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作为杰出的维新志士和启蒙思想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创下了“轰天撼地，人人共知”的事业。其身后百年间，研究其生平事迹、思想主张、政治属性、历史贡献的论著时有发表，但专论其书院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的文章极为少见。兹梳理资料，草成短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代以来，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它遍布城乡，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书院又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地区乃至欧美，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及至晚清，当时已经演成各级教育机构的书院，虽有改进之举，但总体上仍是因循守旧，不能适应国家致富图强以抵抗外国侵略的人才需求，因此改革之声渐起。甲午战争，中国败于东邻小国日本，震撼极大，变法救亡汇成时代呼声，书院教育改革也切实地提到了议事日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谭嗣同提出了他改革书院的三点主张，兹分述如下。

第一，“添课西学”。这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乙未代龙芝生侍郎奏请变通科举先从岁科试起折》中提出的，其称：

饬令各直省督、抚臣，会同学臣，于各直省书院添课西学，随时加意培植。礼罗四布，谁不思奋？庶几奇材异能之士，不至湮没废弃；而向之徒以制艺见长者，亦必渐愤而自励于实学。

为了使书院“添课西学”的主张得到落实，他又提出了具体措施：“自光绪二十二年始，凡遇岁科优拔试，除考制艺外，均兼考西学一门。”考生“必须果真精通一门（西学），始得考取。不兼西学，虽制艺极工，概量不录”。西学博大精深，又可以算学、重学、天文、测量为一门，外国史事及舆地为一门，万国公法及各国法律、政事、税则等为一门，海、陆兵学为一门，化学为一门，电学为一门，船学为一门，汽机学为一门，农学为一门，矿学为一门，工、商学为一门，医学为一门，水、气、声、光等学为一门，各国语言文字为一门，书院诸生若能循名贵实，专精一门，即可有用于国家、天下。

第二，“首发大难”，“尽变西法”，创立算学格致馆，对书院进行彻底改造，这是谭嗣同在国家经历甲午战败“创巨深痛”之后，深思熟虑，才提出的改革主张，意在表明其立志改革的决心和彻底的变法态度。因此，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给其老师欧阳中鹄写信阐明不久，在给朋友贝元征的长信中，他再次强调：“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积，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而必变法始能复古，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于所谓算学格致，盖不敢不尽心焉。”其忧国之情、激越之态、果敢之心皆跃然纸上，宜乎其后作出以头颅热血唤起国人的“轰天撼地”壮举。

第三，改书院，创学堂、学会。谭嗣同认为，书院、学堂、学会和报纸，都是“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的要素。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1898．3．18），他曾在《湘报》撰文指出：“创学堂，改书院，以造英年之髦士，以智成材之宿儒也。然而，学堂、院之容积犹有限量”，要建立学会才能“遍讲论”。“学会成，则向之不得入学堂、书院而肄业焉者，乃赖以萃而讲焉。然而，学会设于会城，会城以外无由致其观听”，因此要办报纸。“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学堂之所教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游于学堂矣；书院之所课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聚于书院矣；学会之所陈说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晤于学会矣。且又不徒一省然也，又将以风气浸灌于他省，而予之耳，而授以目，而通其心与力，而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午于其间而无憾矣。”由此可见，学堂、书院、学会各有分工，或游或聚或晤，人们都可以获益于其间。只是他认为旧书院积弊甚深，要加以改革、改造，故而数者之中，他更钟情于新学堂、学会。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三日（1898．4．23）在《湘报》发表的南学会演讲词中，他就提出了更激进的将各府州县所有书院一概改为学堂、学会的观点，其称：

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者。吾愿各府州县，就所有之书院概改为学堂、学会，一面造就人材，一面联合众力，官民上下通为一气，相维相系，协心会谋，则内患其可以泯矣，人人之全体其可以安矣。

我们拿“创书院，改学堂”和“就所有之书院概改为学堂、学会”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书院与学堂并存，后者是以学堂、学会取代书院，前者仍属“改革”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革命”了。前后时间相差只有30余天，其思想发生如此质的跃进，确实令人惊诧，但联系到前述“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的主张，则又不难看出，从变西法、添西学，到改书院为学堂，中间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是顺乎逻辑发展的结果。

应该指出，谭嗣同书院教育改革的思想只是他整个维新变法思想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天下大计，系于“尽变西法之策”，而“议变法必从士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然后人材不可胜用，人材多而天下始有可为矣。”“论变法之次第，则根本有所宜先，而未容或紊，如铁路、轮船、钱币、枪炮，与夫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诸大政，固无一不应规仿西法，亦无待今日而始知其然。然而，某人果精某艺，某事宜任某人，瞻望徘徊，未知所属，则万不能不广育人材，为变法之本。固不能不变通科举，为育才之本也。”非常明显，广育人材既是变法之本，也是变法之始，而育材的任务全由书院承担，故必需改革书院，添课西学，以造就富国强国之人才。由此，则书院教育改革在其变法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及改革的目的，皆不言自明。

