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报》和《湘报》是维新运动期间，湖南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两份重要报刊。谭嗣同、唐才常均参与了这两份报刊的创办、经营或撰稿。从他们在报刊中所起作用来看，可说是这两份报刊的主脑或灵魂人物。

一

甲午战争以后，倾向维新的人们普遍认为，要救国，要改革，首先必须培育人才、开启民智，而开办报馆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之一。当时偌大一个湖南省，尚没有一家报刊。沿海城市的各类报刊也很难流布进来。因而拟创办的《湘学报》，正是湖南第一份报刊。其目的是“将群章甫缝掖之儒，讲求中西有用诸学，争自濯磨，以明教养，以图富强，以存遗种，以维宙合”。

1897年4月22日《湘学报》正式创办，十日一刊。该报亦得到陈宝箴、江标以及黄遵宪的有力支持。陈宝箴认为该报“指事类情，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体达用之助”。连张之洞亦认可该报“皆讲求经济、时务之法”，饬湖北各道府州县订购，“发给书院诸生阅看”。然而就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而言，他们可以赞同开通风气、兴办洋务，而对康有为的维新改制思想却本能地加以抵拒。对湖南维新运动起过甚大作用的地方官员陈宝箴等，也基本上没有脱离洋务派的范畴。因为从1895年上半年至1897年上半年的情况看，湖南维新运动的举措在全国并无特异、激进可言。经济上他们没有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决心，仍在官办、官督商办的旧窠巢里徘徊；政治上对“民权”思想的宣传心存芥蒂，唯恐越雷池半步。这种倾向对唐才常办报带来很大障碍。但是《湘学报》作为湖南首创之报，其主笔唐才常却能秉承谭嗣同等在甲午以后的激进思想倾向，昌言维新。湖南的变法从1897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固然与梁启超、徐仁铸等的到来有直接关系，但《湘学报》的推动之功，自不待言。

创刊后的较长时间里，该报以唐才常撰写的文章为最多，影响也最大。如《史学论略》、《外交论》、《通塞塞通论》、《公法通议》、《质点配成万物说》等。这些文章大多以现实问题为主旨，涉及中外史地、制度、教育、外交、法律、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他要求士大夫抛弃经解、词章等无济于时的旧学，改事实学，并大胆地突破了张之洞、陈宝箴等的限制，公开宣传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称“《春秋》者，素王改制之书，而三统三世之义，足以范亿劫恒河沙世界，莫之违也。自《春秋》外，则以《史记》、《汉书》为要。《史论》得素王真派”。唐才常将国际公法与《春秋》互证，意在说明《春秋》乃素王改制之书。“余谓能本《春秋》之意，治公法之学，必有视惠顿诸人更精者，孔教真派，庶几显明于世。何则？素王改制垂世之公心，经权互用，不以古今中外而有阂也。”根据唐才常自己的说法，他的孔子改制思想并非来自康有为，而是在接触康学之前已具备：“于素王改制，讲之有年，初非附会康门。”他表示自己“拜服南海五体投地”，是因为康有为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足愧尽天下之尸居无气而窃位欺君者，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唐才常对中外史故甚为熟谙，在《湘学报》上所著文章往往是中外互证，以启迪士民心智，奋起直追。他指出：“今之大病二：有全聋瞽，有半聋瞽。全聋瞽者，束湿于老师宿儒之说，枵然神明其咫尺之见闻；半聋瞽者，取西政之枝叶一二端，夸张缘饰，济其权力压制之私，历试而败，益予全聋瞽者以訾曰：变化之效乌在矣？噫吁嘻危于乎悲哉！由前之说，是为顽种；由后之说，是为谬种，顽种构祸速，谬种胎祸奇。”他始终坚持要早开国会，他认为“大抵泰西各国之命脉，悬于国会；国会之机要，系于民心，拂其欲则上下沸腾，惬其情则君民交泰”。“将来二十周文致太平之地球，其以此哉！其以此哉！”这种公开的民权政治的宣传、鼓吹，在当时的湖南实为惊世骇俗之举。

