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湖南军政界、学术界确实出了不少领袖人物。这些人物的连续出现，不是一时的“风云际会”，更不是“一人成佛，鸡犬升天”，而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与深厚的文化传统，那就是“湖湘文化”。在她的教育熏陶、潜移默化与国内外形势的相互影响下，才会结出许多璀璨的明珠。而谭嗣同就是永放光芒者之一。

　　一  湖湘文化的起源与社会历史背景

什么是湖湘文化，其核心是什么？从屈原到谭嗣同，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忧国忧民、经世致用”。这是经过2000多年历史，连绵延展，薪尽火传而形成的。湖南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不毛之地，炎热潮湿，所谓瘴雨蛮烟之区，民智未开，人民被称为南蛮鴃舌之人，为中原人所鄙视，所以成为那时触犯统治者而被流放贬谪的人栖身之地。战国时代的屈原忧楚国之危亡，对内要求革新政治，对外力主抗秦卫国，但遭奸佞谗言而被放逐湖南。其所作《离骚》、《九歌》、《橘诵》等诗篇，痛陈楚国弊政，忠肝义胆，抒发爱国忧思，文辞优美，内容哀怨，卒以无力回天，投汨罗江自尽。至今民间端阳节龙舟艾酒，仍寄哀思。

之后100多年，出了位才华横溢的贾谊，上书汉文帝，除弊政、制法度，被旧势力所阻，同僚所忌，贬谪为长沙王太傅。怜屈子沉江、悲自身遭遇，先后写了《吊屈原赋》与《鵩鸟赋》，以自白自伤，卒因抑郁伤身，英年早逝。现在长沙太平里（原名濯锦坊）仍有贾太傅祠，供人凭吊。他们之所以如此忠烈，“虽九死吾犹未悔”，坚不可摧的灵魂，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忧国忧民”。他们的诗歌策赋，牺牲精神，开发湖湘民智，影响民性，非常深远。所以历来湖南被誉为屈贾之乡。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屈贾思想这样能为湖南人民所接受，而扎根如此之深厚？主要原因是湖南的地理位置不同于当时的中原。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学术思想最为发达，真是可谓“百家争鸣”，谁是谁非，人民则莫衷一是，不能形成一方的思想主流，非若湖湘民智未开，一经接触屈贾思想，则被先入为主所作用。

宋朝的范仲淹，是今江苏吴县人，也是个因主张革新受阻的历史人物。他写的《岳阳楼记》，点睛之笔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传千古，而楼亦得以闻名于世。相传范仲淹并未到过岳阳，之所以能写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独忧天下的文章，是滕子京画了一幅岳阳楼图景寄给他，感物而有此神来之笔。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范幼年丧父，家贫无依，随母下堂朱姓，母死之后，以其叔父任湖南南县县令，范从江苏来依。当时交通状况，应是溯长江而上，经岳阳，入洞庭以达南县。所以范少时即已知岳阳楼之旧制，览洞庭湖之“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了。史传他依叔父在南县攻读，年少即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后又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的文章，这未尝不是受屈贾之乡的影响。这段史实，湖南南县县志中尚有记载。然而范仲淹的改革主张并未得到实现，到50多岁还镇守边关。在他的词作《渔家傲》中，只能作“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之叹。但其《岳阳楼记》对后世湖湘忧国忧民思想的传播，起到连绵延展作用。

湖湘文化忧国忧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所，当为岳麓书院。书院建于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千年学府，历尽沧桑，至今还能看出清朝后期所订立“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教学规章。特别是该院师生于元兵围攻长沙城时，协同守城达数月之久，死伤近百。湖南路安抚使衡阳人李芾，部将长沙人尹谷于粮尽援绝除夕之夜，均举家自焚殉国。岳麓书院亦遭焚毁，弦歌不继者达百数十年。然而国虽亡薪虽尽，而火种犹在，长传不熄，历史教育了忧国忧民之士，认识到改革不能只停于“忧”字上，必求实践救国救民之道。衡阳人王船山，明朝遗臣，痛国家亡于异族，终生不仕，隐居山林，潜心著述，提出“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以作人生观之核心。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人，首倡经世致用，勇于实践之学。他对湖湘文化的发展，贡献甚大，至今长沙中山路还有船山学社，以为纪念。后来毛泽东等人在这里办“自修大学”，宣扬马列主义，培养了许多革命干部。

清朝乾嘉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内忧外患，山雨欲来，湖南出了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志之士，如陶澍、龚自珍、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等，他们深感八股文愚民，而潜心研读地理、水利、农业、军事等实学，以图经邦治世。至此湖湘文化已从忧国忧民发展到经世致用，指点现代史上湖南军政界、知识界而人才辈出。曾、左、彭、胡之于太平天国，谭嗣同之于立宪维新，黄兴之于辛亥革命，蔡锷之于倒袁护国，毛、刘之于解放全中国，前后百数十年；湖湘仁人志士，不知洒了多少热血，抛却多少头颅。他们之间受时代影响，政治抱负、观点，各有异同。曾、左只知以平乱安民，而效忠清王朝；谭嗣同则致力于君主立宪，以改造清王朝；黄兴等则要以武力推翻清王朝，成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毛、刘、任等则要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他们随着国情及世界潮流的演变，政治上不可能趋同，但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经世致用，则出于一辙，始终未脱离湖湘文化的窠臼。所以评论这些人物，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以今是而责昔非。湖湘文化中，有一根忧国忧民的红线，始终贯彻于千数百年之中，这就是湖湘文化的最大特色。

