜。在分析了敌我形势之后，他建议与英国打“持久战”，强调“今日情形所最急者，必在一省之力，足当一省防剿之用”，同时希望各省“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设水寨”，讲求火器，坚壁清野，“为固守持久之谋”，使敌人陷于困境。很明显，他的言行始终突出一个“战”，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强烈的爱国主义。

他对抵抗派首领林则徐非常崇拜，认为指挥战争的“人望”，没有谁能超过林则徐。他痛恨权奸卖国，强烈要求“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谴责朝廷“上下相蒙，贤奸失别”，“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表明了鲜明的爱国立场。

当时，左宗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举人，在湖南乡间，他不仅与师友探讨抗英的战略战术，“为《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诸篇”，还推动好友黎光曙参劾投降派，要他“进言须有次序，论事须察缓急”，力争参劾见效，以利于反侵略大局，在权奸当道，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他坚持反抗侵略，推动好友黎光曙参劾投降派，在畏敌如虎的清朝将帅大吏面前，左宗棠显得何等高大！

可是，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左宗棠愤闷异常。数年之后，林则徐“自云南引疾还闽”，与他相会于湘江舟次，“宴谈达曙，无所不及”，从鸦片战争一直谈到西北的屯垦戍守，被林则徐“诧为绝世奇才”。第二年，林则徐去世了，左宗棠悲痛失声。他在《唁林镜帆书》中说：“公扬历中外三十余年，经纬万端，巨细俱关国故”，希望有人把“公之心事”，“尽白于天下后世”，表明了他以林则徐为榜样的决心。

　　（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鸦片泛滥的问题日益严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签订了，卖国贼无耻地称之“不但尊崇国体，且可堵其弊，防其流”。可在事实上，鸦片以“洋药”的别名被“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并“准华商运入内地”经销，一股黑色的毒流，“合法”地滚向了广阔的内地。

1866年，左宗棠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方针，着眼于“师”，落实于“制”，创办马尾船政局。他坚持“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的原则，孜孜以求“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而纾目前之患”。他强调在“师夷”的过程中，应该“尽其所长，归之中土，相衍于无穷”。不久，左宗棠率军西上，戎马倥偬之间，依然寄心海疆，他勉励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好好干，强调指出：“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鸦气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真是旗帜鲜明。

陕甘一带，早在咸丰年间，就是“罂粟花遍地栽植，五六月间，烂如锦绣，妇孺老稚，用铜罐竹刀，刮浆熬炼，江、浙各客贩，挟资云集”，“每年各属开计，……大约三、四十万两，有赢无绌”。到同、光之际，更是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在西北，“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勒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对老百姓，发谕示劝，强调“刑用轻典，法所必行，不宽绅富”，要在“挽比颓风”，“为民造福”。要求下级查获烟土后，“应立时当众焚烧，”不准“移县存局”，以防流弊。对于吸烟成瘾的人，发给戒烟药方，“广为传布，责令按方配药，如法服食”。地方士绅“如敢夹带贩卖，”严惩不贷。他狠抓对地方官的管束。把禁烟作为考成的重要内容。要地方官“常川巡历，不惮烦劳”，对成绩卓越的“勉之望之”，对玩忽职守、纵役得贿者，分别详参，革职查办。如宁夏府属的一批地方官就被参革。征讨阿古柏匪帮和收回伊犁地区的斗争，是一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爱国战争，年逾花甲的左宗棠，一方面让部下“舁榇西行”，进军新疆，另一方面，在繁重的军务戌机中，依然注心于禁烟问题。当他得知“新疆地方近有外来洋药销售”之后，立即派“印委员弁查报，勒令由原路折回，禁止在地销售，”对于“本地栽种土烟及华商贩运土烟，”也严加处理。

更为可贵的是，在稳定陕甘，收复新疆期间，左宗棠把招抚流亡，安置黎庶，恢复生产，兴利除弊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把禁烟与恢复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他向朝廷汇报：“臣自度陇以来”，“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并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淳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现据关内外牧令纷纷禀赍农约拔除罂粟切结前来，其因地土不宜种棉者，亦令广种杂粮，以裕生计”。他在一份查报鸦片问题的文牍上笔带感情地批语道：“荒百谷而广植妖卉，……每一言及，心为之腐！若复不查不办，务为含容，纵官殃民，流毒将何底止？无论无以示岛夷而正民俗，亦何以申禁令而厚民生；……若并此而不能守，外海之鸦片永无断时，中国之生灵将胥沦为异类，吾辈之罪亦将安道”？！他谆谆告诫地方官：“做官不要钱，是本分事。但能不要钱，不能为地方兴利除弊，讲求长治久安之道，于国计民生终鲜裨补，则亦不是贵。”

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引得春风渡玉关”，这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凤毛麟角。五、六十年之后，《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曾历游西北，当他看到陕甘地区“遍种鸦片，沿途村镇，无不百业萧条”的凄惨景象时，抚摸着路旁古老苍劲的“左公柳”，回想当年左宗棠在西北的政绩，“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这应该是历史的公正评价！

