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    述

在近代中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为改革殉难100周年之际，由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南省谭嗣同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湘潭师范学院、长沙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及浏阳市政协等单位联合发起，由湖南省政协、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沙市政协、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政协和湖南省谭嗣同研究会精心筹备并主持举办的“谭嗣同暨湖南戊戌维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9月28日至30日在谭嗣同的家乡浏阳市举行。这是建国以来，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100年来首次举办以研讨谭嗣同暨湖南维新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高档次的学术盛会，提交论文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河北、山东、山西、四川、安徽、湖北、江苏、河南、浙江、广东、贵州、湖南等16个省市及台湾的史学工作者和来自美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共120多人，会议收到论文90篇。这次研讨会是在相当高的起点上举行的。众所周知，自谭嗣同殉难近百年间，他的思想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研究谭嗣同的论文和著作问世，建国后50年代先后出版了《谭嗣同全集》、《谭嗣同真迹》、杨廷福《谭嗣同年谱》、杨荣国《谭嗣同哲学研究》、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等著作。80年代以来，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徐义君《谭嗣同思想研究》、邓潭洲《谭嗣同传论》、李喜所《谭嗣同评传》、王建华《谭嗣同传》等相继出版，反映了谭嗣同研究历久不衰。自50年代至今，据不完全统计，海峡两岸报刊杂志上发表谭嗣同研究论文120余篇，有关近代思想史著作都辟有专门章节加以评述。在日本，50年代以来谭嗣同研究论文亦有30多篇。这些著作涉及到谭嗣同的生平事迹、思想主张、政治属性等许多方面。在这样高的起点上召开的这次研讨会，学术气氛热烈、活跃，讨论问题广泛、深入，在戊戌变法的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使谭嗣同及维新运动的研究无论广度和深度都获得了可喜的新进展。

　　一、关于《仁学》的研究

《仁学》是谭嗣同短暂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可以这样说，要研究谭嗣同，就不能不研究《仁学》，正因为如此，故历来的研究者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此次提交大会的论文，专就《仁学》展开分析论述的多达20余篇，另有不少文章于此亦有所述及。《仁学》研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思想源流、基本内涵和价值评判三个方面。

关于《仁学》的思想来源。梁启超称《仁学》“冶科学、哲学、宗教于一炉”，谭嗣同也指出凡为仁学者，须通中学、西学及佛教、基督教等。可见，《仁学》融汇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目前史学界大都以此为基础来探讨《仁学》的思想来源。但《仁学》吸取了中学、西学的哪些思想养料，却历来见仁见智。从这次提交给大会的论文来看，也是如此。黄宣民指出，《仁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思想遗产中的优良传统，特别是黄宗羲、王夫之等早期启蒙学者的哲学思想、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思想，同时又较为广泛地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哲学、科学、政治、文化、经济诸种学说，尤其是近代西方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以及天赋人权学说。丁平一基本同意此种说法，但又认为，《仁学》思想还与甲午战争后其多方面的社会交往密切相关。钟肇鹏认为，《仁学》思想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先秦儒学，二是墨学。罗检秋认为《仁学》的思想内涵是佛、道、墨家和西学。因为佛、道、墨学已经充实到《仁学》的框架之中，成为其伦理观念的基础；《仁学》虽汲取了《易》学中的某些原理，但与佛之“灵魂”，道家之“道”更为相近；就现实伦理取向而言，《仁学》是以墨学、西学及庄子观念来激烈抨击三纲五伦的；《仁学》社会理想的实现途径也打上了佛家、庄子的烙印，所以，《仁学》的伦理观念已离开儒学轨道，而冶佛、墨、道及西学于一炉。还有一些学者从某种角度深入探讨《仁学》的思想来源。周行之通过《仁学》中的民主与《吕氏春秋》中的民本对比研究，认为，谭嗣同的《仁学》思想，旨在“通天人之际”，而归总于“仁”与“元”，这与《吕氏春秋》的若干观点“应非巧合”，即是说《仁学》汲取了《吕氏春秋》中的一些东西。段景莲则认为《仁学》是建立在仁、通、一、平等诸概念之上的，但却采用了佛教的倾向。吴良俅也指出，《仁学》是以佛学为灵魂来融合中西科学、宗教、哲学的。这种融合既有得，亦有失，却不能掩盖《仁学》思想的光辉。刘至诚认为谭氏《仁学》的仁即是墨子的仁，所言之学即墨子的知，其目的也是发挥墨子的兼爱精神，以普渡众生为依归，所以《仁学》之宗旨乃在发扬墨子思想，而且“光而大之”。对于《仁学》受墨学的影响，谢照明、潘民中作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他们指出谭以墨学两派来概括其《仁学》，以墨学之“兼爱”最合其哲学最高范围“以太”；以墨子的“利人”作为人生价值取向；以墨子之“尚贤”作为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自由的思想武器，“墨学对谭嗣同思想的影响可谓大且深矣”。从墨学的角度来分析谭氏《仁学》思想的来源，以往的研究者似乎未予重视。这次有4篇文章论述及此，且有两篇专论，应当说是《仁学》研究的新进展。

