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构成戊戌时期启蒙思想的最强音。这从一般意义上说、从某人思想的侧重点来说，是可以的；但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谭嗣同和严复没有博爱思想。实际上，谭嗣同和严复的博爱思想，不但体现在他们提倡的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思想主张中，而且体现在他们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中。
一
甲午战争在近代中国是一个转折点。谭嗣同在甲午战后怀着“时局之危”、“图治之急”的心态，由旧学转向新学，设计出中西结合的理想社会模式。1895年，他就认为西人“家给人足，道不拾遗之盛”，与我国“唐、虞、三代无异”。1896年又说“西法之博大精深，周密微至，按之《周礼》，往往而合。”在1897年的《仁学》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逆顺三世”说。所谓“逆三世”，是由前太平世到前升平世再到前据乱世，历史是向后倒退的；所谓“顺三世”，是由后据乱世到后升平世再到后太平世，历史是向前进化的。谭嗣同生活的清末时期，仍为据乱世，其向前发展之理想社会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升平世，“于时为大一统”。二是太平世，“教主废，君主废，于时为遍地民主”。三是在太平世之后，再进一层，“无教”，“无民主”，“无地球”，“无天”，“一切众生，普遍成佛”。他又说：“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他还以三教比附三世，说：“以《公羊传》三世之说衡之，孔最为不幸。已为据乱之世，君统也。……耶次不幸，得伸其天治之说于升平之世而为天统也。……惟佛独幸，得毕伸其大同之说于太平之世而为元统也。夫大同之治，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父子平等。”随后，在《与唐绂丞书》中，又说明大同、小康之别：“何谓大同？《春秋》之言太平，远近大小若一。”“何谓小康？按切当时之情事，择取其能行者。”在1898年的《上欧阳中鹄》书中，说“南海先生传孔门不传之正学，阐五洲大同之公理”，并表示赞同。总之，“升平太平——一小康大同”是谭嗣同的理想社会模式。
严复也是在甲午战后感叹“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于是他大声疾呼，西学救亡，极力探求致治之道。在1895～1896年的《原强》和《原强修订稿》中，他就曾指出“至治极盛”和“太平”之世的表征：“夫古之所谓至治极盛者，曰家给人足，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假使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西洋诚为强且富”，仍有“均贫富之党兴”。在1895年的《救亡决论》中，说“兼爱”为“不变之道”。在1898年的《保教余义》中，则直接谈到“《春秋》则有大同之学”。他在1900年后翻译的《法意》所加按语中，更是多处谈及墨子的“兼爱”，孔子的“博施济众”、“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古代的“井田制”，西方今日之“社会主义”，等等，并说：“今之持社会主义，即古之求均国田者也。”可见“富强均平——太平大同”是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
二
谭嗣同和严复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在旗号、层次、思想资源、理论基础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
（一）都是从救国出发、以进化思想为指导而设计理想社会蓝图的
谭嗣同是在“日新”思想的指导下追求理想目标的，而他提倡“日新”的出发点是为了救亡图存。所谓“好新而兴”，“好古而亡”，正说明他提出的理想社会是向前看的，不是回复到远古“榛狉未化之世”。
严复是从西学救亡、后胜于今的思想出发追求理想目标的。他认为“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这里所说的“精微”，自然包括大同之学等等。他还强调“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据此，他对人们向往的“唐虞三代”提出置疑，认为“三代唐虞之治，必远过秦以来，此其说诚有不可尽信者”。
（二）都有二级理想社会层次
谭、严二人立足于中国现实，将升平世与太平世、小康与大同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别作为自己的近期和高级理想社会目标。
1．近期的理想社会目标
谭、严二人在甲午战后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并以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对中国封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企望中国由贫到富、由弱到强、由私到公、由不平等到平等，其中特别强调如下几点：
第一，建学兴机器，实现近代化，以收博施济众之功。
谭嗣同主张像西方国家那样，建学兴机器：“有矿焉，建学兴机器以开之；有田焉，建学兴机器以耕之；有工焉，建学兴机器以代之。”他认为，“富而能设机器厂，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发其覆，遂至充溢溥遍而收博施济众之功”。
严复也多次谈及西方国家的机械化，说“二百年来，西洋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际，殆无往而不用其机”。并说制造、铁路、轮船、矿务、邮电、学堂、海军等近代化事业和措施，“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应该仿效实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第二，科学救国，有修齐治平之功。
谭、严二人都主张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认为科学不仅可以救亡，而且可使国家富强。谭嗣同明确提出：“学问可以保国，有学而国乃可以不亡。”并认为“无诸学无以致富强”。严复既指出，“西学格致（即自然科学）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富强之基，本诸格致”。又说“学问之事，以群学（指社会科学）为要归。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
第三，批判君主专制，向往西方民主。
