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理想人格的国度。所谓理想人格，是指人们在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崇高品质。谭嗣同的理想人格主要表现为“扩天下大公无私之仁”，热切向往理想的“大同”世界，积极改造现实社会，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批判地继承了儒学“仁”的合理内核，以“平等”为“仁”的主要内容，铸成时代的强音——《仁学》，意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在《仁学》中，他以救世主自居，呼吁人世间一切平等，呼吁变法、民主和自由，提倡平等来破除现实中的极不平等，“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强调要破除名利、私我观念，破除人我之间的种种隔阂，以见大道为公，主张人我通，扩大公无私之“仁”以至世界大同。

那么，谭嗣同憧憬的大同世界又是怎样的呢？他汲取儒家的“公羊三世”说来构筑其社会大同理想。他认为，据乱世，“君统也”，独夫民贼利用名教为害天下；升平世，“天统也”，亦未能完全摆脱旧世界的范围；只有太平世才“世间无所避就”，可以“伸其大同之说”，是为“元统也”“太平世”是谭嗣同追求的理想社会。他向往的这个“大同世界”是“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君主废，贵贱平，公理明，贫富均”。“有天下而无国”，天下一家，人皆兄弟的理想世界。“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至于大同世界，则“人人自由”，“遍地民主”，可谓一切皆通，以至于“仁”了。

谭嗣同的社会大同理想是他对现实世界进行理性批判的产物。他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进步思想，向往“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向往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以救亡图存，强烈要求摆脱封建专制主义束缚。因此，在《仁学》中，他猛烈抨击封建伦理纲常，揭露清王朝的黑暗、腐朽和残酷压迫，给封建君权以无情的批判，发出“冲决网罗”的强烈呼声。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严峻现实面前，谭嗣同认定只有变法维新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只有诛独夫，除民贼，扫荡封建纲常名教，才能除去人我之间的隔阂，扩“仁”于天地间，人人平等。因而“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积极投身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造中国的维新运动，并断言“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

怎样才能“冲破封建网罗”实行变法呢？谭嗣同首先“从我做起”，抱定宁可“杀身灭族”也不改初衷的信念，认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认定“今日中国就是要闹到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主张“流血变法”，同时谭嗣同歌颂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认为“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主义”，为法国革命“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的口号欢呼鼓舞，大声呐喊“华人自奋”；“仁人志士求为陈涉、杨玄感……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最后，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毅然宣告“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何足惜”。决定了“流血变法”的信念，坐而等死，用热血启迪后人，并留下了“我自横刀问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名句。这位壮怀激烈的维新志士，已开始冲破和平改革界限，不时在呼唤革命了。

在谭嗣同看来，实行变法维新只是拨乱反正，至于升平之世，亦未能完全摆脱旧世界种种束缚，但毕竟是走向太平之世的必经阶段，亦即消除人我隔阂，以至于“仁”的必经之路，他既呼唤人们冲破封建网罗，为建立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幸福的理想之世而奋斗，又积极实施变法维新，改造现实极不平等的中国社会，追求着未来的理想社会，并把改造现实社会与追求理想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实现“大同”作为改革现实的口号来激励人们投入改造社会的变革活动。然而谭嗣同并没有找到真正通往“大同”的路。这种类似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从古代《诗经》中描绘了劳动者对理想“乐土”的向往，《礼记•礼运篇》提出了“天下为公”的理想，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叙述了的古代“乌托邦”——世外桃源，直到近代洪秀全追求的“天国盛世”，康有为设计了“大同世界”，孙中山提出了“民生主义”理想。但不管古代的“乌托邦”也好，谭嗣同的“大同”理想也好，都由于超越了当时的客观现实，而带有空想性，所以都无法实现。中国人只有在“五四”运动以后，把理想社会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由空想变成了科学，才真正找到通往“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的道路。

尽管如此，谭嗣同在改造中国的变法维新过程中，矢志变法，成为近代中国为改革而流血献身的第一人。他表现出的“冲决网罗”的进取精神，“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从我做起”的大无畏献身精神，“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念以及萌芽中的反清革命思想，作为其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是清末仁人志士追求的真谛。

