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向被称作维新派中的左翼激烈派或急进派。的确，在他那著名的《仁学》中，他借追求民主的法国人之口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并夫子自道式地表白：“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且终以虚岁三十四（1865～1898年）而韶华早逝，成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就此而言，似乎说其为革命者也不为过。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他是在什么情境下说出如此激烈的话语？他的死除了为变法献身以外是否还有别的意义？那么，我们也许还会看到另外一个谭嗣同。谭嗣同以其短暂的一生而成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梁启超语），但是，我们不能因其生命之短暂而将其思想浓缩于某一点。事实上，这颗“彗星”所划过思想天空的轨迹，与其他明星、巨星并没有两样——他们都以起点为归宿：首先从传统走向近代，而不管疏离传统有多远，终究又回归于传统之中。只是谭嗣同生命与思想的行程更为迅捷而已。这种徘徊于传统与近代之间的思想轨迹，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本文拟以谭嗣同戊戌进京为界，探讨其此前此后的思想变动，以期观察谭嗣同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并进而揭示其思想上的那种鲜明的矛盾性格。

　　一  “冲决网罗”的近代精神

1894年，而立之年的谭嗣同对过去30年的学术与思想作了一次结帐式的清算，将30以前所著书统称为“旧学”，并欲悔弃之而从此“壮飞”。他以对“旧学”的清算作为趋新的起点，并逐渐由一个传统士大夫转变成一个维新志士。这一次以甲午战争为中心的思想转变，是学术界早已注意到的。下面拟以此为起点略述谭嗣同从甲午到戊戌渐趋激进的思想历程。笔者认为，这个思想历程的终结不是谭嗣同的流血献身，而是在其戊戌进京前夕已达顶峰，因而当以其戊戌进京为界。

甲午战争的刺激，使谭嗣同深切地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从而走上主张变法的道路。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舍弃旧学，追求新知，究心洋务。这个阶段谭嗣同的思想可以《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与《思纬壹壹台短书——报贝元征》为代表。甲午战后，谭嗣同较快地开始了学术与思想的由旧趋新的转变。他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谭嗣同所谓的“新学”即西学。关于西学的内容，谭嗣同在代龙湛霖所拟变通科举考试的奏稿中说：“西学以算学、重学、天文、测量为一门，外国史事及舆地为一门，万国公法及各国法律、政事、税则等为一门，海、陆兵学为一门，化学为一门，电学为一门，船学为一门，汽机学为一门，农学为一门，矿学为一门，工、商学为一门，医学为一门，水、气、声、光等学为一门，各国语言文字为一门。”在此，谭嗣同列举了一个几乎包括所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非常庞杂的“西学”体系。谭嗣同没有系统地研究西学，他所接受西学的途径主要是通过阅读广学会等机构中译的西书及与傅兰雅等西方传教士的交往。因此，不仅他关于西学的分类难免错乱芜杂，而且其所接受的西学知识也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似乎无所谓主次之分。比如说，他在上述那张“西学表”中首列“算学”，便使人莫明其妙。然而，他的确特重“算学”。1895年夏，时在湖北的谭嗣同与肄业两湖书院的好友唐才常、刘善涵商议在故乡浏阳筹设算学馆，他们认为：“浏阳俗贵谨厚，以湘军之盛时犹不得分其末光，则终亦无由渐其恶习。……因日与往复图议所以导之者，佥谓自算学始。”随即谭嗣同写了一封长达数万字的信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恳切地希望他“小试于一县，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设立算学格致馆，招集聪颖子弟肄业其中”。谭嗣同在浏阳“兴算学”的主张，得到以欧阳中鹄为首的浏阳士绅的大力支持。谭嗣同又拟定算学馆《开创章程》和《经常章程》，并上书湖南学政江标，认为：“为今日湖南计，非开矿无以裕商源，非制器无以饬军政，而开矿、制器等事，随在与算学相资，故兴算学一节，非但当世之远模，抑亦湘省之亟务。”恳请将浏阳县城的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得到江标的批准。湖南向以守旧著称，谭嗣同等人欲在浏阳开算学馆的消息传出，“众论大哗，至诋浏阳为妖异，相戒毋染浏阳之逋毒”。加上甲午战争宣告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不少士大夫痛诋洋务，谭嗣同的朋友贝元征就是其中一个。1896年初，谭嗣同在给贝元征的一封长长的回信中，针对其“数十年来士大夫争讲洋务，绝无成效，反驱天下人才，尽入于顽钝贪诈”的观点，作了辨驳。他说：“嗣同以为足下非惟不识洋务之谓，兼不识何者为讲矣。中国数十年来，何尝有洋务哉？抑岂有一士大夫能讲者？”他认为贝元征所谓的“洋务”如轮船枪炮之类，其实只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而对于作为洋务之“根本”的“法度政令”，则是“曾未梦见”。他也承认，30余年的所谓“洋务运动”，其实对于制炮造船的洋务“枝叶”都未做好，因而有甲午之惨败。但是，他认为，决不能“儆末流之失，逐谓创始之非”，反对“因噎而废食”。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变法”图强以挽救危亡的主张。当时，谭嗣同还有与唐才常等人在浏阳开矿的活动。这一阶段，谭嗣同的思想与活动基本上没有超出“办洋务”的范畴，但是已开始孕育了变法维新的思想。

