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湖南省的省会，是一座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内陆地区性中心城市。它曾经历了漫长的古代城市时期，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城市运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深沟高墙的封闭圈里发挥其对全省的政治军事中心的作用。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以谭嗣同、熊希龄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和开明士绅，在湖南省政当局的支持下，以省城长沙为中心，掀起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热潮，短短几年，使古城长沙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城市的结构和功能出现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也由此而开始转变。湖南维新运动成为长沙城市近代化的开端。

长沙城市近代化的启动是从湖南近代企业的创办而开始的。

甲午战后，湖南士绅痛感民族危机的深重，兴起了“设厂制造”、“挽回利权”的思潮。1895年lO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以开发湘省为己任”，乃与湖南各界士绅通力合作，以长沙为基地，创办近代工矿企业。1896年建立总揽全省矿务的湖南矿务总局，开办了湖南第一个近代民用机械和电力企业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第一个轻工业企业和丰火柴股份公司。随后，又有巨商朱昌琳的湘裕炼锑厂和大成公司等矿冶企业，陈万利机器厂、张本奎的化学制造公司、《湘报》馆印刷厂等，在长沙出现。

近代交通运输和邮政电讯业也开始在长沙起步。1897年，湘鄂善后轮船局成立，次年又成立了鄂湘溥利轮船有限公司。1896年，湘鄂间开始架设从长沙至武昌的电报线路，次年5月正式设立长沙电报局，收发官、商电报。近代邮政事业也筹议于维新时期，于1899年成立长沙邮局，开办邮政业务。

这一系列近代的机器生产、交通工具和通讯方式在长沙的出现，使古城长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城市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其经济功能开始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十九世纪以前的长沙城市，在经济上完全是一个消费性的商业城市，传统的商业、手工业、典当业、帆船运输业和农业（主要在城厢之外），构成了城市的经济基础。当时的长沙，商业繁荣，手工业较发达，行店字号当不下八九百户，但多是传统的经营方式，规模狭小，资金单薄，技术陈旧。其经营，多为前店后坊，自产自销，“各以赡家起名”；整体上则是为省会城市生活而主要是为庞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消费服务的。因此，除了茶叶、稻米、食盐（输入）等几类货物的贸易之外，大多行业与外部没有密切联系。显然，维新时期以前，长沙城市的经济功能是依附于政治功能的，不占主要地位。

维新时期，长沙兴起的近代工矿业和轮船运输业，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和技术，按照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组织生产和经营。如湖南宝善成机器公司，购置了蒸汽机、刨床、车床、发电机等机器设备。轮船局开办时就集有商股银5万两。和丰火柴公司，官、商投资共3万两。这都是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商店、作坊和船户不可企及的。同时，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这些企业与外部的联系也十分密切。矿务总局分别在湘阴、汉口设立转运局，以转运销往汉、沪等地的矿砂。由长沙开出的轮船，行驶于汉口和省内各重要口岸。和丰公司年产火柴1万余箱，分销省内外。可见，长沙城市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其经济功能增强，并与外部发生了密切联系，开始成为辐射全省的经济中心。

维新时期长沙城市经济的又一变化，是近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兴起。当时，湖南的官商士绅为发展近代工矿交通的需要，曾在长沙修筑码头、驳岸，以停靠轮船。1897年，朱昌琳疏浚北门外新河港口。次年，宝善成公司仿日本式样制造人力车。而长沙供电工业与照明用电以及电报的出现，使古老的油灯和靠驿铺传递信息的手段开始退出城市生活舞台。当时，满怀激情的维新志士还曾设想，在长沙开辟市场、设劝工博览场、修筑道路、疏浚沟洫，以进一步促进长沙近代经济的发展。

其次，长沙近代经济的兴起，使长沙城市的地域结构发生了变化。清前中期的长沙城市，位于湘江东岸，东南地势较高，西部沿江一带低平潮湿。城垣之内，阛阓相望，街衢纵横，屋宇密集，为封建统治阶级居住、娱乐与实施统治之地。省、道、府、县各级官署、富商巨室的公馆邸宅、书院、会馆和祠堂庙宇为城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官署、贡院和公馆、园林主要分布于东、南部的高敞之地。又一村一带湖南巡抚衙门所在地，为城市中心区。沿江一带是贫民居住地。商店行栈主要集中于潮宗门内和小西门内太平街至坡子街、药王街一带。城垣之外，已是人烟稠密，主要为贫民和农民居住之区，“城外隍池被居民架屋填塞成街”。“南城外，房屋、当铺、行栈极多……接栋连甍，砖墙林立”。长沙城市的这一空间配置结构，强烈地反映出城市的政治功能在支配着这里的一切。

