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湖南维新运动发端于1895年浏阳算学社创建，其高潮的到来则始于1897年冬时务学堂的创设，当全国戊戌百日维新运动兴起，它已陷于停滞。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描绘道：“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堂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这话未免有些夸大，但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湖南曾是最活跃、最富有生气的省区之一，也是开一代新风的首指之区，则是毫无疑议的，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湖南维新运动有似全国“百日维新”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它的粗略考察，大致可以窥见一斑。

湖南维新运动有哪些主要特点？第一，发起和参与维新运动的主体力量，首先是一批地方最高权力阶层如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他们大都来自江苏、广东沿海省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革新意识；其次是上层士绅如王先谦、熊希龄、皮锡瑞、欧阳中鹄等，也具有某种温和变革思想。这两派势力的联合，构成了早期湖南维新运动的主体力量。如果没有这些地方士绅的支持和参与，很难形成较大气候。“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尤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抑非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之有以致此乎。”再次是激进青年知识分子谭嗣同、唐才常等，他们主张用激烈手段去实现变法目的，呐喊：“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药者也；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者也。”上述这三种人各自怀着不同的思想动机，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时，结合在一个“救亡”的支点上。从而构成了湖南维新运动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第二，湖南维新运动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新旧驳杂、中西融摄、趋时补苴、古今通汇的复杂性。陈宝箴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曾上疏痛陈时局利弊得失，为国家的危难深感担忧。1895年8月受任湖南巡抚便慨然以开办新政为己任。诚如其后人陈寅恪所云：“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楷模”，其思想则游移于曾湘乡和张南皮之间，不出“三纲六纪”范围。湖南士绅阶层自咸丰以后得其湘军一系的荫庇而势日盛，他们在维新运动中闻鸡枕戈，扼腕奋臀，而其依旧仍不出维护皇权、保卫孔孟。曾任南学会会长的皮锡瑞宣传维新不可谓不力，但他依然认为：“泰西诸事尽善，惟无三纲，不知有君臣父子尊卑上下之义。”他在南学会曾作《论不变者道，必变者法》的讲演，一再强调：“西学虽有实用，亦必先通中学”，“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此等道理，亘古今，通中外，未有能易者也”。欧阳中鹄早就承认外洋的政治法度几乎“无一不胜中国”，主张“创开辟以来未有之法”；但他却又坚持“除算学外，仍是读《十三经》，学我圣道。”这部分人的思想倾向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仰慕西方民主；另方面又不欲打破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他们参与发起维新运动的目的，就在于分得更多的统治权益。黄遵宪在南学会讲学时就阐发了重绅权，削官权的意旨。如梁启超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所说，“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则必当复古意，采西法，重乡权。”所谓“重乡权”，即“兴绅权”，“公权力于绅”。也就是要限制和削弱官权，提高绅士统治权，争取其对地方政事的决策权等。这表明了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向往资产阶级议院制道路的思想倾向。激进派知识青年思想则激烈异常。他们认为历来所说“君主”、“君民共主”和“民主”几种政治制度，唯一的选择“当以兴民主为真际”。谭嗣同声言：“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孔教亡而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尤其是清朝统治者“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验矣”。只有力倡民主、自由、平等才是匡时救世之方。唐才常亦强烈反对君主独裁，呼吁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使吾君公权于国，……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大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上述这三部分人的思想倾向纷繁庞杂，尽管在“中体西用”’这点上有一时的趋同性，但随着维新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思想倾向的离异和排斥乃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湖南维新运动所以产生的一个脆弱的、极不稳定的思想前提。事实正是如此，当维新派提出反对君主专制鼓吹自由、平等、民权时，其内部就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宄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日少，乱日多；以民主之，则政出多门，割据纷起。”甚至连王先谦这早期维新派人物，也越来越感到“议论新奇”，认为维新派发表在《湘报》上的观点，与“西教”迥然不同：“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乃至攻击作为维新派“喉舌”的《湘报》议论，简直是“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等等。