第二阶段，由洋务而维新，并趋向革命。这个阶段谭嗣同的思想可以《仁学》为代表。谭嗣同于1896年底至1897年初完成的《仁学》，欲“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冲决什么“网罗”？谭嗣同在《自叙》中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仁学》的根本精神在于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与平等学说冲决传统中国封建的纲常名教之“网罗”。这一点与康、梁维新派大体一致。正如梁启超所说：“《仁学》为何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但是，《仁学》视君主为“独夫民贼”，大谈“君主之祸”，以爱新觉罗为“贱类异种”，甚至借法国人之口，讲出“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的话，并要效法陈涉、杨玄感，其激烈程度显然非康梁所能及。正因此谭嗣同被称为维新派中的激进派，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思想已具有“革命倾向”。《仁学》完成以后，谭嗣同间接和直接地参与到湖南维新运动之中。1898年夏初，湖南新政受到保守人士的激烈攻击，新旧党争势成水火，谭嗣同在给乃师欧阳中鹄的信中愤然表示：“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颇有鱼死网破的意味。以至于当朝廷下诏召谭嗣同进京之时，他正在湖南与唐才常等人筹划联络“旨在反清”的哥老会，以等待时机利用哥老会起事。

可见，自甲午以来，谭嗣同弃旧学而求新知，由洋务而维新并趋向革命，他已开始走出传统，走向近代，其思想历程渐趋激进，至戊戌进京前夕达于极点。

　　二 以死“酬圣主”的传统意识

1898年6月14日，由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光绪皇帝下诏谕令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这是谭嗣同生命与思想历程中的又一个转折点。当他接到谕旨准备起程北上时写信给妻子李闰说：“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谭嗣同的潜意识从此话中流露出来：传统士人追求的皇恩荣宠，也是谭嗣同孜孜以求而期盼已久的；前此的谭嗣同历经坎坷，处处失意；如今柳暗花明，颇为“意外”地出现生命的转机。故于谭嗣同而言，真有“绝处逢生”之感。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此后的谭嗣同将如何“报效”呢？

自光绪皇帝下诏“引见”至戊戌政变的“百日维新”时期，谭嗣同留下的直接文字材料不多，我们主要从他的行为活动中考察他的思想意识。我们发现，谭嗣同应诏“参预新政”的活动，既有为“变法”理想献身的精神，也有报效光绪皇帝“知遇之恩”的意义。以下着重阐明的是后一点。

