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谭嗣同结识了一批西方来华传教士，傅兰雅即是其中之一。尽管二人交往的时间很短，但这种交往却给谭嗣同以相当的影响。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分析和阐述，以窥谭氏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一

傅兰雅（John Fryer），英国圣公会传教士，1861年奉派来华。先后在香港圣保罗书院、北京同文馆、上海英华书院、《上海新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1896年离华赴美，受聘为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以译书而出名的西方传教士。

谭嗣同与傅兰雅的交往，是先知其名而后识其人的。甲午战后，谭嗣同于滞留武昌期间，对西方的学术文化发生较浓厚的兴趣，并喜欢比较中西文化的同异得失。这时，他阅看了傅兰雅创办并主编的《格致汇编》，对傅回答一些读者的疑问颇感满意。二人相识乃是1896年的事情。这年4月，谭奉父命带胞侄传赞赴京考荫，同时办理他自己的候补知府分发浙江的手续。道经上海时，参观了傅兰雅所办的格致书室。

按谭自己的说法，其上海之行是为了“遍见世间硕德多闻之士，虚心受教，挹取彼以自鉴观”，“多见多闻世间种种异人异事异物，以自鉴观”。这是实情之一。谭氏之学，适逢甲午而大变，甲午战前，动辄弹抵西学，与友人交谈，常至失欢；而战后则表现出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比较注意评判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当时的上海是一中西文化冲撞较为激烈之地，这可为谭嗣同提供某种方面的素材。因此，在傅兰雅的陪同下，谭嗣同参观了格致书室展出的科学标本、仪器，“见万年前之僵石，有植物、动物痕迹存其中，大要与今异”。“又见算器，人不须解算，但明用法，即愚夫妇，可一朝而知算，句稽繁隐，无不立得。器中自有数目现出示人，百试不差，兼能自将数目印成一张清单送出”。“又见照像一纸，系新法用电气照成，能见人肝胆、肺肠、筋络、骨血，朗朗如琉璃，如穿空，兼能照其状上纸；又能隔厚木或薄金类照人如不隔等”。这种亲身的观感使谭嗣同眼界大开，觉得“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已腐朽”。既然生物界尚且如此，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就更不应该“自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应随时代潮流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说亲身的观感促使了谭氏“日新”观念的产生，意识到人必须以广阔的眼界看待外面的新事物，而不应拘囿自守，那么，傅兰雅的一席话又使得他去思考更深层次的东西。

谭嗣同在格致书室参观时，对所见到的东西大感惊奇，而傅兰雅则认为，格致之学无止境。随着时间的推移，格致之学将会“新而益新”，以至不知如何神妙，最终变得让人不可思议。傅兰雅对科学研究工作、社会、文化进步规律，以至于未来景象所作的议论，诱使着谭嗣同由西方格致之学的发达去思考西方政事“至明且理”，人心风俗“如此之齐一”的缘由，但其故为何，他不得而知。迨后“遍访天主、耶稣教士与教书，伏读明辨，终无所得，益滋疑惑”。及至重经上海，再访傅兰雅（未遇），获其所译之《治心免病法》一书，“始窥见其本原”。

《治心免病法》（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是乌特亨利1893年写就的一本利用宗教神秘主义的心理健全法进行心理医学治疗的心理学读本。1896年，傅兰雅将其译成中文，由上海格致书室刊行。谭嗣同获得此书后，“读之不觉其喜”，“以为今之乱为开辟未有，则乱后之治亦必为开辟未有，可于此书卜之也”。并称赞该书“已入佛家之小乘法，于吾儒诚之一字，亦甚能见到”。

我们知道，谭嗣同在获得《治心免病法》之前，已在构思一种“冲决网罗之学”，“欲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以心挽劫”。而读了《治心免病法》之后，其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可以这样说，《治心免病法》为谭氏《仁学》最终产生提供了依据。

《治心免病法》认为，身体与心力之间的关系是前者支持后者，两者又是统一的，身体是心力的反映。也就是说，《治心免病法》非常强调心力的作用。而谭嗣同在《仁学》中这样写道：“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知心力之不可恃，不审心力之所由发，直情经遂，壮趾横行，则持以平和心之心力，转而化为机心。”谭嗣同认为，机心只能“助劫而已，焉能挽劫哉？”即技术的发展不能挽救人世的日益腐化堕落。解救之法就在于“使心力骤增万万倍，则天下之机心不难泯也”。“心力不能骤增，则莫若开一讲求心之学派，专治佛家所谓愿力，英士乌特亨利所谓《治心免病法》”。

《治心免病法》非常强调“通”：“如电一物，自古有之，不过前不用而今用之耳。今世要事在有爱心，此心与天合，则身无不服、病无不治。其用法，以通为贵，如电必用法通之，不接通路，无力能显人心之爱，亦必向外通发，则四周之人俱受其益。”《仁学》开宗明义将“通”加以进一步阐发：“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以后，他又将“通”概括为四通，即“中外通”、“上下通”、“人我通”、“男女内外通”，从具体内容上则主张“通学”，即学习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通政”，即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政治；“通教”，即学习西方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建立新的孔教；“通商”，即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仁学》的如是主张，可以说是与《治心免病法》中对“通”的阐发一脉相承。