谭嗣同书院教育改革的思想，总的来讲是中西文化以甲午中日战争这一“创巨痛深”的方式冲撞的结果，具体而言，又是他了解、研究外国教育、教会书院之后提出来的理性主张。在他给师友的信中，他都提到过西方各国大小公私书院，多至十数万区，少亦数万的情况，并极称其法之善，谓：“善夫西法，学校科举之合为一也，有择官选士之意焉。有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学者依次递升，其材者升于大书院，犹成均也”；“各有专门之学以待录用”。这说明他对西方教育制度作过一定的研究。他对外国传教士及其在中国创办的教会书院也比较熟悉，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给刘淞芙的信中，就有他们相约到武昌博文书院或其隔壁之福音堂与罗教士会晤的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也谈到他北游访学时，曾到上海访问格致书院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见到了万年前的化石以及“算器”、“照像纸”（X光照片），对西方格致之学加强了感性认识；又听傅兰雅有关“格致之学”没有止境，“久之又久，新而益新，更百年不知若何神妙”的议论，对“西人格致”以至“西人之学”更添神往。由此“遂发一宏愿：愿遍见世间硕德多闻之士，虚心受教，挹取彼以自鉴观；又愿多见多闻世间种种异人异事异物，以自鉴观”。因此，改革书院，添课西学，就是他“取彼以自鉴观”的结果，是顺乎自然之事。

二

谭嗣同改革书院的实践活动，约略而言有三起：改浏阳南台书院为算学馆、改并浏阳城乡各书院为致用学堂、省城创办时务学堂。时务学堂因找不到直接参与的资料，兹存而不论。

创办浏阳算学馆，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谭嗣同与在武昌两湖书院肄业的同乡唐才常、刘淞芙（善涵）商议之后提出来的。据唐才常说，面对甲午战败，他们“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谋所以变通之，激厉之”，“苦无藉手，泣数行下。不得已，欲就一邑为新中国之萌芽”，于是提出了改浏阳县城南台书院为“算学格致馆”的设想。不久，“唐、刘归述于县人，皆莫之应”。第一次努力以得不到县人理解即归于失败。

这年七月下旬，谭嗣同给曾任内阁中书的老师欧阳中鹄写万言长信，“请废经课，兼分南台书院膏火兴算学、格致”。欧阳氏大力支持，广泛刊行《兴算学议》，并联络与之并称为“浏阳三先生”的涂启先、刘人熙，共推其事，县绅邹岳生也筹集经费，每年可获制钱600千文。于是谭嗣同手订《开办章程八条》、《经常章程五条》，而欧阳中鹄等“议径改南台书院为算学馆”。但“事垂就而阻者大起”，以县人湖北宜都县知县陈长橿为首的保守派“出死力排击”，算学馆建设再度受阻。

面对“死力”的反对，谭嗣同联合同志寻求主管全省教育的学政的支持：“嗣同归而谋诸唐、刘及涂君质初、罗君甘诸有志之士”，请刘淞芙起草《创立算学拟改书院旧章以崇实学》的报告，指呈“书院者，原以辅学校所不逮，既不能培植士类，则书院几同虚设”的事实，及其同志改南台书院为算学馆之行动受阻的情况，请求学政“饬谕浏阳县知县立案，准将南台书院永远改为算学馆”，想以官府立案作为书院改革的“永远万全之策”。此时的湖南学政江标，正倡导书院改革，接此报告，大加激赏，“当即札饬浏阳县知县立案，准将南台书院改名算学馆”。而稍后到任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对此也大力支持，下令将《兴算学议》印刷千本，遍散于全省各书院。有了省府的强力支持，南台改算学馆之事即告成功，但因为遭遇大旱，南台书院聘金膏火等费全部移作赈灾之用，改革三度面临困难。

值此维妙之际，谭嗣同等“恐事久则生变，而多士奋勉之气潜消”，当机立断，采取“中立调停”措施，“纠合同志”，自筹经费，先行成立算学社，聘请晏壬卿（孝儒）到社讲授算学。次年，“算学社之效已大著，风气已大开”，而欧阳中鹄等又另外筹到巨款，于是仅分南台书院经课膏火，“别创一算学馆，而南台书院亦增课算学、时务云”。至此，改南台书院为算学馆的行动，终以南台“增课算学、时务”，“别创一算学馆”而告一段落。其结果虽距改革初衷甚远，但仍可以成功视之。