《湘学报》创办的时候，谭嗣同尚在江苏南京，主要是倾心于《仁学》的著述。但他对湖南维新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湘学报》的创办和发行，使谭嗣同甚感兴奋，“唐绂丞应江建霞之聘，办《湘学报》，即为出报矣，可喜，可喜！”唐才常经常把谭嗣同的主张和意图融进自己的著述中，刊载于报刊上。为此，谭嗣同曾致信唐才常：“足下于《湘学报》，一则曰‘绵《仁学》之公理’，再则曰‘《仁学》之真铨’……转令嗣同惭愧，虑《仁学》虚有其表，复何以副足下之重许？然近依《仁学》之理衍之，则读经不难迎刃而解，且日出新意焉。”谭嗣同表彰唐才常主笔的《湘学报》“愈出愈奇，妙谛环生，辩才无碍，几欲囊古今中外群学而一之，同人交推为中国第一等报，信不诬也。为扩大康有为孔子改制说的影响，谭嗣同向唐才常提议在《湘学报》上加以宣传：“倘得径归，则拟于《湘学报》意增经学一门，本群教群国之义理掌故时事，汇而以澄吾已亡之孔教，仍依原例，逐条设为问答，俾皆晓然于莫不尊亲之非诬，自谓为经传别开生面矣。”唐才常也果真在报上开辟专栏，或以问答、或以专文，以孔子改制说为指导，参以中外兴衰大事，演绎变法维新之紧迫和必要。

l897年10月，素来倾向维新的徐仁铸继江标任湘省学政，并接手《湘学报》，谭嗣同甚为兴奋，他致函徐仁铸：“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而可贵。主笔者为同县唐绂丞贡才常，嗣同同学，刎颈交也。其品学才气，一时无两。”

配合着时务学堂、南学会及一系列新政的开办，《湘学报》与尔后创办的《湘报》一道，对推进湖南维新运动高涨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到1897年底至1898年上半年，《湘学报》日趋激进，已呈现脱出陈宝箴等地方官员初衷的迹象。张之洞甚为恼怒，认为该报“谬论甚多”。他致书徐仁铸，称该报“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主，或以公法比《春秋》”。他以权势相威压，责怪徐仁铸对唐才常疏于控制，对《湘学报》的言论“未经寓目”，不加约束。表示“《湘学报》一项，湖北难于行销，以后勿庸续行寄鄂”。张之洞害怕该报的民权和变法宣传会危及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也担心在自己眼皮底下，该报明目张胆的倡行新政会危及自身的进阶之途。在张之洞的高压之下，作为地方学政的徐仁铸虽然心存不满，但也没有办法加以抵制，只好妥协。该报从第37册起，即连续刊登张之洞的《劝学篇》。被张之洞控制的《湘学报》已失去维新派报刊的实质。

二

在办《湘学报》的过程中，唐才常、谭嗣同感到，《湘学报》是旬刊，无法快捷地报道和反映社会和政情的变化，也无法及早地贯彻维新派的意图。“作为新书，其构意也有日，谋篇也有日，成卷也有日，刊行也又有日，比书之寓吾目，则去其初著书之时，不知凡若干日。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湘学新报》虽有助人日新之意，但“既已十日矣，谓之新可也，谓之日新不可也”。所以谭嗣同考虑另创日报，邀集同志诸友，在舆论宣传方面大展手脚。此外，谭、唐创刊《湘报》还有另外两个意图。其一是1897年底德国强租胶州湾，新一轮民族危机重又展现。而甲午以后的维新宣传、报刊呼吁并没有造成举国醒悟、齐思奋起的应有局面。这种情形，使谭、唐等不免忧心如焚。“焚如之灾，迫于旦夕，而士夫泄沓”。因而与熊希龄等筹集巨赀办报，以“辅《时务》、《知新》、《湘学》诸报所不逮；亦以使圆胪方趾，能辨之无之人，皆易通晓”。这样做如果能有“补聪强文明之运，则摩项放踵奚辞矣！”其二则如前所述，《湘学报》到1898年春天已日趋激进，民权思想的宣传使张之洞等朝廷命官如坐针毡，顽固派也伺机造谣进攻。受命于陈宝箴、徐仁铸等而办报的唐才常压力极大，行文和编辑意图时受官方掣肘。然而愈挫愈奋的谭、唐不愿向守旧势力妥协。他们想通过邀集熊希龄、梁启超、李维格等志同道合的维新人士，集资办报，以摆脱官方的控制。这种意图从谭嗣同为《湘报》所做的后叙窥得一二。他认为历史记载有民史君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暗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在谭嗣同看来，张之洞之流的行为，实际上是亡国之举。因而《湘报》的创办，无异于逆流而上，“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湘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此种心理，应视作谭嗣同、唐才常等出版《湘报》最主要动机。由于《湘学新报》是一份官办报刊，唐才常利用这份刊物宣传自己的维新思想，毕竟是陈仓暗渡之举，随时有被打压的可能。而《湘报》是由谭嗣同、唐才常等民间人士集资。开办之前，虽然由陈宝箴每月津贴200元，但开办之后，津贴即取消，陈宝箴等不可能像控制《湘学报》那样制约《湘版》。因此该报可说是湖南第一份民办报刊。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之下，基本上可以自由地表达激进的维新派人士的思想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摆脱官方的控制，服务于维新派。