谭、严二人不仅抨击君主专制，而且批判其伦理基础“三纲”。谭嗣同大胆地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严复也指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谭嗣同说：“彼君主者，独兼三纲而据其上。”严复说：“三纲之义，正行于君主之时，正与其礼俗相得。”与此同时，他们又都主张君民共主，都强调民的权力，或说“民本君末”，或说“民重君轻”，民对于君有“共举”、“共废”的大权。认为这种民主制度是“伦常中之大公”，是“以公治天下”。但他们又认为，这种公议政事之民主制度，中国暂不能实行，这只是他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
2.高级的理想社会目标
谭、严二人既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治化隆”，“诚为强且富”，又认为他们并非“至治极盛”，“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他们当时看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主要是贫富不均，把西方社会主义叫做“均贫富党”。谭嗣同主张，“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使中国和西方各国均进入更高的“大同之治”。严复说，西洋各国“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因而提出了“致太平”、达“至治极盛”的高级理想社会目标。
综观谭、严二人的论述，其高级理想社会目标的情景如下：
第一，在社会经济方面。在机械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使社会更加富饶，并由贫富悬殊到贫富均平，家给人足。
第二，在社会管理方面。由有君主到无君主，无国家，无战争，远近大小若一，贵贱平，刑措不用，人人自由，遍地民主。
第三，在社会关系方面。由人与人之间的尊卑贵贱到人人平等，视其人，同胞也。
第四，在社会风气方面。民皆贤、皆智，无猜忌，无权谋，无彼我，社会为公，道不拾遗。
（三）都有两种思想资源
谭、严二人的理想社会模式是甲午战后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其思想资源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
谭嗣同受《礼运》大同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当他从梁启超处得知康有为“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之后，“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康有为说，谭嗣同“闻吾谈《春秋》，三世志太平，其道终于仁，乃服孔教精”。谭嗣同自己也承认《仁学》的思想来源包括“《易》、《春秋公羊传》、《礼记》”等等。
与此同时，谭嗣同亦深受西方社会主义、特别是《百年一觉》的影响。《百年一觉》出版于1888年，是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所著的幻想小说，风行欧美。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李提摩太翻译书中一部分刊登在《万国公报》第35～38册上，译名为《回头看纪略》，1894年广学会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百年一觉》。书中描绘了公元2000年时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景象：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美满幸福，精神生活高尚多样，人人平等，只有做官与做工的分工。此时“真所谓大同之世也”。该书出版后，对我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说，“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是大同的影子”。孙宝瑄在日记中写道，他读了《百年一觉》之后，“为之舞蹈，为之神移”。当时的中西书目、书录乃至光绪帝订购的西书中，也都列有这部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谭嗣同读了《百年一觉》。并说：“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这句话，正是中西思想结合在理想社会模式中的一种典型反映。
严复也是将传统的“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与西方的“均贫富之党兴”联系起来，将我国古代的“井田之制”与西方近代的“社会主义”相比附，并说：“今之持社会主义，即古之求均国田者也。”这种比附也是中西思想结合在理想社会模式中的一种反映。
（四）他们提出理想社会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自然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谭嗣同认为，“惟性无不同，即性元不善，故性善之说，最为至精而无可疑。他虽然讲人性善，但对人的情和欲是充分肯定的，认为“言性善，斯情亦善”。“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从而使其带有自然人性论的色彩。他在谈到“以太”之“显于用”时，曾提到孔子之“仁”，墨子之“兼爱”，佛教之“慈悲”，耶教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认为“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可见，《仁学》的前提就蕴涵着谭嗣同的人道主义思想。
严复也认为“斯民之好善固同”，“仁心之用，发于至性之自然”。他从这种自然人性论出发，强调指出：“使人道必以仁为善长，则兼爱之说，必不可攻。”他不仅肯定墨子的“兼爱”，就是对孟子的“恻隐”、耶教的“爱仇”也深表赞同，他不仅认为“独平日冒险救人，本于人心”，就是西方“持社会主义”的人，也是出于“怜悯”之心。他把西方社会主义者统归之为人道主义者，显然是缺乏科学分析的，但这正反映了严复自己提出理想社会模式的人道主义思想基础。
三
谭嗣同和严复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在思想渊源、具体内容、实现途径等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首先，在思想渊源上有所不同。
