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谭嗣同在金陵作候补知府，他此时寓居金陵花牌楼杨府就仁山居士学佛，并写作他的哲学著作《仁学》，这是学界所认同的，而梁任公在《仁学序》中云：“《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梁公之说固然有一定的依据，但细睹《仁学》的内容，它更多的方面似得之仁山居士的启发，兹一一陈述如下。

从《仁学》一书的哲学构架上讲，它是以佛统天下群教，然后以群教统天下群学、群业，以佛法破对待而臻平等的思想，主“通为仁之第一义”，由是而扫荡一切旧的制度设施，从而达到究竟的平等（详拙文《浅析仁学的哲学思想框架》，载《船山学刊》1997年l期）。这种思想构架显然是在康南海的《孔子改制考》中找不到的，而更没有如许深邃的佛理可询。诚然，嗣同的《仁学》中引用不少南海的思想，甚至引证了南海的著作，这是事实；与此同时，嗣同私淑南海之学，尤赞成南海的维新主张，这也是事实。因而，南海的思想在《仁学》中可以找到，这是无疑的，但南海的哲学思想构架在《仁学》中是绝对找不到的。倒是在《杨仁山居士遗著》中，收有居士的《论语》、《孟子》、《阳符》、《道德》、《冲虚》、《南华》六经，“发隐”都是比附儒道经典，借以显发佛义之作。而这种比附显义之作风，倒是深刻地影响了嗣同《仁学》的写作，我们似可从仁山的“发隐”中寻出《仁学》的某些思想发展的轨迹来。

另外，谭嗣同在《金陵听说法诗序》中也盛称仁山先生为他的佛学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而在欧阳竟无的《杨仁山居士传》中也称“谭嗣同善华严”，并将他列为杨门人才榜首，这就可见《仁学》虽然“光大南海之宗旨”了，而所得之精髓实乃仁山这里的佛学。

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谭嗣同与杨仁山及金陵刻经处的内在关系到底如何？对于这个问题，笔者1994年曾作《仁学注析》，今年作《杨仁山评传》，颇有一些新的发现，谨列如下，以供学者指正。

杨仁山与谭嗣同相识时，已是50多岁了，而谭嗣同则是32岁，为什么他俩一见如故，而成了忘年之交呢？其一，他俩在性格与学识观点上居多契合之处，这是他俩结识的最重要原因。《杨仁山居士事略》说仁山“性任侠”，而谭嗣同则生来就具豪侠精神，乃至在他的《仁学自叙》中亦力主“任侠”。其次，杨仁山一生好奇书，精制造，亦长于诗词，而“雅不喜举子业”；而嗣同虽六次参加乡试，均是迫于父命，故六次未第，而对于奇书乃至西方格致，尤为喜欢。其三，杨仁山两度出使西欧，对西方政教科学十分了解，而且还“制有天地球图，并舆图尺，以备将来测量之需”，而甲午以后的谭嗣同则尽弃旧学（应试八股之学、经学等）而倾心西方科学，这是他亲近仁山之理由之三。其四，候补知府是个闲得无聊的职务，且又未免不遭同僚白眼（因是捐钱买来的），因而他索性躲到杨府学佛，这样既有精神之寄托，又可以找到人生知己而共诉内衷。

非但如此，谭嗣同还与杨府的其他的家庭成员相处十分友好。据仁山居士的孙女杨步伟的自传所记载，1898年谭嗣同在北京殉难时，居士的长子杨自新正好也在北京，他在嗣同就义后帮助其下人设法收了嗣同的尸体，才南下金陵。待到自新抵金陵后，将嗣同殉难的消息告诉家人，杨府举家一时泣不成声，如丧至亲。这便更说明了嗣同与杨家甚深的感情。而这一感情的形成，恐怕远非以上四种理由，也远非嗣同与仁山居士之间的佛学师承关系及居士对嗣同《仁学》写作的直接影响。在这中间，谭嗣同对金陵刻经处的巨大的帮助，恐怕是杨府视嗣同如家人的重要原因，也是没有引起学界重视的一个史实。