关于《仁学》的基本内涵。《仁学》思想庞杂、内涵丰富，是架构在诸如“仁”、“通”、“以太”等概念基础上的，因此，对这些概念作出较为客观的阐述实属必要。向世陵认为，所谓“仁”指的就是“通”，“通”既是仁爱的目的，又是实现平等之爱即破除差等的手段。丁平一指出，谭嗣同论“仁”，着重突出人的存在意识，《仁学》的仁是从完善人本身出发，显示的是如何冲决重重网罗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袁信爱则称，《仁学》将“仁”归源于“以太”，从而赋予“仁”相容于哲学、科学与宗教的新义，以彰显人之本质的自由、人际对待的平等与人我相恋的博爱。李增解释“以太”的源流、涵义、特性及其与“仁”的关系，认定“《仁学》之‘以太’虽有可批评之处，但在形上学上却有特异之贡献”。

由上述诸概念出发，与会学者又就《仁学》的哲学观、伦理观作出分析。朱汉民认为，《仁学》似乎努力在建立一种新道论，力求从中国近代化的世俗追求中，探寻一种永恒的普遍的形上之道。它试图结合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从而将科学知识与人文信仰统一起来，构成了中国近代一种非常特殊并有特色的道论体系。因此，《仁学》的道论“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原道追求”。今天，“对《仁学》中的道论作一反思，确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钟肇鹏一方面肯定《仁学》的哲学观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充满着辩证发展的观点，另一方面认为《仁学》用佛学来会通，从而使其哲学观转向唯心主义，甚至陷入主观唯心主义。陈福滨则从人性问题、知识问题、伦理道德、文化思想四个方面概述了《仁学》的教育哲学思想。至于《仁学》中蕴含的伦理观，台湾学者较感兴趣，且多注重于其对现实社会伦理观的启迪。周玉蕙通过《仁学》伦理观与现代伦理观的比较研究，认为《仁学》的人际伦理颇有其勇敢的承袭与开创的特性；家庭伦理则以千古未见的“一切平等，朋友视之”为基本立论点，以冲决网罗、推翻一切压制与威权为开端，以导致最终理想与目标。叶海烟指出，《仁学》实富有全向度的伦理思想，它对现代伦理的专业化、分殊化及强调个体性、相对性与效益性等趋势实有相当的启发性意义。林立树从女性解放运动的角度切入，认为《仁学》可以作为现代家庭伦理思想的起点，尤其是《仁学》强调的男女间平等，更成为女权运动的基本诉求。