维新时期，这一状况开始有了改变。当时，长沙新办的企业如裕湘炼锑厂、大成公司、宝善成公司发电厂（南厂）等都设在南门外临江一带，灵官渡则成为装卸矿砂的码头，开始形成长沙最早的工业区。小西门内外原就是商号荟萃之所。维新时期，临江建造了轮船码头，商业更为兴旺，并沿着坡子街、药王街逐渐扩展到司门口、八角亭一带，开始成为长沙的商业区。长沙近代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后来又不断地加强和发展，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终于形成了长沙的工业区和商业区。

地域结构是城市的基础结构。长沙城市地域结构的变化，表明其经济功能确有加强并开始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长沙城市的中心，也随之开始由行政首脑机关驻地向繁华热闹的商业区转移。

长沙城市的近代化在社会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由于长沙近代经济的兴起和南学会、课吏馆、保卫局等一系列具有近代意义政治机构的诞生，导致长沙城市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的长沙，其城市社会阶级结构仍保持着旧时的状态，即一方面是封建地主阶级，包括各级封建官僚、闲居城市的地主士绅和旧商人等；另一方面为广大的劳动者阶级，包括雇工、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农民等。维新运动中，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积极投资创办新式企业，从事资本主义生产。时任矿务总局提调的张通典曾谈到：“湘省风气大开，火柴、煤油、轮船、制造，皆绅士禀请……矿务局之开，通省欢跃，绅商集赀具禀，请开者八十余起，计矿山百六七十处”；又，“集赀开设民厂、创立制造公司之举，与湘省诸大绅言之，皆极踊跃，今冬可集十万金，至明春当可收齐三十万”。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将其聚集的财富作为资本投向企业，这意味着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从封建剥削转向了资本主义剥削，开始了从封建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化。长沙早期著名的资本家朱昌琳、龙璋、陈文玮等，就是他们的代表。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长沙的早期工人阶级也应运而生。一部分城市贫民和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被招进近代企业，从而转变为雇佣工人。

其次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崛起，并结成新的社会团体，登上了省会长沙的政治舞台。维新运动中，谭嗣同、唐才常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在省城长沙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和仿效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他们成立了各种具政治色彩的团体，积极参与新政，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和政治代表。这一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打破了以往封建官僚与封建士绅垄断政治和士人“例不干政”的局面，使长沙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并于二十世纪初发展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重要基地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再次，是南学会、课吏馆等一系列新型政治机构的产生。南学会是湖南维新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团体。它酝酿、成立于维新运动的高潮阶段，设于巡抚衙门内的孝廉堂。该会“官绅士商，具为会友”，而以讲演和答问为主要活动方式。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等省府高级官员也经常参加该会的活动。南学会是一个赋有民主性、自治性的议政机构。其章程规定：“本学会无论官绅士庶，既登会籍……一切平等”；“各会友于地方风俗利病、兵马、钱粮、厘金、矿务、法律、刑狱等事，如有考查确凿，有裨治理者，许达本会转咨课吏馆衡定，禀请抚宪核夺施行。”而该会的讲演和答问，大力鼓吹变法，讲论新政，触及了不少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可知该会已突破旧的官僚政治体制藩篱，成为官绅士庶共同讨论变法和地方政务的场所。

课吏馆则是陈宝箴、黄遵宪根据梁启超“开官智”的建议，设置的一个新型的官方政治机构。它成立于1898年春夏间，由按察使司主管，是一个专门培训新政官员的学校。该校以培训候补官员为主，有“学校、农工、工程、刑名、交涉六类”功课，制定了较严格的考勤、考核和奖罚制度，在职官员志愿参加者，则采取函授方式。除了攻习功课，该馆章程还规定，学员可反映其所在地方的政情、政务和陈述其对于地方时务、利弊的主张，由总理“另禀抚宪察核办理”。显然，该馆的设置及其内容、方式，已经散发出新时代的气息了。

维新时期长沙城市政治结构与功能的变化，还表现为城市市政管理机构即湖南保卫局的创设。清代城市，“省会及府属地方均隶州县管理”，但该州县主要只负责城市的治安，其他城市公共事务如市场、道路、消防等则由行会和城厢街团管理。保卫局的设立，开创了长沙城市市政管理近代化的局面。该局系黄遵宪仿效西方和日本的警政制度所创，筹议于1897年底，成立于1898年3月。全城设一总局，其下按地段设大分局6所、小分局32所，主要职能为清查户籍、巡查街巷、侦探搜索、清疏交通、调解纠纷等。从其各项章程和公务执行情况看，已具浓厚的近代色彩，如请上海巡捕训练巡员；巡员出勤须统一着装、持警棍、佩警笛；外出侦查，着便装，带“凭单”。对街道的管理，在卫生方面，各分局设清道夫，负责打扫街道、收集各行店住户垃圾（但建筑垃圾须自行处理），禁止随地堆掷垃圾和发卖腐烂食物，并加强了对粪担的管理；交通方面，禁止强占官道、车载超长和摊担挤占街道等，以维护城市文明。保卫局还附设了“迁善所”，以收容无业游民和关押轻罪犯人。所内实行文明管理和思想教育，并授以打麻绳、织草鞋、编草帽等手艺，“俾有以养生”。