　　（三）

左宗棠在西北地区雷厉风行地禁烟，可以看作他力图全面禁烟的试点和准备。

左宗棠强调，“洋药流毒日久，必思所以禁之。论其办法次第，必自内地禁种罂粟始”，“土烟既禁，则吸食者少，然后专禁洋烟，较易为力”。收复新疆其间，他在接待俄国官员的过程中，就坚决强调：“通商原无不可，而销鸦片与传教两事断不能行”。他曾提醒朝廷，“见在中俄通商，准于吐鲁藩、肃州设领事，如遇有洋药入境”，应认真处理。因为西北地区几经努力，“民间奉令惟慎，实已根株尽绝”，民间还恳求官府“出示晓谕，禁止外来土烟”。遇有川、滇土药入境，则“当从焚烧”，予以责惩。“兹阅崇厚商改章程第十五款，于洋药定议稍宽其禁，准在口销卖，殊与甘肃现行章程不合。若照所议，不特无以慰此邦官绅士民望治之心，亦无以杜川、滇商贩之口。”希望朝廷“谕将洋药一项芟除定议”。

左宗棠还痛心地感到，他在西北的那些禁烟措施，“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指外洋鸦片——引者）由原路折回，歹带 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收复新疆之后，左宗棠决心乘兵威正盛之势，着手解决鸦片问题。当时，卖国的《烟台条约》已签订有年。中英双方在鸦片问题上的默契，使奕䜣、李鸿章之流热衷于“适量”征收鸦片税厘以增加财政收入，对朝野有识之士的禁烟要求置若罔闻。左宗棠分析形势，统筹全局，定下了“中洋药土烟税捐”，寓严禁于重征的决策。1881年，左宗棠连上《严禁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折》、《覆陈增收洋药土烟税厘折》，把自己的意见公诸天下，引得中外瞩目。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左宗棠“寓严禁于重征”的决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鸦片烟的毒害已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每年进口的外洋鸦片数直线上升，光绪初年，每年进口几近十万箱，还有严重的偷漏问题。与此平行发展的，是各地“土药”生产的剧增。不少地方的各级官吏，藉此贪污搜刮，大得其利。因此，禁烟既牵边着国际风云，又包含着国内斗争，而英国同清政府就鸦片问题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正是罪恶的症结所在。

左宗棠认为，鸦片烟流毒全国，已病入膏肓，“于此而严吸食兴贩之禁，法轻则易犯，令峻而难行，若奉行不得其人，非徒无益也”。寓严禁于重征，“税捐加则洋药土药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吸以至断瘾，尚有可期”，这样可以防止“空文禁止”之弊。西征之后，左宗棠入值军机，“兼值译署”，立即参予了对进口鸦片加征税厘的中英谈判，提出对进口鸦片每百斤重征税厘一百五十两。他强调如果听从英国方面的意见，“以每箱八十两为定则，加数甚微，不但瘾无由断，适足为兴贩洋药者广其销路，而内地种罂粟贩土烟者得以藉口，并加征捐厘亦多窒碍，是与拟增税捐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刺谬”。他把重点放在建立严格的检查核对制度上，要对进口鸦片“登簿盖印，设立三联票”，层层严加管理；对于国内土药，“不能因其少而置之不论”，也要在重征之下逐渐绝迹。左宗棠的用意很明显，“其所以议加税捐者，非仅为聚敛丰财起见”，是要“由今之道思变今之俗，道在禁民为非”，从而“弊尽而利自生”。

英国方面显然与左宗棠谈不拢，外国人则称他为“只要有可能就急切要根除鸦片贸易的大学士左宗棠”。英方谈判代表威妥玛利用清廷的首鼠两端与投降派李鸿章等人的作用，使左宗棠中途退出了谈判。接着，一意攻击左宗棠的做法“似属救时要政，却近老生常谈”的李鸿章继续与英方谈判。这个问题也就断断续续，一直拖到中法战争之后才解决，那时，左宗棠已撒手尘寰了。中英双方各取所需，达成一致：鸦片进口每百斤税厘并征一百一十两；英国稍让小利，为使鸦片贸易进一步合法和扩大；李鸿章等人则盯住了钱，准备以此办他的北洋海军，“自强御侮”。对于这样的后果，当时参加谈判并在条约上签字的曾纪泽评论说：“大学士左宗棠奏清洋药税厘并征一百五十两之议，原非专为税厘起见，实欲借抬价值，使民间吸食渐少。其后数处商议，陆续跌至百二十两，百一十两，一百两，九十两，纷纷不一”。措辞尽管闪烁，但其中的褒贬，还是看得清楚的。

一生坚持禁烟的左宗棠，尽管身处于困苦复杂的环境，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但他矢志不渝，一步一个脚印。他在西北地区雷厉风行严禁鸦片的业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