关于《仁学》的价值评判。黄宣民认为，《仁学》因增加民权思想的新内容，使其更具近代启蒙意义，同时，《仁学》既言启蒙，又言救亡，其人权思想中又包含着争取民族生存权利的新内容。因而可以说，“《仁学》是19世纪末中国的人权宣言”。向世陵比较了孔子“仁爱差等”与《仁学》“仁通平等”，指出：谭嗣同以《仁学》为其书名，实际上终结了仁学的发展。《仁学》决不是其表面上高扬的“仁道”，恰恰相反，它标志着封建制度历史使命的完成。袁信爱认为，《仁学》展现的不仅是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也是以“仁”释人的人学理论及其理念。曾长秋通过对《仁学》中内含的民主主义及人本主义意识的论述，认为《仁学》是谭嗣同变法思想的结晶，它反映了谭嗣同在向西方学习上站在同时代人的前列。

　　二、关于谭嗣同与其他维新派人士的交往及思想比较研究

谭嗣同在短暂的一生中结交了一大批维新派志士，其中与许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谭嗣同与其他维新派志士交往的过程，也是他思想发生潜移默化的过程。同时，谭嗣同的思想与言行也给其他维新人士以影响。由于各自禀赋、性格、所受教育及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维新志士的思想也各异其趣，显示了维新思想的丰富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谭嗣同与其他维新派人物的关系，比较谭与其他维新派志士思想旨趣的异同，应该是一个有价值且具有意义的课题。但长期来，史学研究者对此注意不多。这次提交给大会的论文弥补了这一缺失。涉及谭嗣同及其他维新派人物的关系及思想比较的论文有4篇。郭汉民通过谭嗣同与梁启超交往的历史考察，认为二者交往和友谊不仅使其思想相互切靡，而且对维新运动和晚清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谭梁交谊促进了变法维新思想的发展，造成了变法维新的社会舆论；梁对谭的宏扬，使谭激进的民主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梁则成为晚清维新思潮向革命思潮转变的中介，成为大批青年志士从爱国走向革命的桥梁。苏中立比较了谭嗣同与严复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模式，指出谭之理想社会模式可谓“升平太平——小康大同”说，而严之理想社会模式为“大同——均平”说，二者都是从救国出发，都是以进化论思想为指导，是向前看而不是回归远古，都有二级理想社会层次，都有两种思想资源，理论基础都是自然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同之处在于二者所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谭氏源于墨家，可谓墨家大同说；严氏受西学影响较大，可谓天演大同说；谭主张通过政治斗争以实现近期目标，再向更高级迈进；严则主张进行思想启蒙，提高人的素质，达到理想境界。何保中针对梁启超所谓《仁学》是“衍绎南海宗旨”的说法，对《仁学》与《大同书》的旨趣与依据作了比较，认为谭氏《仁学》奠基于“以太”之实存，康氏大同之道则缘于根治众苦而生，其立论之根据在于众苦之实然及去苦求乐之应然，因此，“两套思想原非同一体系”。“若谓《仁学》衍绎南海宗旨，则属明显之谬说”。龚丽琴论述了谭嗣同、唐才常在从改良到革命转变过程中的异同，认为甲午战争后，两人的思想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完成了向改良的飞跃，并成为维新派的左翼，而谭在对封建专制独裁统治及封建伦常的批判上，更显激进。戊戌后，唐则在政治目标、斗争方式上展示了比谭更多的东西。郭世佑则指出，康、梁、严、谭这批维新志士的旨趣相同而风格各异，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左、中、右三个不同类别。

　　三、关于谭嗣同的其他思想

综观谭氏一生的思想、行性，可以发现，明末清初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夏剑钦、宋伟明都撰文作了探讨，前者指出，谭嗣同与王夫之一样，建立学说不顾“得罪于先儒”的推陈出新以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始终如一，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后者认为，谭的自然观基本上继承了王船山的“气一元论”，在辩证法方面，则继承和发扬王船山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变化日新”的观点，在历史观方面，对王的历史进化论和“道器观”也有所继承和发挥。在政治思想方面，谭嗣同充分肯定王船山富有“民主性”的政见，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的“民本”思想。谭嗣同高度评价了王夫之的民族思想，并全部继承下来，成为他反清思想的直接来源。