维新期间长沙所出现的这一系列新型机构，表明长沙城市的政治体制已开始变化，迈开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有学者认为，这些机构的建立为“现代政治机构的发轫”，是颇有见地的。

维新时期长沙城市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新的社会思潮形成，社会风俗和市民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长沙，其思想文化界依然是暮气沉沉，“以守旧闻天下”。士大夫耻言洋务，而不知西学为何事。学术界的首领们仍以“圣教”为号召，以汉、宋相标榜。社会生活则完全处于传统闭塞、愚昧落后的状态。

甲午战后，湖南人从空前的羞辱中惊醒过来，而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青年学人更是从痛苦的反思中跃起，向传统的思想文化展开清算，提出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主张，从而使思想界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这一新思潮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猛烈地批判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封建道统和封建文化，“君臣一伦，实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其“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并大声疾呼要“冲决一切之网罗”！一是大力提倡维新变法，力主学习西方、变革社会、移风易俗。一时风起云涌，怒涛澎湃。令一班守旧官绅瞠目结舌，惊呼：“新学小生，往往逾轶间轨，寝萌间慝”，“士气日嚣，异说朋兴”，“举国若狂”。

维新志士们还积极地投身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创立和建设。在教育方面，省政当局和维新志士都十分注重新式人才的培养，引进西学，创办新式学堂，推进教育改革。1897年初，湖南学政江标改革校经书院，率先将近代教育新风吹进省城。10月，熊希龄等在陈宝箴支持下，创建时务学堂。次年初，陈宝箴改求贤书院为武备学堂。这些学堂（书院），程度不一地采行西方教育制度，设置西学课程，仿照西方教学方法，添置西书，购进新式教学仪器。时务学堂为湖南第一所近代学堂，其宗旨“以政学为主义”，教学则“中西并重”，课程设置，不仅有西方自然科学，还有不少的西方政治法律的内容，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武备学堂，其学制和课程仿照了天津和湖北的武备学堂，也演习新式武器，学习舆算测量，是湖南最早的近代军事学堂。

文化方面，则是开创了长沙的近代新闻和图书事业。近代报刊的创办，是湖南维新运动的一个突出成就。1897年4月，江标创办了湖南第一家近代期刊——《湘学新报》（旬刊，每期一册，后更名《湘学报》）。稍后，又出现一种文摘式期刊《湘中时务月报》。翌年3月，熊希龄等创办了湖南第一家近代报纸——《湘报》。《湘学新报》是一种综合性学术刊物，也登载新闻和评论。《湘报》系通俗的综合性日报，重视新闻和政论，还刊载商情广告。这两家报刊都设馆于长沙，发行于全省乃至华中、华东数省，成为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近代的图书出版发行业也开始在长沙起步。这时，维新派为传播变法思想，已开始注意新学书籍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为此，他们引进和设立了“新学”、“维新”、“经济”等书局，经销并刊印各种“时务书籍”、“新学书刊”；并开办印刷厂，印制图书报刊。当时的长沙，“盛行时务及算学书”，“书肆所售出者，多系时务各种”，成为了湖南近代图书出版发行的中心。

维新志士们还勇敢地向旧的风俗习惯发起挑战，大力提倡移风易俗、革除封建陋习，使长沙城市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发起成立“不缠足会”、“延年会”，反对妇女缠足的恶习和奢侈浪费、因循苟玩的旧生活方式。甚有激进者还提出剪辫易服、废跪拜礼和婚姻陋俗的主张。在他们的倡导下，新的文明风气和生活方式开始在长沙出现。如“不缠足会”，参加和捐助者踊跃，不少妇女响应号召，放绑松足，并有某李氏鞋店为之生产了一种不缠足云头方式女鞋。此外，长沙街头店铺开始出现了西餐洋酒、公共澡堂和西药店。

维新时期，长沙的新思潮、新文化和新风尚的诞生，表明长沙城市的思想文化结构已经变化，文化功能日益增强。

长沙城市的近代化，是近代长沙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一百年前的湖南维新志士顺应这一潮流，并揭开了它的第一页，从而作出了他们的历史贡献。同时，我们也应当指出，维新时期长沙城市的近代化，无论在范围上和程度上都还是很有限的。由于维新力量的软弱，既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资本主义，也未能组织有力的阵营以对抗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因此，当戊戌政变发生，湖南维新运动迅即失败，“新政”夭折。长沙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也由此而停滞下来，进入了缓慢和艰难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