第一，两次应诏，深感“圣恩高厚”。如上所述，谭嗣同第一次接到“入京引见”的谕旨时，便有“绝处逢生”之感。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迅速进京，“只好暂将诸事搁起，一意收拾行李，日内起程，过鄂小住数日，便往江南领取咨文，随即北上”。由于行程急迫匆忙，竟然忘记了要带“功名保札、部照及一切公文”，以及一些衣物之类的生活用品。不料谭嗣同到了湖北以后大病一场。恰在此时，光绪皇帝又电旨催促“迅速来京，毋稍延迟”。谭嗣同更是感激涕零：“虽不值钱之候补官，亦珍贵如此！圣恩高厚，盖可见矣。”拟即抱病动身，“赶速入都”。谭嗣同于8月3日从湖北出发，到南京领取咨文北上，于21日到达北京，“事之忙迫，殆不胜述”。此后，谭嗣同的行为活动都深受一种感恩戴德意识的支配。

第二，政变前后，“以救上事自任”。谭嗣同进京以后，9月5日，光绪皇帝谕令他与杨锐、刘光第、林旭“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至9月21日政变发生，真正“参预新政”仅半个月时间。然而，在这短短的十余天中，谭嗣同等“军机四卿”，在时人的眼光中，乃“新贵近臣”，“实为皇上之亲臣”，“时谓之四贵，枢辅咸侧目”。四个“不值钱之候补官”，一朝成为天子近臣，这种殊荣当是传统士人仰望之极。于“四卿”而言，更是肝脑涂地而难报万一。林旭在狱中写给谭嗣同的诗句有云：“慷慨难酬国士恩”，即为明证。所以在政变前后危难之际，谭嗣同始终“以救上事自任”。可以说，当时谭嗣同为谋救光绪帝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以死相胁，要袁世凯“诛荣某（禄），围赜和园”，除“老朽”慈禧太后，救“圣主”光绪皇帝，以“报君恩，救君难”。与此同时，谭嗣同电召尚在湖南的唐才常联络哥老会，“速偕同志，来京相助”，不料，唐才常“才抵汉口，忽闻政变发生”。政变发生后，谭嗣同又与幽燕大侠王五合谋到瀛台营救光绪皇帝，因防守严密，“事卒不成”。最后，谭嗣同与梁启超同访李提摩太，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请求英、美、日公使保护光绪皇帝，但因英、美公使外出休假，计划落空。全部营救活动失败。

第三，以死“酬圣主”。政变发生以后，谭嗣同本来可以象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逃离北京，大侠王五愿意充当保镖，日本志士也力劝他“东游”。但是，谭嗣同终于没有逃走，而是坐以“待捕”。有多种史料记载而经常被人引用的一段谭嗣同的话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无疑谭嗣同的死是为变法而献身。但是，也有报答光绪皇帝“圣恩”的意义。据梁启超的记载，谭嗣同与他临别赠言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我们知道，是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书给谭嗣同带来了希望。当时的谭嗣同的一切都是光绪皇帝所赋予，谭嗣同的包括变法理想和个人仕途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而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生死难定。因而，谭嗣同在营救光绪皇帝的各种努力失败以后，便陷于绝望境地。他自感“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绝望之余，他只有向心目中的“圣主”献上一片忠心。“泪尽继之以血”，谭嗣同最终选择了以死报答光绪皇帝的“圣恩”。以死“酬圣主”是一种绝望行为，当一切都无法挽回之时，谭嗣同惟有慨叹“无力回天”，可见其生命的悲壮历程。对此，人们只赞叹其壮烈气概，然而其间更有无尽的悲哀。如所周知，谭嗣同曾经与人论“死节”的问题认为“止有死事的道理，断无死君的道理”。他又何以要以死“酬圣主”呢？其实这并不矛盾。于谭嗣同而言，光绪皇帝既是其维新变法事业的保障，又是他个人仕途的希望，他作为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作为一个传统士人的人生追求都寄托在光绪皇帝这个“圣主”身上。因此，谭嗣同的以死“酬圣主”可以说是“死事”与“死君”的统一。当时的《字林西报周刊》把谭嗣同等六君子称作“忠君爱国的典型人物”。“忠君爱国”四字说出了谭嗣同之死的双重意义：既有为维新变法理想献身的近代爱国精神，也有报答光绪皇帝知遇之恩的传统忠君意识。

