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近代中国为变法而流血的伟大爱国主义者。甲午战前，谭嗣同政治上比较保守，战后却迅速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本文拟对谭嗣同思想转变的原因作一分析。
一、民族危机的深重与社会变革思潮的澎湃是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与社会原因。
甲午以前，谭嗣同虽然系统学习过《船山遗书》，思想上受到过船山学说的影响，曾用物质性的气来论证自然界的变化，但他认为中国“圣人之道”是立国之本，不可改变，仍未脱离封建士大夫的思想范畴。
甲午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康有为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一股变法思潮。谭嗣同正是在时局的刺激与变法思潮的推动下，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谭嗣同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客观原因与社会原因。从此，谭嗣同与旧学告别，学习、宣传新学，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
二、独特的性格、品质、气质、精神等因素是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形成的内在动力。
甲午战后，谭嗣同思想能够发生根本的变化，谭嗣同勤奋好学“绝无嗜好”的品质，倔强、桀傲的性格，为国家与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等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家庭是人的笫一次社会化的场所，父母是人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的熏陶，父母亲的耳濡目染对一个人的成长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谭嗣同虽出身于官宦之家，但他并没有享受过一般纨绔子弟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既承受过生母的爱抚，又遭遇过庶母的虐待与父亲的白眼。爱与恨的交织在他童年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谭嗣同的生母徐五缘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农家妇女。她正直善良、勤劳俭朴，平时“衣裙俭陋，补绽重复”，身为官太，仍“纺车轧轧，夜彻于外”。她还经常以自己这种勤劳俭朴的作风告诫谭嗣同不要“嬉游惰学”。生母的以身作则与谆谆教诲对谭嗣同影响颇大，使他从小养成了勤奋好学、“绝无嗜好”的习惯，从未“吸过烟，打过牌”，始终保持着“无纨绔习”的优良品质。
另一方面，谭嗣同从生母去世后就受庶母的歧视与虐待。庶母对他任意打骂，亦“不得父欢”，“备极孤孽苦”，“以天伦之累，横被不白”，“受厄家庭，毫无生人之趣”。
然而，他这种“遍遭纲纶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的生活并没有使他屈服、颓废，反而培养了他倔强，乃至叛逆的坚强性格。这种性格使他“不堕其志，坚忍自力”，敢于反抗。他不乐仕途，亦不甘心沉沦。他向往任侠，结交了不少被封建士大夫目为“大逆不道”，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义侠之士如大刀王五等人。王五的英武、慷慨的性格和那种对旧社会桀傲不驯的反抗精神，深深感染着他，更加强化了他原有的性格。翁同龢认为，谭嗣同是“世家子弟中桀傲者”；时人说他“发扬蹈厉，不守绳墨”；史家评论说其“生平兀傲自喜，不受世俗束缚”；这都反映了谭嗣同性格中倔强、桀傲的一面。谭嗣同这种性格在其著述中也有所流露。他认为：“人须有强横之气，而后可以有为”；“天必欲困之，我必不为所困”；“平生雄千夫”，“为人竖起脊梁铁”。他的独特的性格又使他产生了“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的忘我利他思想。后来又受到墨子“摩顶放踵”，以及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影响，最终具有了为真理为国家献身的忘我精神。谭嗣同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表述了这一思想，他甚至认为，“念蠢尔躯壳，除救人外，毫无他用”。觉得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敝屣名利，“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正是因为他“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所以他能在关键时刻，不因“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
追求真理，必须具备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谭嗣同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精神，才使他义无反顾地为变法而流血。
三、中西文化中积极因素的影响是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甲午战后，谭嗣同由在情感上对社会的不满、渴望变革发展到对变法进行理性思考。在理性思考过程中，以船山学说为主的湖湘文化、墨子思想、康有为的某些思想以及西方的某些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谭嗣同将上述思想与现实联系起来加以选择整合，形成了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船山思想。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夫之著书极多……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受其影响最多”。谭嗣同继承了张载、王船山的气一元论的传统并加以进一步阐述：“元气絪缊，以运为化生者也，而地球又运于元气之中，舟车又运于地球之中，人又运于舟车之中，心又运于人身之中。”这就是说，天地万物都在“元气”中运动，“元气”是世界的本源。他承认自然界的运动是客观的，存在于人们之外，“虽圣人不能据天地之运，以为己私”。