第三，湖南维新运动所牵涉的内容十分广泛而庞杂。从兴办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邮电、机电、轻工业、改革文化教育、创办新闻出版事业和新式学堂，到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林立，尤其是激进派的言行不仅把改革推向政治法律宗教诸领域，甚至延伸到中国社会最具神秘感的婚姻伦理和古老的社会风尚等领域。例如在1898年春成立了湖南不缠足会，由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担任董事，总会设于长沙小东街《湘报》馆内。邵阳、新化、衡山各县设分会。《湖南不缠足会简明章程》规定：“入会入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凡八岁以下缠足的，一律“解放”；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谭嗣同拟的《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条》更明文规定：“凡同会皆可互通婚姻，除会外人亦系不缠足者仍通婚姻外，余不得与通婚姻。”像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习俗即便是不合理的，自然也不可能只通过硬性的文字规定顿时得到改变。这样广泛而复杂的改革内容，没有充分的酝酿和发动，必然迅速地从思想分歧发展到行动决裂，革新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第四，湖南维新运动为时的短暂性。这是由于其内部矛盾和外部环境所决定。从以上可以看到，投入维新运动的成员虽有地方最高权力阶层、上层绅士和激进青年知识分子，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毕竟还是少数。如皮锡瑞云：“中国承平日久，积习相沿，忽闻变法改革，鼓舞者十之一二，腹诽者十之八九。”就是属于这少数的三部分人，也各有自己的利益中心和边缘境界。当运动的发展，一旦触及不同利益边界线，就矛盾丛生互不相容了。像谭嗣同等人原打算将南学会办成资产阶级“议会”的雏型，但却阻力重重，无法超越现实将理想中的“议会”蓝图付诸实践。特别是当激进派的锋芒直接指向传统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便立即感到“毛骨悚然，芒刺在背，彷徨绕室，瞬息不宁”。从而揖别见背，“合久必分”了。剩下这少数的少数激进人物也不能有所作为，运动只得风流云散。

当然这与周边的大气候也不无联系。从邻省来看，湖南的“维新”就像一枝出墙的蔷薇，其欲争春的气势和姿态，显然违背了“中庸”的古训。一室之内，众者酣睡晏然，岂容一人独醒？势必遭到反对者的猜忌和谤嫉。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对维新派喉舌《湘报》激进文字的责难便是一例。一场轰然而起的声势浩大的湖南维新运动霎时变得悄然无声了。

总起来讲，湖南维新运动的主要特点是：社会基础薄弱，思想倾向庞杂，牵涉内容广泛，持续时间短促。人们称之为“独步一时”不无道理。这样轰然而起、悄然而散的一场社会政治变革运动的产生是偶然的吗？绝不！仍然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人所共知，湖南是一个内陆省，古代曾被称为南蛮之邦，到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湖南社会经济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甲午战前，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主要是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当甲午战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魔瓜深入中国内地的城镇和乡村，湖南社会经济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岳州、长沙相继开埠，常德、湘潭变为“寄港地”，在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刺激下，民族资本主义因素有了新的增长，但毕竟是微弱的、不成熟的。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变法维新运动。像这种“独步一时”的湖南维新运动恰恰正是当时不成熟的经济基础、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的历史必然性的反映。

二

湖南维新运动虽是“独步一时”，但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却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弥足珍贵的启示。

启示之一，崇尚科学与民主是中国近代化的内在要求。科学与民主对于近代化既是标志又是动力。不仅因为这两者能发挥不断改革生产力和全面实现人尽其才的作用，而且能推动社会由野蛮向文明、由专制向自由的转变。湖南维新志士们着力进行了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启蒙。如谭嗣同在《湘报》发表《论电灯之益》、《论湘粤铁路之益》；唐才常刊出《格致浅理》、《质点配成万物说》等文，对提倡科学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作了简明的论述。随之而起的是矿业、机械、火柴、轮船、铁路、电灯、电报等新兴工矿企业的开办。谭嗣同说，科学技术已经创造了奇迹，把许多古人以为必无之事如冬起雷、夏造冰等从神话变成为现实，它还将再现奇妙，再造新奇，“再阅万万年，所谓格致之学，真不知若何奇矣。”从此崇尚科学蔚为一时的风气。同时他们坚定地认为：“五洲强弱盛衰之枢纽，恒于议院觇之。”科学之需要民主，犹如生物体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科技落后，国弱民贫，其总根源就在于封建专制体制。谭嗣同在批评洋务运动不涉及政治制度时指出：“中国虚度数十年，何曾有洋务？亦有能讲之者？虽有轮船、电线、枪炮等物，皆为洋务之枝叶，且犹不能精，徒奉故事虚摩拏项而已！”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认定中国图存的唯一出路就是要改变君主专制为议会民主，只有“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谭嗣同指出，谁如果想阻挠变法，即是“私其智其富其强其生于一己，而以愚贫弱死归诸民”。这就向后人昭示了一个真谛：没有科学和民主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