二

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中华民族优秀人士的光荣传统。“清朝末年，人人争做圣贤”。谭嗣同虽不是“圣贤”，就理想人格而言，却远胜圣贤。谭嗣同的理想人格之所以超越圣贤，是因为他把理想社会的追求与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改造中国有机结合。他不是把“大同”社会看作美妙的过去，而是看作理想的未来。他第一次提出消灭国家，废除君主，建立贫富均匀，人人平等、自由，遍地民主的地球大国，这依然是开天辟地的创举。相比而言，谭嗣同对现实的批判因素更强烈，表现出更顽强的战斗精神，因而其人格“具有生动而独特的跳动着时代脉博的丰富内容，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嚆矢，反映了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要求使祖国摆脱被奴役和闭塞落后之状态而臻于独立、强盛之境域的迫切愿望”，更能引起要求进步，追求自由、平等、幸福，振兴中华的清末仁人志士的神往，进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追求思潮。他的“流血变法”思想以及实践这一思想的英勇牺牲，仿佛如雷霆闪电，给予清末一代的维新之士以极大的震动，并促使他们从“和平改革”走向“武装革命”。

唐才常就是与谭嗣同“学相若，志相得”有二十年“刎颈交”的好友，他“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有着与谭嗣同一样的激进主张，即“破国界，破种界，破教界。大同之精，破世界”，思想相近，更易相求。谭嗣同为变法就义，唐才常悲痛万分，发誓为谭报仇。他广泛地联系下层社会，积极从事武装活动，改革现状，挽救危亡。他承谭嗣同的遗志，以“流血变法”相号召，于1900年发起自立军起义，直接把谭的流血变法思想积极地付诸实践。最后亦用“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拉开了清末追求谭嗣同理想人格的序幕。

被谭嗣同誉为“造世英雄”的林圭，广交游，重任侠。在上海听到谭已殉难，即表示“中国流血自谭君死，我承其后”的决心，积极四出活动，联络会党，秘谋起义。后参加自立军，担任重要职务，务使自己实现谭嗣同的遗愿而参与谋略革命，终因起义失败而为国捐躯。可谓真正走上了谭嗣同“为国流血”的人生道路了。

投身“救亡图存”社会潮流的维新志士，另有相当一部分在谭嗣同为变法而流血牺牲后，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逐渐放弃“和平改革”的主张，相应投身革命潮流。毕永年就“火其贡照，自断其辫，发誓不事满清”。时务学堂学生何来保则组织“寒社”，秘谋革命。蔡钟浩四出联络豪杰，准备起事。易鼎、樊锥、周宏业、沈荩、李炳寰、黎超、田邦叡等湖南变法活动中的积极分子都深受谭嗣同思想的影响，开始从维新领域分离出来，有的甚至走向反清革命，成为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重要力量。他们奉谭嗣同为精神领袖，激励谭嗣同的理想人格，把谭的“流血变法”思想具体化，并由此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如果说维新志士还只是奉谭嗣同“以流血而变法”牺牲的话，那么清末革命党人则已是直接宣扬谭嗣同的民主主义观点和反清革命思想为宣传民主革命服务了。其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为不少革命党人所仰慕，给革命党人以丰富的精神营养，因而谭嗣同又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奉为楷模。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还在少年求学时期，就敬仰维新“勇士”谭嗣同的人格理想，在烈士牺牲后，异常悲愤。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将谭烈士的遗像置于桌旁，并题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莫灰。”诗词既表达了对烈士的深切哀悼，又言明了自己的宏远抱负。在邹容心目中，谭嗣同是为“中华”而“杀身成仁”的英雄。他说：“人人俱畏死，则杀身成仁无可言；若谭君，可谓杀身成仁也……要之，仁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邹容敬仰谭嗣同那种“取义成仁”的精神，从而决意为祖国奉献一生，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如果说谭嗣同的《仁学》是维新运动的《圣经》，那么邹容的具有强烈反满革命思想的《革命军》则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独立宣言》。在《革命军》里，邹容引用了《仁学》中的不少语句，借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倡导反清革命。他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革命是世界之公理……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邹容热情地讴歌了革命，鲜明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从思想上来看，可以说邹容继承了谭嗣同思想的精髓而有创新，在行动上讲，邹容为完成谭嗣同的未竟事业，除大力宣传革命理论之外，积极参加爱国活动，最后身死狱中，完成了一生理想人格的追求，而成为清末时期“最真诚的爱国主义者”。