　　三  过渡性：近代人格的传统限制

人们习惯上将辛亥时期出身新式学堂和留学生的革命志士作为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第一代，那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包括谭嗣同）便是由传统士人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过渡的一代。他们一般出身于传统士绅阶层，但又倾向于近代新学新知。这一代人既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也有传统士人的人生关怀，因而，在陶铸新型理想人格——近代人格之时，便深受传统思想的限制。这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近代中国过渡性社会形态特征所导致的必然现象。谭嗣同便是一个典型。

谭嗣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与冲决伦常名教之“网罗”的近代民主精神，为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一点已为学界之共识。然而，这只是谭嗣同思想的一面；谭嗣同思想的另一面便是他的传统意识。正是这两方面合成了谭嗣同思想的矛盾性格。笔者认为，这种思想的内在限制便是谭嗣同甲午与戊戌两次思想变动的根本原因。下面拟略述谭嗣同思想传统的一面。

谭嗣同一生为传统“功名”所累。有人称之为“急于功名之士”，其实并非全是诬蔑之辞。科举进学与入仕的“功名”，是传统士人的终极追求。谭嗣同也莫能例外。人所共知谭嗣同为伦常所困，他自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谭嗣同也为“功名”所困，这一点却较少为人所道及。其实，我们恰恰可以从此窥见谭嗣同思想变动的内在基因。

谭嗣同出身官宦之家。父亲谭继洵，进士出身，历官至湖北巡抚，为一品封疆大吏。如此高贵门庭，使谭嗣同成为清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虽然谭嗣同并没有过着糜烂的纨袴公子哥儿生活，但是，这样的家庭出身，无疑为他提供了充分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谭嗣同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他“五岁受书……十五学诗，二十学文”，尤其是得到著名学者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浏阳三先生”的悉心指点，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谭嗣同自幼勤奋好学，加上天资高迈，才华横溢，因而自视甚高。真是一位“才明挺峻特，涉猎得精闳。于学无不窥，海涵而渊淳”的“奇男子”和“栋梁材”。本来，谭嗣同可以凭其出众的才华走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正途”。这既是他父亲的殷切期望，也是他自己最初的人生理想。特别是他自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因而急于出人头地。有人说，他之所以“急急于功名者”，是因为“为父妾所轻，又重妻子之嗾，欲一朝致身通显，以炫赫家庭间”。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科举的道路并不平坦。三十岁之前的谭嗣同屡试不中而屡试不已，“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都不幸名落孙山。1889年，二十五岁的谭嗣同再次在北京参加“乡试”落第，正彷徨苦闷之际，接到远在台湾的二哥谭嗣襄“一病不起”的诀别书，结合自己的身世与二哥的命运，谭嗣同感慨万端地赋诗二首：