《仁学》是谭嗣同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他思想的集中体现。但谭嗣同思想驳杂，涉猎甚广。此次向会议提交的文章，亦有多篇论及谭嗣同的科技、教育、办报、经济及爱国主义思想等。

关于谭嗣同的科技思想，许多论者认为，谭嗣同为了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如饥似渴地刻苦钻研近代西方科学，成为我国近代史上学习西方科学译著较多、较广、较深的一位杰出思想家。徐振亚总结了谭嗣同科技思想的若干特点，即在科学论著中常常表达爱国思想，渗入强烈的民族精神，谭氏科学思想具有广博性和先进性，并将近代科技应用于富国治国的变法实践中。在科学思想的吸纳方面，刘大椿认为谭嗣同对当时西方科学中最重要的“以太”概念加以演绎，并非常重视逻辑方法论的作用，试图用代数演算证明哲学原理。在哲学论辩中引入形式逻辑，谭嗣同是开风气之先者。许康等认为谭的科技知识主要得自洋务运动以来译出的西学书籍，同时还受到中国古代唯心论、佛学、耶稣教的消极影响。朱义禄认为，以康、严、谭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具有强烈的变革意识，与他们长期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有关。

谭嗣同是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陶用舒将谭氏爱国主义思想归纳为宣传民主平等，反对皇权；倡导改革变法，赞成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学习西方。谭氏的爱国主义思想属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范畴，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向近代爱国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但谭氏思想中仍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与不足。

坂元弘子对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构建国民国家中怎样表现民族认同和性别意识表示了兴趣。从这一角度，她指出，谭嗣同已摆脱了旧的中华夷狄观念，并想以亚、非、澳洲为反面教员，以英、美、德、法诸国为正面教员来追求中华民族认同。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对近代化的追求进入了一种比较自觉的富有理性的阶段。刘学照认为，中国传统的变法主张每多以“穷变通久”的变易思想立论，而谭嗣同的“通”“变”思想已突破变易思想的窠臼，含有世界观念和进化思想的新义，并从一种“以古论今”的单一的纵向的思维，发展成为一种兼论古今中外的纵横向结合的复合性思维，从而使自己的社会变革思想具有鲜明的近代理性特色。近代理性是一种适应近代社会生活及其运动的理论思维。谭是龚自珍以来最深刻的社会批判思想家。他的批判思想虽仍留有传统思想的外衣，但涵蕴着颇为深广的世界意识和近代科学、民主观念，在理论阐发和思维模式上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种高涨的近代理性是使他成为激进派的思想基础。

陈先枢探讨了谭嗣同的商业经济思想，认为谭氏的商业经济思想与其政治思想一样，蕴含着激进的变革要求。他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从“人我通”的观点出发，提倡贸易自由，堵塞漏卮，鼓吹“尚奢”的消费风气。

戊戌维新期间，谭嗣同先后活动于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参与兴办学堂、学会，创办报刊等活动。徐松荣考察了谭嗣同办报的具体实践，并论了其办报思想和主张。