杨仁山到金陵来之前，“家无儋石储”，生活十分拮据。他后虽“董江宁工程之役”，其收入亦不丰，而家口甚多，兼居士又多以资刻经，因而仁山不可能有很多家庭积蓄。因此，杨仁山自1866年创立金陵刻经处，一直到1896年嗣同来南京的这三十年间，都是赁屋而居。杨仁山曾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为刻经处营造一个永久之所，也费尽了神思。先是1875年左右，杨仁山曾在金陵北极阁选中了一块宅基地，但不久这块地皮又被别人看中，引起争端，居士只得放弃，将经板搬到家里从事刻经。自然，放弃这块地皮的内在原因，恐怕还是因为经费不足：因为仁山虽多年办工程，但他不贪，“不受褒奖”，一有余资，用于刻经，自然无财力去争购此地。1882年，仁山居士又同人到苏州元墓山香雪海去勘测宅基地，以便营造刻经处，又因地价过高而只得放弃。此前，居士曾一度出使欧洲，但因不受褒奖，亦不愿做官，因而还是无建造宅第的经济能力。直到1897年，杨仁山才在南京延龄巷购下宅基地，1898年冬正式营造刻经处，1899年夏刻经处竣工，居士的母亲在搬进自己造的房子中住下不久便逝世了，但总算实现了她要死在自己造的屋子里的夙愿。

那么，杨仁山为什么前后三十多年努力都未能造下刻经处的宅第，而在1897年以后便一举营造成了金陵刻经处的宅第呢？这中间自然少不了谭嗣同的热心帮助。在《杨仁山居士事略》中有两段这样的文字：

（一）戊寅，曾惠敏奉使欧洲，随赴英法，考求法国政教生业甚详，精究天文显微等学，制有天地球图，并舆图尺，以备将来测绘之需。

（二）厥后由海外得来藏外书籍二三百种，因择其最善者，亟付剞劂。资不给，则出信西洋赍回之各种仪器充数。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也有一段文字记载：

居士聪慧娴科学，从曾惠敏赴英法，又复从刘芝田赴伦敦，广有制造，悉售于湘时务学校，而以其资创金陵刻经处。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知：仁山居士售出了两种仪器，一种是自制的，一种是从西洋带回的；而售款的用途一是用于刻经，一是用于建造金陵刻经处。

在国家十分闭塞，科学很不发达的当年，像这类先进的仪器肯定是难以找到买主的（一是不识货，二是支付不起经费）。而这中间，只有谭嗣同才可能去也乐于去帮助杨仁山出售这批仪器，使之能顺利地营造刻经处。因为，1897年，谭嗣同等人在金陵成立了测量会，嗣同手订章程，章程中对仪器的使用与保护都有详尽的规定（见《谭嗣同全集》）。而测量会的这批仪器又来源于哪里呢？根据居士《事略》中“以备将来测量之需”，而嗣同此会又设于金陵，则仪器之来源于仁山居士是无疑的了。而在这年九月，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招，回长沙襄办时务学堂，此时也正好是需要添置一批仪器作教学之需。而当时有这种仪器的人不多，而了解仁山有这批仪器的人也不多，因而谭嗣同成了这批批仪器出售的最可能而且是最佳的中介人。也因为这批仪器能顺利地出售，杨仁山就在这年便顺利地买下了南京延龄巷的宅基地，同时不久营造好了刻经处，使其母亲孙太夫人能死而瞑目。站在这个角度上看，谭嗣同不只是杨仁山门下的高足，同时也是杨府的恩人，他对杨家、对金陵刻经处的建成所作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至于杨仁山的这批仪器是如何办手续卖的，卖了多少钱，这些细节，是无文献记载的，也用不着我们徒劳去考证了。但我们至少廓清了这样一个历史问题：在金陵刻经处宅第的营建之中，凝注了谭嗣同的奔走之劳。因而我们今天纪念金陵刻经处时，不要忘了谭嗣同烈士的那一份功劳。

总之，谭嗣同不只是杨仁山的得意门人，同时也是杨仁山的忘年莫逆之交。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延续着杨仁山比附儒道以显佛义的思想轨迹（但《仁学》毕竟大大地超过了仁山的比附佛学）；而在金陵刻经处（已捐作十方公产）这座杨仁山的丰碑中，也少不了谭嗣同为之添砖增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