少小思年长，年增但益悲。我年今廿五，四顾竟安之？

无命愁相慰，非才愧所知。犹疑沧海客，栖息已高枝。

连遇荆南刖，仍空冀北群。十年赓塞曲，今日逐燕云。

飘荡嗟如我，蜚腾时望君。谁知万里外，踪迹困尘氛！

这两首诗的基调是一个“悲”字。其“悲”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对二哥谭嗣襄不幸命运的悲叹。据谭嗣同《先仲兄行述》，谭嗣襄“三就乡试不第”，于1888年“发愤出游”，后到台湾，由于“戚属”台湾道唐景崧的关系，谭嗣襄得到巡抚刘铭传的赏识，被委任凤山县盐税官，该地“民贫赋重”，积弊深重，谭嗣襄上任后，“严约章，杜侵蚀，亲会计，勤考核，不数月而弊绝”，“当道深赏其才”，改委台南府盐务官，殊不料公函一到，谭嗣襄即病逝。他写信给谭嗣同时已是“一病不起”，并委托了后事。“犹疑沧海客，栖息已高枝。”“谁知万里外，踪迹困尘氛！”这四句是写谭嗣襄的。本来，谭嗣同满心希望他二哥能“蜚腾”发达，不料到头来是一场空。其二，由二哥的不幸联想到自己坎坷身世的悲哀。小时候备受伦常之苦，希望能早日长大；长大之后一心致力于科举功名，结果是“连遇荆南刖，仍空冀北群。十年赓塞曲，今日逐燕云”。曾经于“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和当年（1889年）到北京参加“乡试”，都落第不中，仍然是“飘荡”而无着落。联想到二哥的命运，不禁“悲”从中来，只好以“悉相慰”。所以，二十五岁的谭嗣同“四顾竟安之”的心境，即是茫然四顾，竟不知何去何从！表明一种前途渺茫的极端悲观与愤懑的情绪。谭嗣同正是在多年怀才不遇、科举进学失败之后，由于甲午战争的刺激，开始了一次思想转变。当三十岁的谭嗣同一旦宣布与“旧学”告别，随即便开始了对科举制度的攻击，他痛诋八股时文，认为“必变科举而后可造就人才，而后可变一切之法”。

科举进学的失败，堵住了谭嗣同“正途”入仕的道路，于是他便寻求“异途”。1896年，谭继洵为谭嗣同捐赀为候补知府，先分发浙江，后改江苏，“死心越国难图霸，抉目吴门去看潮”。谭嗣同进入官场既是“父命”，也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在临行前写了八首诗寄与湘中师友告别，梁启超说其“篇中语语有寄托，而其词瑰玮连犿，断非寻常所能索解”，并有“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叹。我们从诗中“海国惟倾毕士马”句，可见谭嗣同非常仰慕德国“铁血宰相”俾士麦的功业。而“莫嫌南宋小京都，勾践、钱镠有霸图”、“大好湖山供宦学，妄凭愚鲁到公卿。生为小草柴桑愿，谁寄当归魏武情”等句，也无不“寄托”了一种宏远的政治情怀：古代帝王将相“射虎”、“辟蛟”以建立霸业的政治抱负。难怪梁启超当时第一次见到谭嗣同时即有“伯里玺之选也”的感叹。可见其得意之形已溢于言表而锋芒毕露。谭嗣同希望从“候补”的途径进入上层官僚阶层，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与抱负，因而这一段时期很自然地迷恋于那“于世间、出世间两无所处”的候补官，“日日参谒”，宛然官场中人。说谭嗣同“迷恋”候补官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本来湖南巡抚陈宝箴多次招谭嗣同到湖南协助新政，而谭嗣同不计“候补场中之污秽”，“亡命向江海”，以致“连辱见招竟不自拔”。其二，谭嗣同在南京候补官场忙于“衙参”，竟无暇到浙江参加至交好友吴铁樵的葬礼，他在给汪康年与梁启超的信中解释说：“乃本局总办病故，新旧交代之时，局中公事万分纷杂，竟不能不爽约，负负而已！”其三，尽管谭嗣同在南京所任筹防局提调“无味甚”和“极无赖”，但是他仍然不肯舍弃。其实，谭嗣同在南京官场的生活百无聊赖，“如仙人降谪，困辱泥涂”。不但政治上难有升迁，而且经济上也生计艰难，“用度一切全恃彦槻接济”，因而大发感慨：“然非大有本钱，官场万难驻足。”尤其是精神极度空虚。“远羁金陵，孤寂无俚，每摒挡繁剧，辄取梵夹而泛观之。”谭嗣同开始究心佛学，其间也有无奈之处。他说：“士生今日，除却念佛持咒，又何由遣此黑暗之岁月乎？”当时他在南京与佛学大师杨文会“时相往还，差足自慰”。虽然晚清佛学有其人世转向，但是谭嗣同在南京学佛，则主要是寻求一种精神寄托。然而，谭嗣同终于在南京候补官场无所作为，“作吏一年，无异入山”。中国官场的黑暗使谭嗣同感到绝望，“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絷；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他已成为风涛汹涌的宦海中一叶“败舟”！当他听说有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时，也想捐个洋官，他特地写信给汪康年询问有关事宜，表示“甚愿自捐，兼为劝捐”。可见其“入仕”情结终未解去。后来此事不了了之。回想过去，进学不成，为官不能，谭嗣同感慨万端：“嗣同一生未作过一件快意事。”我们从谭嗣同的书斋名称如廖天一阁、莽苍苍斋、远遗堂、秋雨年华之馆可见其茫然迷惘的心境。谭嗣同就是在深陷于官场这张“网罗”既不能自拔而前途无望的境地，以苦闷彷徨的心情，用愤怒不平的笔调，撰写了“冲决网罗”的《仁学》一书。1898年初，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弃官回湘参与新政事业。尽管湖南新旧党争势如水火，这时的谭嗣同已经置生死于度外，思想激烈达于极点。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我们说，谭嗣同在戊戌进京前的思想有一个渐趋激进的过程，这正好与他的进学与入仕的理想破灭的过程相一致，其间的内在关联性是毋庸置疑的。将个人境遇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公正联在一起，从而产生变革社会的思想，对于敏感的谭嗣同而言是很自然的。