　　四、关于谭嗣同的影响及其历史定位

对历史人物作出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判，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所在。谭嗣同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近代中国社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如何界定其历史地位，是研究中应当回答的问题。80年代中叶以前，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不否认谭嗣同作为爱国主义者的历史地位，但更多关注的是其政治属性，在革命与改良、改良派内左、中、右翼之间划上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近年来，由于人们视野的开阔，研究方法得以更新，对历史人物划政治派别的简单做法有所唾弃。反映到提交给这次大会的论文中，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见解与看法。朱亚宗对谭嗣同的历史定位作了新探。他认为，谭嗣同是在西方强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形成其心物二元论的，其政治思想则经历了由缓进到激进的转变。过度焦虑日益加深的外患，是这一转变的内在思想基础，而应诏入京任军机处章京，则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外在的历史契机。李细珠从谭嗣同一生为传统功名所累这一新的角度切入，在分析其戊戌进京前后思想变动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指出，谭嗣同属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又有传统士人的人生关怀”，“其塑造的近代人格具有严重的传统限制”。陈寒鸥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体认并确立谭嗣同的历史地位。政治行为的实践层面表明谭嗣同不仅是戊戌维新的中心人物之一，更是一位卓励敢死的斗士；政治思想的层面展示出谭嗣同的主张反满，已超越了维新变法的范畴，从而具有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从中国启蒙思想的文化角度来分析其学说所具有的精神特质可以看出，谭嗣同的启蒙思想，既为救亡图存，亦为谋求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

除上述看法外，还有的学者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界定谭嗣同的地位，王兴国即为其代表。他指出，谭嗣同开湖湘现代爱国主义之先河，将近代湘人学习西方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并且宏扬了湖南人的“特别独立之根性”，将理学经世派与今文经学经世派加以调和，因而在近代湖湘文化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卓越思想家，“不仅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而且在某些方面促进了这种优良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有的学者从妇女解放的角度评判谭嗣同的历史地位。杨健康、陈谷嘉指出，谭嗣同在妇女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和思想表明，他“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先行者之一”。

至于谭嗣同对后世的影响，与会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其思想行动对革命派与革新派的启发意义。段云章《谭嗣同与革新力量的早期聚合》一文，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两次合作的尝试，认为革新力量能够进行新调整新聚合，“此中即寓存着谭嗣同言行的独特影响”。谭嗣同甘愿为变法而流血牺牲，对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是有力的感召，谭嗣同思想中内蕴的民主革命因素及其献身精神，成为许多爱国志士汇聚到民主革命旗帜下的一个驱动力，有助于革新力量的新调整、新聚合、新昂扬。杨鹏程也指出，谭嗣同的许多著作成为革命党人的政治教科书，他的思想为革命党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是革命党人进步思想的源泉，他的实践则成为革命党人效法的榜样，他的精神激励着革命党人发扬蹈厉、勇往直前。因此，谭嗣同的精神“影响了整个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代志士”。

　　五、关于湖南维新运动

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近代湖南由守旧向革新的重大转折，是湖南近代化的开端。湖南维新运动也是这次与会学者们论述较多的一个问题。

关于湖南维新运动的特点，谭双泉指出，地方官员、上层士绅和激进知识青年尽管思想动机不同，但以“救亡”为结合点，构成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薄薄的社会基础。上述人物思想纷繁庞杂，在“中体西用”的基础上有一时趋同性，这是湖南维新运动得以产生的一个脆弱的思想前提。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这些倾向的离异和相斥不可避免。陈宇翔不赞成近年来贬低谭嗣同等激进派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作用的倾向，认为湖南地方官僚和上层士绅在维新运动期间的作为，仅在于补了洋务运动的课，只有谭嗣同、梁启超等激进派青年士人的言行才使湖南的维新运动得以在全国独步一时，并引发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旧之间的大冲突。

关于湖南维新运动与湖南近代化的关系，田伏隆指出，近代化即全面资本主义化。戊戌维新使中国近代化进入了全面实践的阶段；对湖南来说，则标志着近代化的开始。湖南在这期间，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几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梁小进探讨了湖南维新运动与长沙城市近代化的问题。认为通过维新措施的实施，使长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市的结构、功能由此开始转变，成为长沙城市近代化的开端。

周秋光认为南学会的创立，实际上是以保全湖南和文明排外为目的，而不是先前被人们误解的是“为了制止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文章特别揭示了很少为人注意的湖南维新派“文明排外”的策略动机及通过开展移风易俗给湖南社会带来的新气象和新景观。