湖湘文化的发展，于改革与革命的实践中，谭嗣同起了承前启后划阶段的作用。谭嗣同是湖北巡抚之子，也是当时的高干子弟，戊戌事发，康梁等相率逃亡（逃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谭则于“处生死而不乱”中，毅然拒绝各方的邀避，断然选择革命要流血，杀头从我起的死路，成为后世许多革命烈士的精神支柱。这就为湖湘文化注入了“舍生取义”不怕死的灵魂——谭嗣同精神。更有令人称道的，据传谭嗣同于倡议、参与变法之初，即预知其危险性，事败必将连累家庭，于是仿效其父亲手笔，致函训子效忠清王朝，勿倡变法邪说，事发信被抄出，其父仅削职还乡，得以免死，可见其“历忧患而不穷”的预谋与决心十分周密而坚定。现在纪念谭嗣同殉难一百周年，他以死率先垂危，在湖湘文化中添了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从忧国忧民、经世致用之后，加上了“舍生取义”一环，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功绩，对湖湘文化发展是贡献。

纵观湖湘文化的发展，由此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屈贾的忧国忧民；二是王船山、陶澍等的经世致用；三是谭嗣同的舍生取义。在二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铸就了湖南人正义、直率、倔强、敢作敢为、不怕死的民风，作出了许多牺牲自我以开天辟地的事业。

　　二  湖湘文化在今天的影响和作用

今天我国的政治体制，是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建立与运作的。在理论上当然不能说与湖湘文化有多少关联，但认识、实践这些理论思想与主义，在需要付出代价甚至生命的道路选择中，那些挺身而出的知识界、军政界的人物，虽然他们受到了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的熏陶，但从他们言谈心声及所作所为中，仍充满着湖湘文化的气质。

毛泽东与刘少奇是现代中国的顶尖人物。对他们的功业，国人都极了解，然而对他们在少年时代受湖湘文化的影响而卓然不群，可能不很清楚。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即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著称全校。刘少奇在宁乡玉潭小学读书时，其所作《咏铁牛》一诗，咏物言志，将牛人格化，充分表现牛的倔强精神，而又赋与它反抗意识。老师们评论这位十四五岁的少年诗思独特，必成大器。有了这种忧国忧民而又倔强与反抗意识，所以他后来接触马列主义，便一拍即合，作为终生奋斗目标，历尽艰辛，几经生死而成为开国的元勋人物。

彭总为人的忠义笃实，耿介倔强是人所共仰的。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中央及湖南举行盛会纪念他，我也写了一首七律，于他诞辰之日，发表在《长沙晚报》上，哀叹他遭遇之不平。

匡庐往事忆苍茫，白简陈情逆耳长。

颐指失衡民力竭，气豪重蹈沃饶荒。

横刀立马将军泪，沥胆披肝志士伤。

寄语今朝医国手，“万言书”里有圭璋。

这是借以叙史警世，并无褒贬之意。

胡耀邦总书记，谭嗣同的同邑人，以红小鬼的身躯参加革命，他博览群书，根底深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后八个字是他任总书记时增加的，很有卓见与份量。这就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提升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特别是他任组织部长期间平反冤假错案，动作很大、范围很宽。有人替他担心，平得太多，有彻底否定毛主席的“功绩”之嫌，深恐于他不利。他说以前的政治运动冤屈了这么多人，现在平反，我作为组织部长身负重任，前途纵有风险，我不下滚油锅，谁下滚油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与谭嗣同精神何其相似？他毫不犹豫，仅右派就平反了50多万，还平反了等量的“荷包右派”，改变了几百万人的命运，调动了上千万人的积极性。现在一些老人及其子孙每一谈及，仍然感激涕零。

当今总理朱镕基，长沙人，早年毕业于长沙市第一中学，后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沙朱姓有一支系民初从周姓改回，明亡时，清人追捕朱氏后裔，长沙当时属明吉昌王封地，其子孙苦于迁徙逃避，遂改姓周，周字从吉，外不封口，预示吉祥，还有出路。辛亥革命后，部分改回朱姓。其中长沙教育家朱剑凡，忧国家危亡，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毁家兴办周南女子中学，蔡畅、向警予，均出其门下，受其薰陶。朱镕基家族如系周姓改回，则为朱元璋的苗裔，原籍安徽凤阳，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祥地。朱镕基新任总理后，在600多名中外记者面前，回答如何面对今后国家可能出现的困难时说，他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四句成语，冲口而出，这种忧国忧民的神情，铁肩担道义的气魄，应是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与湖湘文化所铸成。今日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百事待举，虽然困难很大，但时代不同了，现在有邓小平理论作指针，有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有全国人民的企望与地方支持，上下团结、浑然一体，前途纵有困难也必将克服。

湖湘文化以忧国忧民为主线，一以贯之已达两千年之久。综观发展历史，其特点之一是匡时济世的政治内涵不拘于一体，根据国内外不同形势发展变化，而又万变不离其宗；二是受湖湘文化教诲熏陶的人物，其政治主张一经认定，则始终不渝，万死不辞，所以总能在关键时刻，进发出匡时济世的光芒。历史已成过去，作为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湖南人，决不能以此而踌躇满志，如杨度所言，“若道中华国必亡，除非湖南人死尽”，而应谨慎地审察时势与环境，取人之长，补己之不足，更应猛着祖鞭，发扬蹈厉，将湖湘文化永远延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