既然戊戌进京前夕的谭嗣同作为一个传统士人的人生追求已经陷入绝境，那么，他接到光绪皇帝“入京引见”的诏旨便有“绝处逢生”之感是不足为怪的。只要我们明白皇帝的荣宠对于一个传统士人的意义，便不难理解谭嗣同此后感恩戴德的心情。黄遵宪与谭嗣同一并应诏“引见”，当时皮锡瑞写信祝贺黄遵宪，称为“受非常殊遇，东山重望”。与谭嗣同一见则“大相契”的刘光第，为小京官多年，本想买山归田，得此“异遇”，感到“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耳”。江标被光绪皇帝“特命以四品京堂候补，在总署章京上行走”，唐才常认为是“异数隆恩，世罕伦比”，江标更是“感激涕零，以身许国，急摒挡诸事为入都计”。梁启超被光绪皇帝召见一次，也是感慨异常：“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谭嗣同以一失意的候补官而骤登朝堂，“名为章京，实则宰相”。这是此前的谭嗣同所未曾梦见，无疑影响到此后谭嗣同的思想与心态。例如，以前谭嗣同曾断言：“中国全局断无可为。”之后谭嗣同则说：“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其心境何其相异乃尔！可以说，谭嗣同此后以死“酬圣主”的行为便是这种心境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总之，谭嗣同作为一个维新志士的近代人格有着严重的传统限制，这是一种传统士人的人生关怀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的内在限制。在此，我们特别强调谭嗣同思想的传统限制，并不是有意贬低其民主思想的光辉意义，只是试图揭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近代人格的塑造以疏离传统为起点，而又以回向传统为归宿，传统的限制决定了近代人格的过渡性特质。谭嗣同只不过是我们剖析的一个例证。其实，从谭嗣同的以死“酬圣主”，到此后唐才常的“勤王”，康有为的“保皇”和参与“复辟”，严复的列名“筹安会”，乃至于梁启超对东方文化的最终归依，其思想取向可谓一脉相承，后先呼应，其间透露出的信息是颇可耐人寻味的。可以说，谭嗣同一生的悲尉，就是那一代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型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而这一幕幕悲剧上演的大舞台便是具有鲜明过渡性的近代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