彭平一探讨了湖南维新运动中教育的近代化问题。指出举办新式教育是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式教育的创办最突出的是浏阳算学馆和湖南时务学堂。新式教育在维新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湖南维新运动也对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袁小红考察了湖南新政与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诞生。他认为保卫局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仿行西方警政建立起来的警察机关，标志着近代警察制度的诞生。

朱英通过对湖南保卫局和上海总工程局的比较，阐明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在中国始于戊戌变法时期，到辛亥时期已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而戊戌时期的地方自治之所以未能达到较为普及的程度，是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戊戌和辛亥是地方自治在近代中国产生与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地方自治的日趋兴盛，对于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与转型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拓夫论述了维新时期湖南的妇女不缠足运动及谭嗣同对于运动的贡献。他认为，谭嗣同作为不缠足总会的重要董事和《湘报》主笔，在湘期间积极参与了不缠足运动的领导工作，研究理论与实际问题并提出对策，起草重要规章，组织舆论宣传，为运动有声有色地展开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于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地位，刘泱泱从四个方面说明了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首先，湖南是当时全国各省中主要省政领导支持维新变法的“唯一省份”。他们的倡导和支持，是湖南维新运动迅速兴起并推向高潮的一个关键。其二，甲午战争以后，湖南强烈要求救亡、变法，士风民气高昂到了极点。其三，维新运动期间，湖南“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其四，湖南维新运动成绩斐然，影响卓著。湖南维新运动使湖南的面目为之一新。湖南近代化的开端，尽管比起全国先进省份来晚了近30年，但毕竟使湖南人民洗刷了“以守旧闻天下”的耻辱，且一变而为全国风气最开化的省区之一。

　　六、有关戊戌维新的其他学术观点

与会学者围绕戊戌变法这个中心，还提供了其他许多有创见和价值的学术论文。

吴雁南探讨戊戌维新与心学思潮的关系。他认为，戊戌维新是在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尚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发生的，维新志士仓促登台，特别需要一种激励人们去同难以战胜的敌人作斗争的思想武器。于是他们从传统的思想宝库中寻得心学资料，陶铸改造中国的思想主张，因而心学思潮在戊戌期间悄然兴起，顿使湖南成为这一思潮凸现的中心。心学思潮的勃起对戊戌维新运动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谢放著文考察戊戌前后国人对“民权”和“民主”的认知，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比较强调“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分野和政治对立，但从对“民权”和“民主”的认识来看，“维新派”与“洋务派”并非泾渭分明，相互胶着纠结之处甚多。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所谓“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分野与政治对立的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田海林则系统探讨了维新派的科学思想，认为维新派利用“西学中源”说来传播西方科学思想，其实质是“以复古为解放”，起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对西学的吸纳急功近利，食洋不化。在诠释科学问题时过多地依傍传统文化，牵强附会。但总的说来，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科学思想，是五四时代科学大旗高扬的滥觞，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向近代转型的基础。

戊戌维新时期新旧之争向为学者所关注，王先民对此做了新的探讨，认为戊戌时期新旧之争的矛头并不是指向西学，而是在中学范围之内另有所指，所谓新学实际上是传统中学的近代转化。

黄彰健对“素王改制”的学术源流进行了考察，指出作为康有为变法经典依据的《孔子改制考》和《礼运注》，其经学见解是有缺失的，但阐发礼运大同之教，康有为毕竟是第一人。

王继平认为，从广义上来说，戊戌变法就是一次法制的改革。它以变革封建的政治法律制度为目标，对传统的封建法文化进行了冲击。以变革政治制度的实践触及到封建法文化的内核，在观念的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法文化的变迁。