谭嗣同理想社会模式的产生，深受康、梁的影响，打上了儒家大同思想的烙印，但他的大同理想却主要是构筑在墨家思想基础之上的。他曾多次说过，他曾“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就踵之志”，“自惟年来挟一摩顶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诸说”，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他还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仁而学，学而仁”，二者紧密相联。他以这两派为基础，“近合孔、耶，远探佛法”，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从主导方面来说，他的大同理想可谓之墨家大同说。他把大同理想和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更具有传统色彩。
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受西方的影响较大。他认为应先通西学，然后反观中学，才能看清古圣先贤的“精意微言”。他进而提出了两个不易之理：“建国立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图，分民分土、地丑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此不易之理也。”“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欧洲国家就是通过自由竞争而达到“富强之效”的。这就是所谓“始于相忌，终于相成”，“顺乎天演，则致治终成”。这里所说“终成”的“致治”之世，应是比欧美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换句话说，他是主张通过竞争最终达到高级理想社会的。这显然是受了英国达尔文进化论与斯宾塞社会学的影响。这种矛盾思想正如《天演大同辨》一文所说：“天演家之言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大同家之言曰：‘众生平等，博爱无差。”’二者之间是对立的，但又有统一性，“大同者，不易之公理也；而天演者，又莫破之公例也。公理不可刹那弃，而公例不能瞬息离。公理固可宝爱，而公例又非能避弃。当事者亦惟循天演之公例，以达大同之公理耳。”据此，严复受西学影响较大的大同理想可谓之天演大同说。他把大同理想和西方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更具有近代特色。
其次，在具体内容上也有所不同。
严复主要是强调“富与强”的近期目标和“贫富均”、“家给人足”、“刑措不用”的高级目标。
谭嗣同则具体地阐述了升平世与太平世的差别，以及太平世之后“至矣尽矣”的景象，由有教主、有君主到无教主、无君主、遍地民主，再到无教、无民主、无地球、无天，一切众生，普遍成佛，显示了他浓烈的佛学气味和公羊学者虚无飘渺的理念，比起严复既具体又激进。
再次，在实现途径上的不同。
谭嗣同和严复虽然都主张通过改革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但在具体途径上却有所不同。谭嗣同由于崇尚墨家的任侠、反抗精神，佛家的无畏精神，形成了他思想深层中的叛逆性格，致使他在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上，比严复更为激烈，主张“杀身灭族”、“流血复兴”，因而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政治斗争，以期实现近期目标，向高级理想目标迈进。
严复则认为，“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有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否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因而他主张通过宣传和教育，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高人的素质，以期达到彻底实现贫富均的高级理想目标。
四
从谭嗣同和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其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些认识。
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理想的民族。理想既是目标，又是动力，它激励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不息。古代如此，近代亦然，谭嗣同和严复都是近代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而英勇战斗的卓越代表。
第二，谭嗣同和严复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将传统的大同理想和西方的近代社会主义嫁接起来，实现了大同理想的转型，设计了高于资本主义的未来理想社会，具有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同时又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强调首先要向西方学习，实现机械化，发展科学，达到国家富强的近期目标，这是现实的，可取的。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大胆追求，也为以后西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第三，谭嗣同和严复在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上具有不一致性。谭嗣同热心于政治活动，严复致力于思想启蒙。但他们都为实现近期和未来理想目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社会进步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功不可殁。
第四，谭嗣同和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还是肤浅的。他们在甲午战后“学问饥荒”的环境之中，冥思苦索，绘制理想蓝图。然而，谭嗣同对西学了解甚少，严复对西方社会主义亦知之不多，他们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有消灭贫富贵贱差别、要求人人平等的一面，但总的来讲，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肤浅的，而且自觉不自觉地宣传了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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