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十分赞赏谭嗣同“冲决网罗”的进取精神，称誉谭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他少怀大志，忧国忧民。谭嗣同在湖南长沙掀起维新运动高潮时，陈天华正好就读于资江书院。为维新思想所鼓舞，陈天华作《述志》表达了“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参与变法”，“死而后已”的愿望。然而最为陈天华追慕的却是谭嗣同用流血启迪世人反清的献身精神。为挽救民族危亡，宣传反清革命，陈天华满怀爱国激情，用通俗流畅的文笔，著成《猛回头》和《警世钟》，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阐发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在宣传反满的《黄帝魂》中，陈天华把《仁学》的反满言论全部抄录进去，题为《君祸》，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很大的震动。陈天华力主反清革命，积极走上革命道路，为唤醒国人而投身东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种壮烈情形似乎与谭嗣同“坐而等死”有异，实际上是谭嗣同“流血救国”之气节人格在陈天华思想深处的真实反映。

湖南辛亥名将焦达峰，素以服膺“谭唐”著称，尤其高度赞扬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英雄气概。谭嗣同遇难，焦达峰即慨然宣称“吾惟有从谭嗣同之后耳”，表明了追求谭嗣同的志向。他后来出生入死，誓死报国。即使率师出兵，依然不忘供着谭嗣同的牌位。焦达峰毕生的品质和性格，无不深受谭嗣同的影响。

此外，湖南革命党人禹之谟、蔡锷、杨笃生等都吸取了谭嗣同理想人格的许多营养。冯自由视谭嗣同为兴中会早期的“革命同志”，赞扬《仁学》对“提倡排满及改造中国甚力”。烈士吴樾在《暗杀时代》中，引用谭嗣同《仁学》中倡导的“任侠”精神，“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鼓吹“暗杀主义”。有学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对谭嗣同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戊戌变法中，“只有谭嗣同、杨深秀最为卓厉敢死”。19lO年上海出版的《章谭合钞》，表明了当时人对谭嗣同的推崇，也反应了谭嗣同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地位。曾有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回忆说：“我们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学》这类书，才起来革命的”。总之，在清末时期，谭嗣同成为不少革命党人的精神武器，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三

清末时期，爱国主义风雷激荡，“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呼声，又揭开了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新篇章，维新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此起彼伏。戊戌政变，谭嗣同殉难，维新思潮虽依然存在，时或有高涨。然而维新志士和革命党人激起的追求谭嗣同理想人格的爱国思潮，逐渐汇入了民主革命思潮的洪流中，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和高涨，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近代中国由戊戌维新向辛亥革命嬗变的历史契机。

诚然，清末理想人格的追求思潮，不能完全归功于谭嗣同，但确乎有大批仁人志士在谭嗣同的直接影响下，挺身而出，为追求理想社会，振兴中华，富国强民而奋斗终生。同时，理想人格的追求是超越时空的，具有永恒性。但理想人格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其时代性和阶级性的深层内涵，即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其理想人格必然带有时代的特征，体现其所属阶级的政治愿望。毫不例外，谭嗣同在追求理想社会过程中体现出的崇高人格，依然具有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谭嗣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最终限定在资本主义这一层面上，因而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社会的真正之路，但历史是不苛求古人的，代表革新、进步、奋发向上的“谭嗣同精神”，已经纳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宝库之中，不仅激励清末先贤去“振兴中华”，而且对于当代的中华儿女献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依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