李育民指出，维新派在掀起政治改革运动的同时，对不平等条约的危害，以及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问题，亦有一定认识。他们的认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水平，是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思想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戊戌政变后，清廷朝局经历了几度重大转变，随着朝局变幻，其内外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迟云飞对此作了探讨。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萧功秦从“激进主义与中国变革的文化矛盾”这一新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具有一种特殊的亢奋性与焦灼感，这种非理性层面的心态，导致他们在政治行为和政治选择上的激进主义，而他们仅仅是政治边缘人物，具有强烈的宗教人格精神，却缺乏进行成功改革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经验和世俗理性，这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

唐才常与谭嗣同并称“浏阳双杰”。杨代春认为唐才常在构建其变法维新理论时，最终将思想的触角伸向了为当时社会所认同的佛学。他吸取了佛学中积极入世态度，将佛学的某些理论加以附会改造，用以阐明其变法主张，并服务于变法的政治实践。

翟国璋的文章探讨了徐致靖、徐仁铸父子在维新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及其与谭嗣同的关系等问题。刘虹论及了戊戌变法与京师大学堂。钱耕森等具体论证了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的复兴。吕锡琛对中日近代改革成败原因进行了探析。汤军田对樊锥与邵阳南学会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综上所述，这次学术盛会及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将载入近代史研究的光荣史册，它也标志着谭嗣同研究已经有了新的更高的起点。如何进一步拓展这一研究，许多专家也发表了宝贵意见。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首先，要进一步认识谭嗣同及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的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又是为救亡图存而英勇奋斗的伟大爱国者。它不仅以彗星之闪光划破晚清思想界黑暗的夜空，而且以献身改革的伟大人格感召后人。戊戌维新作为中国社会转型和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一环，其意义和影响什么时候都不应低估。而曾经“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在维新运动中能够独步一时，许多问题至今都还发人深思：诚如张立文所指出的那样，戊戌维新作为一场改革，它所体现出的与改革相联系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其超越的层面与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相互契合之处。今天我们认真借鉴、发扬戊戌维新的时代精神，特别是谭嗣同的爱国主义精神、改革思想、务实作风和献身精神，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仍然有其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以治理洞庭湖为例，党中央国务院最近所确定的根治水患的方针有“退田还湖”一项，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落到实处又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谭嗣同曾对治理年甚一年的洞庭水患就有过相当精辟的见解。他说：“治水之要，则曰不与水争地，湖湘垸圩，日筑日多，故洞庭江汉之泛溢，年甚一年。曾奉旨禁革，卒不能止，亦由人满土稀，无可垦辟之地。”可见围湖造田由来已久，晚清禁而不止，今人愈演愈烈。与水争地，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100年前谭嗣同提出的“不与水争地”的治水要略，今天读来，倍感亲切。我想，研究和借鉴谭嗣同的这一思想，对于从根本上治理洞庭水患是不无裨益的。就学术本身而言，谭嗣同研究还存在着不少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为了推动谭嗣同研究，湖南省三年前成立了谭嗣同研究会，并卓有成效地开展活动。我们期待着一切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做好这一工作。

第二，进一步做好谭嗣同与维新运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历史研究必须依据完备而确凿的资料，谭嗣同研究亦是如此。《谭嗣同全集》的出版和增订，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收集整理谭嗣同研究资料的工作已经终结了。我曾请教过编辑《谭嗣同全集》的方行老先生，他说谭嗣同的资料是一座富矿，远未开采完毕，而且要让今天的青年人读懂，还需要许多注释的工作。据有关记载，谭嗣同北上访学期间曾拜访过许许多多的人，也写过许许多多的信，但除了访学回到南京给其师欧阳中鹄一封信外，其余的至今尚未发现。谭嗣同受光绪超擢，抱病进京，到戊戌政变发生有半个多月，我们只粗略地知道他担任军机章京、参与劫持西太后的戊戌密谋和被捕就义，进一步研究和资料却很缺乏。如果这方面的资料能有所发现，我们对谭嗣同的认识一定会比现在更进一步。

