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宗棠的评价问题，近年来仍见仁见智，说法不一。为“笔谈”所刊“阶段功过论”、“方面功过论”则尤为轩轾。笔者不揣浅薄，拟就“阶段功过论”和“方面功过论”这两种评论方法提出自己的意见。

持“阶段功过论”者认为，对左宗棠应当根据其“实际事功”，以1873年为界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杀人盈野”血债累累的“刽子手”，“重要的反动人物”；后期是一个“顺乎人心、功在民族的爱国者”，“进步人物”。

持“方面功过论”者则主张从“政治思想”和“实际事功”来评价左宗棠，一方面他“镇压人民起义”、另一方面又“抗击外敌侵略”，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军事家。

两种评价有一致之处，而区别在于所据的角度不同；一个纵切面，一个横断面；一个以时间，一个以空间来分析左宗棠。但是，总的评价如何，好象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

“阶段功过论”仅仅从阶段看问题，而没有从总体上找“倾向”；而“方面功过论”宥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矛盾，忽视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因此这两种评价的方法和结论都是值得商榷的。

那么，评价历史人物应当遵循一个什么原则？我们又怎样给左宗棠一个总的评价呢？马克想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早就告诉我们，必须把一定的历史人物“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二、第512页）进行考察，看他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一种什么思想倾向，并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据以考察整个一生和全部表现，并从中找出规律性和本质性的东西来。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封建制度腐败衰朽，外国资本主义不断入侵，莽莽神州大地，处于亡国危机之中。因此，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反对清王朝对内的封建统治和对外的屈辱投降，促进国家富强，发展资本主义，这便构成了近代中国的时代潮流。而三者之中，最主要的又是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一个近代历史人物如果能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代表这一时代潮流，并顺应这一潮流，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就应该给予他肯定的评价。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我们认为主要的思想和活动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一位地主阶级中杰出的爱国者。其理由是：

第一，中华民族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关头，面临斗争与妥协，抵抗与投降的大是大非问题，左宗棠始终如一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是坚定的抵抗派，并有卓越的贡献。在两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新疆危机，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他反帝爱国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鲜明的。他曾满怀壮志，希望以有生之年“非将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向往“收回祖界”，恢复主权的一日。他以坚定的抗战派、爱国者姿态尽其天年，爱国主义的思想与行为贯穿了他整个一生。

第二、左宗棠举办洋务企业，是因为他怀有不甘屈辱落后，为国家和民族奋发图强的理想。他跟上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时代潮流。而且，他的目的除寓有镇压人民起义和防御外侮的因素外，还包含保护民族经济，抵制外来经济侵略的因素，并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社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左宗棠一生、功大于过，与同时代人物相比，是突出的。无庸讳言，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其立场、态度是坚决的，罪行是严重的。然而，全面衡量，收复新疆则是他为祖国和民族立下了一个巨大功绩，是他一生中最突出的事业，其影响、意义不仅超过他其它事业的总和，而且也是林则徐、冯子材等人的爱国功业所未可企及的。其时，收复新疆之役是人所不愿为亦难为的大任。左宗棠力排众议，“引边方艰巨为己任”，为收复国土起了重大的、关键的作用。而且，他舆榇临边，积极备战，为伊犁的归回祖国，充当了坚强后盾。中法战争，尽管清最高统治集团一再挈时，他仍以“伏波据鞍之概”，为抗法斗争贡献力量。他大力整顿东南海防，保证了东南防务的安全；组织援越军火、军队、为镇南关大捷费尽了心血；又积极筹划援救台湾和浙江定海的战事，以壮我军声威，其功绩是不可埋没的。就思想意识来看，左宗棠承袭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为我用”的传统、热心洋务，是中国近代洋务派中具有积极作用的一翼。他的洋务活动对中国海军的建立以及中国第一代科技、海军人材的培养、对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对抵制西方侵略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左宗棠尚能体恤人民困苦，自以“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为念，很早即有忧民、立功立业的志向。由此自少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对农学、兵事、地理等很有研究。从政以后，在所供职地区革除弊政、救灾救荒，发展生产、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铙有政声治绩，有的至今仍为人民所称道。特别是他关于建立新疆行省、开发西北资源的思想，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因此，可以说左宗棠也不失为一位有作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改革者。

我认为赵世培同志提出的“阶段功过论”仅以阶段性的“实际事功”作为考察对象，是不够的。因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都是一定思想指导的，而一定的思想又受一定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的支配。如果不把左宗棠一贯的、主要的思想倾向和阶段功过联系起来分析，就不易给左宗棠作出科学的评价。我也认为张德学同志提出的“方面功过论”，强调动机与效果、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原则是正确的，但说左宗棠“反人民也好，反侵略也好，统统是在‘忠君报国’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却难苟同。事实上，左宗棠“反人民”与“反侵略”的动机并非完全一致，而是有很大区别。不可否认，当外敌入侵时，左宗棠是因“忠君报国”而战，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心在驱使着他效命疆职。因此，给左宗棠冠以“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的头衔是不过分的。不能用动机的“始终如一”来否认事功，更不能因为左宗棠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就只敢说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不敢对他作出“杰出爱国主义者”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