谭嗣同还继承了王夫之唯物主义的“器体道用”、“器变道亦变”的学说。“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谭嗣同痛斥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想：“无其器，则无其道，圣贤之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而岂能遍执四百兆之人而空责以正心乎？”“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既然“道依于器”，“器变道亦变”，“今之器”大不同于“古之器”，那就“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断断然矣”。这样，谭嗣同用王船山的“器体道用”说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在维新派中，谭嗣同对君主制批判是最激烈的，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反满思想。其原因除了他的个性起了重要作用外，就是对王夫之、黄宗羲思想继承与发展的结果。王夫之反对君主专制，“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黄宗羲也猛烈抨击君主制，“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谭嗣同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从根本上否定君权神授的光环。“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君主是为民办事的，如果不办事就撤换掉，当然是很正常的。
除了船山学说的影响之外，墨家兼爱济人的学术宗旨及侠义精神也对谭嗣同的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谭嗣同“好读《墨子》”，于墨子之兼相爱交相利，终身奉行不懈。谭嗣同认为墨家有一派是“任侠”，其宗旨也就是他揭示的“仁”。任侠，即指“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谭嗣同将墨家的兼爱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强调“兼爱则人我如一”，渴望冲破封建等级束缚，要求得到“平等”权利。谭嗣同吸收的墨学思想和墨家精神，成为他抨击封建专制政体及伦理纲常以及提倡人性平等和社会平等的锐利武器。
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还受到了康有为学说的影响。
谭嗣同在认识康有为之前，读了他的《新学伪经考》，大为叹服，但仍未能闻知其微言大义。
1895年，谭嗣同来到北京，未能与康有为见面，但与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有幸相识。谭嗣同听了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社会主张后，“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
由此，谭与梁联系较多。两人经常“促膝对坐”，研究学术。梁多次记载了谭思想“一变”，“又一变”的复杂状况。梁启超还认为谭嗣同“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
梁启超的上述说法是有些矜夸，但不能否认康有为的思想对谭的影响。“先公识康梁二氏之后，思想从此日趋变化，康氏为学之主旨，主公羊三世之说，礼运大同篇之经论，演成之进化史观。”谭嗣同对康有为思想的吸收主要表现在：打着孔子的旗帜反对孔子和公羊三世之说，以及大同思想。
康有为将孔子打扮成改革的先躯，而谭嗣同则把他装扮成主张平等的旗手。
谭嗣同打着孔子的旗帜来反对孔子，把从康有为那里接受的公羊改制的理论加以发挥。他说孔子作《春秋》，“恶君之专”，“故天子诸侯，皆得施其褒贬”，又说孔子“当据乱之世，而黜古学，考今制，托词寄义于升平太平”。甚至说孔子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认为孔子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妻妻，“教主未有不平等者”。这显然不是孔子的原意，但谭借此论证了人人得有平等自主之权的“合法性”。
谭嗣同用“公羊三世”的历史进化论来解释历史，宣传变法，构筑大同社会的理想。他认为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三代虽好，但时势已变，“虽则周公之法复作，亦必不能用今日之法邀在昔之效明矣”？国家的兴衰，在乎是否能“日新”。他提出非引进西方政治不可：“不忍坐视而幡然改图，势不得不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
谭嗣同在构建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时，还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谭嗣同学习西方的精神在维新派中是很突出的。康有为说他“贯穿中外学”。梁启超说他“佞西学太甚”。翁同龢说他“通洋务”、“高视阔步”。他自己也说“睹西书，独酷嗜若性成”。谭嗣同是以西学为变革中国的依据的，“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
在谭嗣同的变法维新思想中，西学中的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的思想已经与他吸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融为一体。谭嗣同吸收西方的“以太”概念代替中国传统的“气”的概念作为新的哲学范畴，并与改造过的“仁”相配合，以解释世界的复杂现象。谭嗣同极力提倡西方式民主、法治与平等。他把伦常与民主、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直接联系起来，以此促进中国走向民主。“西人最讲究伦常，且更精而更实。即如民主、君民共主，岂非伦常中之大公者乎？”
谭嗣同提倡兴民权。他说自己的思想“凡三端：曰‘学’，曰‘政’，曰‘教’。学不一，精格致乃为实际；政不一，兴民权乃为实际……”。“盖当今急务，在兴民权”。
谭嗣同以自由、平等的思想批判“三纲五常”，同时肯定朋友一伦是“五伦中于人是最无弊而有益”，朋友相交“一曰平等，二曰自由”，还“不失自主之权”，主张君臣、父子、夫妇都是朋友关系。
谭嗣同还颂扬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方式。他极力反对封建社会中“主静”、“崇俭”的生活传统，而鼓吹效法西方社会所盛行的“主动”、“尚奢”风气，认为可以刺激社会生产力发展，倡议以机器生产来“开源”，取代传统手工业的生产方式。
谭嗣同非常重视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倡“散利于民”。
综上所述，在激烈变动的社会刺激与变法思潮推动下，谭嗣同由一个保守的封建士大夫转变为一个激进的变法者。早期家庭生活的刺激和后来生活的经历锻造了他倔强自立、桀傲不驯的性格与敢于反抗、勇于为真理献身的精神，这无疑是他义无反顾地变法图新并为之献身的内在动力。而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变革、反对君主制等优秀传统和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知识与自由、民主、民权、平等精神无疑是影响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形成的主要思想资料。谭嗣同正是对它们进行整合后才形成自己虽斑驳但鲜明的维新变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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