第三，进一步更新研究方法，扩大研究视野。自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逐步更新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除继续探讨谭嗣同的哲学体系、政治思想、经济观点外，还涉及到谭嗣同的教育伦理思想、逻辑思辩形式、就义前的心理状况等方面，并对他的生平事迹作了更详尽的考证与推敲。这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争论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政治派别、思想营垒，而开始从社会、心理、道德、教育、逻辑、学术思想等各种不同的新角度，立意更加全面地剖析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这便大大拓宽了谭嗣同研究的视野并增加了研究的深度。我们要把这种良好的趋势继续下去，真正把谭嗣同置于甲午战争前后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放在近代中国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上，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考察。同时要努力拓展研究领域。人是生活于社会现实之中的，并非孤立存在，人与人之间会发生许多复杂的关系，并产生相互影响，重大历史人物亦是如此，揭示这种关系和影响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谭嗣同一生社交广泛，与之交往的许多人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某种影响，像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杨文会及康有为；他的同志好友唐才常、梁启超、汪康年、夏曾佑、宋平子、陈三立、吴雁舟、吴铁樵、熊希龄、皮锡瑞、毕永年等；政府官员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袁世凯；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韦廉臣以及下层人士大刀王五等。对于这些与谭嗣同和维新运动密切相关的人物，人们有所涉足的很少，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如果认真考察谭嗣同与这些历史人物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谭嗣同所处的时代环境，也有助于揭示活生生的谭氏形象。

第四，要进一步全面准确的评价谭嗣同和湖南维新运动，努力避免片面性。我们这次在谭氏家乡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是和谭氏殉难100周年的纪念活动连在一起的，并且是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多年以来有关历史人物研讨会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或者惯例，有人戏称“纪念史学”。平心而论，这种形式的研讨使学术研究从少数学者的书斋中走出来，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活跃了学术空气，促进了学术繁荣。但不容忽视的是，“纪念史学”确也存在着某种片面性，在哪里开会就说哪里的好话，开谁的会就唱谁的赞歌，多是一边倒的看法，很少有不同观点的争鸣。处理实际工作问题，需要求同存异，而发展学术研究恰恰相反，需要存同求异。不同意见的争鸣是学术的生命，真理越辩越明，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学术讨论，多角度、多方位的考察研究，才能减少片面性，使认识接近于客观实际。梁任公说过，治史以求真为尚。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天职。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都是多面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谭嗣同也是一个变化剧烈、思想驳杂、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他的著作中，真理之光闪耀，谬误之处甚多。有些谬误甚至比较严重，例如，甲午战后中国要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既无法举借内债，又不想借资于西人，而变法维新又需要巨额经费，怎么办？谭嗣同在无可奈何之际提出了“与其欠钱，不如卖田”的办法，他说“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贫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而“地接俄英，久为二国垂涎”，因而主张将此二千万方里的土地以每方里50两的价格分别卖给英俄二国，请归二国保护十年，卖地之款十万万两除赔偿日本外，还可用于变法改革，十年之后，中国“固可以自强矣”。当然，谭嗣同的目的还是要中国自强，但达到目的的手段实不足为训。举出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历史人物本身的复杂性，以避免限于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在过去的研究中倒是存在的。罗福惠教授在提交大会的论文《解读谭嗣同》中就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谭嗣同被称为清末思想界的彗星，意即明亮而短暂。在其就义后的一百年中，有关研究成果多从‘单面’入手或从‘直线’出发，对其思想的进步卓越之处加以解释和发挥，而对其言论的复杂、矛盾乃至偏失却一笔带过甚至避而不谈，致使不少青年读了谭嗣同的原著而大惑不解。”实际上谭氏思想的进步卓越之处正是与其复杂和矛盾息息相关的，“失去彼一面，就难有此一面”。我们要力求详尽地占有资料，力求客观全面，从完备而确凿的资料中引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提高谭嗣同与戊戌维新研究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