启示之二，振兴教育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湖南维新派深知，“兴民权”、“开民智”乃是崇奉西方科学与民主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改革旧的书院制、科举制，努力兴办新式学堂。维新派控诉了旧的科举教育制度，特别是对清王朝大兴文字狱更是深恶痛绝。谭嗣同愤怒地指出：“彼其文字之冤狱，凡数十起，死数千百人；违碍干禁书目，凡数千百种，并前数代若宋、明之书，亦在禁列，文网可谓至密矣。”唐才常也对那种专攻考据典章之道的人表示出不屑一顾的姿态，认为：“当今之时，经解、词章、八股，皆成赘疣。”于是在1897年10月于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文总教习。学堂功课分“普通学”、“专门学”两种。普通学包括4门：“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包括3门：“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学生所读之书，有些只要求涉猎，有些则要求专精。当前必须反复钻研《春秋公羊传》和《孟子》之微言大义、民权思想，并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以期达到明了维新变法之旨意的目的。时务学堂的创建，是湖南近代教育的起点，开创了旧教育制度改革的先河，接着在岳州、宝庆等地也进行书院制的改革，办起了相类似的新式学堂。在熊希龄等给陈宝箴的上书中还提出了整顿全省书院的如“定教法”、“端师范”等七条具体要求。1903年湖南巡抚赵尔巽为了废除科举制曾号召书院的“年长诸生”都去“研究师范之学”，以适应“各学堂教习之任”。据1904年《东方杂志》所载，仅长沙城新办中学已有34所，“湖南学堂之多，学生之众，为各省冠。”从此，教育救国、教育改造社会的观点逐渐形成新的社会思潮，在近代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启示之三，作育人才是实现社会全面变革的重要关键。维新志士们已清醒地认识到振兴教育是为了更好的作育人才。“当今时事艰难，内政外交，均需达才”。他们在由《知新报》刊发的《时务学堂缘起》中明确指出：“广立学校，培植人才”，“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为了卓有成效地培育人才，梁启超亲手制订了时务学堂的“学约”，从教育宗旨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规定学堂的教育宗旨在于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维新变法的坚强意志和通晓中外古今知识的专门人才。要求学生必须首先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将来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而效力；有了志向“必求学问以敷之。”换言之学堂的首要任务就是培植有理想、有文化的人才，二者是统一的。文化而无理想，不过是“乡党自好之小篇，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有理想而无文化，理想必然“皆成虚语，久之必然堕落”。两方面不可偏废。为了实现这个教育宗旨，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即以中学为基础，兼习西学。梁启超强调要“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底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谓之学”。这里所指的“西籍”即包括西人“声光电化格算之述作，农矿工商革律之记载”。在学习方法上则要求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进行启发引导式的教学。他说：读书要“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指经过康有为改造了的已注入资产阶级要求和愿望的孔学)，有切于时局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义而发明之。”教习讲课后要以笔谈方式向学生提出有关“目前事理或西书格致浅理数条”或“各报所记近事一二”，由学生“各抒己见”，“精思以对”。上述这些教育宗旨、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提出，简直令人耳目一新，但又经过大家的同意而后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如当时时务学堂提调(校长)这样描述道：“学规课程，应读何书，应习何学，卓如初到湘时，即定有条目，送交各官各绅，互相传观，群以为可行，卓如乃照此教法。”这样，也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教学人员的积极性，只有经过这样的精心培养和严格训练，才能造就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人们知道，正是谭嗣同等“六君子”死难的浩然正气揭开了我民族复兴的新页。湖南时务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其中许多不只是当时宣传和组织维新运动的骨干，而且有不少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年代的领袖人物。如唐才常与林圭、沈荩、秦力山等就领导了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为尔后同盟会组织和领导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先声。蔡锷更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维新以后的近代湖南，几乎于各个历史阶段上都曾涌现了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等人才群，他们成了我们民族复兴的时代脊梁。如当年梁启超所云：“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一百年过去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这个梦想竟在戊戌变法后不到半世纪便成了现实。当今，我们正在跨上“科技兴国”的骏马向着新的2l世纪奔驰，再回眸湖南维新、中国戊戌变法的历史，心情是多么沉痛而激越，让我们更好地弘扬维新志士们锐意改革的光荣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