改并浏阳城乡各书院为致用学堂，是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在其起草的《改并浏阳城乡各书院为致用学堂公启》中提出的。公启载是年二月二十六日（1898．3．18）《湘报》中，其称：浏阳一县有六所书院，城内曰南台，东乡曰狮山、曰洞溪，西乡曰浏西，南乡曰文华，北乡曰文光。“夫其习礼容台，横经讲舍，儒雅之风斯扇，序塾之谊弥敦”，它们对浏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天关泆荡，海水横飞”，“古今仅此奇变”之时局，院中师生“挟八股八韵之文，以之治内犹嫌不足，而何况攘外”。为“挽国步之艰难”，“势非暂仍旧贯，重订新章，遂成生面之别开，一洗从前之简陋，而改书院为学堂不可矣。惟是学堂之规模，岁费数千金以上，而各书院之散布，相去数十里而遥，独立则力不能供，相辅则远莫之致”。因此，他提出“将旧有之六书院，及新立之算学馆，并而为一，改建学堂于县城。视各书院产业之分数，为其乡肄业生之额数，丰啬多寡，各不相侵，其名虽合，其实仍与分建者无异，功效既均，利益尤薄”。这是一个因势利导的变通方略，其意当在减除改革阻力。至于致用学堂的设想，他只有“广造斋舍，择聘名师，品学兼综，中西并茂，经义治事，各仞一门，格致方言，咸臻绝诣”几句交待，比较粗略。非常明显，这是谭嗣同书院改革第三点主张的具体体现。

“公启”一出，即获响应。第二天的《湘报》上就刊登了浏阳人涂儒翯制订的《浏阳县拟设致用学堂大概章程》十条，将谭嗣同的设想具体化。其中第一条称：“学堂仿照皖抚邓中丞奏请各省添设二等学堂章程，定名致用学堂，并参仿省城时务学堂章程，以中学为本（以四子书、朱子小学、《周礼》、《左传》、《公羊》、《国策》、《通鉴》、《宋元通鉴》、《明通鉴》、《五礼通考》、《读史兵略》、《圣武记》、《湘军志》为主，各种报及时务书为辅），西学为用（以语言文字为主，兼算学、格致、身体、西史、天文、舆地之粗浅者），为造就人才起见，期于明体达用，不以词章训诂见长。”于此可见致用学堂的渊源所自和办学宗旨。

“公启”发表13天之后，《湘报》二十四号有一则《浏阳兴学》的报导，其称：“浏阳改并书院之事，县官黎筑云大令甚为勤恳，已将抚、学院变通书院告示张贴城乡，并通谕各绅迅速举办。”但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其间守旧之党妄以变法为非，群口竞相訾警，盛事几乎梗阻”。直到两个多月后，才由涂启先领头向黎知县递呈《浏阳县创设致用学堂禀》，报告几经努力才达成共识：城乡均派款项，次年启馆开学，学制三年，先借南台书院为讲舍，招内课生40名、外课生80名，诸生已冠未冠各取一半，“已冠习中学，兼治时务；未冠治西文，必兼中学”。对此，黎知县大加赞赏，并向省城巡抚、学政报告立案。接到报告后，巡抚陈宝箴非常高兴，深赞浏阳“变通之速，询谋之同，一时殆无与比者”。学政徐仁铸也赞扬“该令苦心经营，尽心教育”，并指示“再迅即会商士绅，详筹妥议，订立章程，务使事持久远，人材奋兴”。其后，直至《湘报》于九月一日停刊，皆不见致用学堂的有关消息。考虑到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谭嗣同离乡进京并殉难等因素，谭嗣同这次改书院为学堂的实践当以半途而废而告结束。

谭嗣同在浏阳一邑所进行的书院改革的实践活动，虽然其结果并不十分理想，但它充分展示了其有关教育改革的思想与主张，是为值得总结与宝贵的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它开风气之先，有力促进和推动了其他地区改革事业的进展。这一点，谭嗣同自己非常看重，在《群萌学会叙》中，他就曾说：“称东事之后，能大变其风气，力倡联群通力，发愤自强，以治新学之说者，必首浏阳，虽远在外者，能稔习其端末者，则亦云尔。呜呼！此非有他故，马关之约初成，浏阳即有以书院改肄算学格致之请为少先耳。”唐才常也认为“自是而校经学会，而德山书院，而方言馆，而岳麓书院，而时务学堂，而南学会，日新月盛，震铄支那。海内豪杰之士，至归本浏阳一隅变法之功”。梁启超更直称此“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百年之后，我们再来反思当年的情形，对此当有更充分的认识，对其“首发大难”，“尽变西法”之举作出更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