更为重要的是，《治心免病法》对“以太”的详尽解释，成为谭嗣同架构《仁学》的基本依据。

《治心免病法》英文原版仅提到“以太”的概念，而傅兰雅在中译本中却作了一番详尽的阐释。“近西国考知万物内必有一种流质，谓之‘以太’，无论最远之恒星，中间并非真空，必有此‘以太’满之，即地上空气质点之中，亦有此‘以太’……盖无处无之，无法去之。如无此以太，则太阳与恒行星等光不能通至地面。……以太传思念同一理，不问路之远近与五官能否知觉之事物，凡此人发一思念则感动，以太传于别人之心。”“以太”本是一种客观物质性的东西，而在傅兰雅的解释中，却变成了精神性的灵魂，成为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一种神秘之物。谭嗣同在《仁学》中宣称，只有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以太的体难以名状，而其用则是物。且谭氏借用以太之名，其目的在于“质心力”。因此，侯外庐认为，谭嗣同把以太看作传播心力之一种媒介的观点，是谭“按自己的需要加以歪曲地利用了”。其实不然，这种歪曲有可能是来自《治心免病法》，换言之，即来自傅兰雅对“以太”的解说。

二

谭嗣同与傅兰雅的交往，除涉及科学性、思想性的问题之外，还专门讨论过浏阳锑矿的开采和销售问题。

甲午战后，谭嗣同与同乡好友唐才常、刘善涵力主发展浏阳矿务，创造就业机会，实行以工代赈，借以舒缓乡人因贫穷和天灾所面临的威胁。在浏阳各种矿产中，他们特别看重锑矿，即谭、唐信中常提及的安的摩尼矿。但他们担心的是，锑矿开采出来以后，如何解决其销路问题。为此，谭嗣同积极活动，在武昌曾找马尚德商讨过这件事。其上海之行，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之外，寻找锑矿的销售也是其意图之一。因此，在参观傅兰雅的格致书室同时，谭还就此问题询问了傅兰雅。傅兰雅告诉他：锑矿“欧洲已挖尽，急在中国觅取。英国制造局均托傅兰雅先生于上海广收此种未化者，每年可销五千吨，已化者，每年可销千来吨。”得知这一消息，谭当即与傅氏商定了浏阳安的摩尼矿的销售办法，并致函唐、刘二人，要其立即带矿石样品赴沪，与傅兰雅签订合同。之后，谭嗣同当晚离沪赴京，而傅兰雅则根据达成的口头协定而四处活动。他联系了艾力斯上尉，艾力斯答应每吨锑矿的收购价为25．5元，并要求尽快发货。但由于谭嗣同不在上海，湖南方面也毫无动静，因而傅兰雅也无所作为。一个多月后，艾力斯写信给傅兰雅，查询有关浏阳锑矿事宜，傅兰雅在回信中说：“有关这桩锑矿的事，仍然有待收到进一步消息。我已尽力和有关人士取得联系。但那位去了北京而快将回来的先生，是唯一可以推动这事和跟矿山主人交涉的人。”因无法再等谭嗣同回沪，傅兰雅将他和谭嗣同达成有关浏阳锑矿的口头协议交由儿子约翰代为照应，自己于6月6日赴美。所以，当谭嗣同于7月28日重经上海，欲访傅兰雅时，没有遇上。而傅兰雅交给其儿子所办的浏阳锑矿销售事宜，最终也不了了之。

谭、傅二人达成的销售浏阳锑矿事宜虽没有成功，但这件事却给谭嗣同的影响很大。作为一名与己无甚关系的外国人，能对这一问题如此重视，确实令谭嗣同深为感动。以前的马尚德，而今的傅兰雅都是如此。因此，当谭嗣同从金陵返抵武汉后，致函唐才常，就湖南矿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安的摩尼矿事……称归官办，嗣同极不谓然。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官权虽有所压，却能伸其胁民之权，昏暗残酷，胥本于是，故一闻官字，即蹙额厌恶之。”因而反对“收利于官”，主张“散利于民”，并以此作为衡量官办或商办利弊的根本标准。尽管谭氏所谓的“散利于民”指的是让士绅分享办矿的利益，但他的这种想法与当时湖南当局的做法毕竟不同。谭氏能有如此想法，与其自身的经历和认识不无关系，但也不能说没有从马、傅那里得到一定的启示。

三

谭嗣同与傅兰雅的交往为时很短。这种交往对于谭嗣同来说，一方面无疑拓宽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并激发他去思考更为根本的问题，于是有其《仁学》一书的产生。另一方面，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谭嗣同以往那种“尊己卑人”的心态，使得他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审视世间的万事万物。不论是从哪方面来说，这种交往的效果是明显的，也是有益的。而对于傅兰雅这样一位西方传教士，这种交往显然并无什么重要之处。但是作为一名上帝的使者，使中国彻底福音化是其职责所在。可以这样说，傅兰雅的所有在华活动都是以此为依归。但是问题在于，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国对西方的这种外来宗教并不怎么欢迎，相反敌对情绪相当严重。因而采用什么样的传教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傅兰雅通过自己几十年的观察，认识到要彻底改变中国，必须转换原定的策略方针，“利用间接方式传教所能取得的广度和深度，才会大大超过预其设想。”其在华的译书、办杂志等等活动都是服务于此。谭嗣同是一位有着一定地位的士大夫。他的影响力可能会超过一般的平民百姓，因而，傅兰雅与其交往，在间接的效果上也会得到收获。

傅兰雅是近代中国一位以译书而出名的西方传教士，其所翻译的书籍确实大大影响了许多的中国人。虽然他译书的目的不仅在于此，但客观效果却是这样。谭嗣同正是在阅读傅兰雅的《格致汇编》的过程中，对西方学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傅兰雅译就的《治心免病法》则直接促成了谭氏《仁学》的产生。勿庸置疑，傅兰雅能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实基于此。至于在交往过程中有关浏阳锑矿的讨论，“不仅反映了谭要在家乡推行经济改革、造福乡人的意图，同时也对傅兰雅于译介西方科技知识到中国之外，从事中国矿事外销的活动，留下了一点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