《湘报》筹办经月，正式发刊是1898年3月7日，由唐才常担任总撰述之职。《湘报》的宗旨是“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唐才常担任该报主笔后，与其他董事和维新人士一道，在稿件征求，报纸编辑、印刷、发行等等方面，都费了许多心思。《湘报》共辟8个栏目，将“论说”列为报首，以示重要。综观谭嗣同、唐才常在《湘报》上发表的诸多文章，其重要特点就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具体主张。这些主张涉及到倡办学会、提倡自治、重视科技、抵御外侮、修建铁路、兴办实业、废除八股、要求民权等等很多方面。反映了谭、唐深沉的爱国思想和激进的改革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谭嗣同和唐才常的引导和主持下，《湘报》所刊其他“论说”与南学会的“讲义”等，也大多是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和学说。

但《湘报》很快就遭到王先谦、叶德辉的诋毁，他们串通湘籍京官徐树铭、黄均隆向朝廷“据情揭参”。1898年3月，《湘报》第二十号发表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该文根据老子“柔弱胜刚强”之说，提出将中国转弱为强的四项主张：（一）西法与中法相参；（二）西教与中教并行；（三）民权与君权两重；（四）黄人与白人互婚。此论一出，即遭叶德辉的抨击。陈宝箴见后，也觉得难以接受。欧阳中鹄按陈宝箴的授意，传知《湘报》，称易文言论“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对此，《湘报》的人认为：“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之曲护，而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对欧阳中鹄秉陈宝箴意图，压制《湘报》的言论，谭、唐二位生徒甚为气愤，不惜与恩师决裂，言称“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一纵一横，交触其机括，是以有前书，却非敢抗函文谓不当教训之，而已决意不受教也”。

正当湘省因《湘报》而大起风波的时候，张之洞站在顽固派一边，致信陈宝箴、黄遵宪，内称“《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公政务殷繁，想未寓目。请速检查一阅，便知其谬”。本已惶恐不安的陈宝箴接到此电，立即采取措施，压制《湘报》的激进言论，借以打击维新派在思想舆论方面的主导权。在接张电后二日，陈即复电张并称：“前睹易鼐所刻论，骇愕汗下，亟告秉三收回，复嘱其著论救正……然终虑难尽合辙，因嘱公度商令此后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由于内有顽固派的肆意攻击，外有张之洞之类朝廷命官的严厉压制，《湘报》的激进言论已不可能再维持下去，唐才常亦辞去主笔之职。

《湘报》和《湘学报》是近代史上湖南最早的新式报刊，以谭、唐当首的维新派激进分子借着这种新式宣传媒介，鼓吹救亡，倡言变法，比较有效地达到了开通风气、倡导民权、辅助新政的目的。举凡南学会、时务学堂等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也大多是《湘学报》与《湘报》的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在湖南维新运动期间，舆论宣传既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也将具体的维新措施宣达于一般民众中去，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上下一心、士民结合的局面，使湖南的维新运动呈现出超越全国一般省份的特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