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来，史学界某些同志根据左宗棠曾经勾结法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来又依靠法国人和购买法国设备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事实，认定左宗棠是一个“亲法派”人物。这个论断，我以为不够妥当。

所谓“亲法派”，顾名思义是指左在一生活动中，秉承法国侵略者的意旨，执行了有和于法国侵略中国的政策和主张，充当了法国侵略中国的代理人。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

勿庸讳言，左宗棠在走上政治舞台大显身手的前期，有勾结和依靠法国侵略者的一面，与法国的关系较为密切，有亲法的倾向，但还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亲法派”那样的程度。他在浙江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镇压太平军，这是当时清政府“借洋兵助剿”的反革命政策的一个表现。作为忠实执行者的左宗棠，负有不可推脱的罪责。但除此而外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别的出卖民族利益给法国的事情。福州船政局创办时，左宗棠重用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任命他们为船政局的正副监督，给他们以代购各种设备，代雇洋匠的全权；船政局的制造、驾驶“一切事务仍责成该两员承办”，使得船政局出现“事资洋员，制资洋法，科资洋产”的严重情况。这种反客为主的做法，不管左宗棠的主观想法如何，它确是部分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也是船政局不能顺利发展最终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必须看到的。看不到这一面，不加区别的肯定一切或进行什么辩护，都是不应该的。但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另一面，即左宗棠在主观上确有“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和“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的指导思想。并与日意格等签订了“建厂合同规约十八条”和“雇聘洋员合同规约十四条”，规定了按期完成的任务，和雇员在“限满无事，该正副督工及各工匠等概不留用”的内容，而且日意格、德克碑还向左宗棠立了“保约”，保证按时完成上述两约规定的任务，遵守各项规定（《洋务运动》第5册第34—56页）。这些说明，左宗棠在主观上还不是为了迎合法国侵略的需要，而是企图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军事工业，使中国走上强盛的道路。

对统治阶级，特别是洋务派对外国的态度，我们从来不主张只看他们的言论就给予他们什么“反侵略”和“爱国”的美称。因为在他们的言论中，不管是谁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可找出不少的为国为民的“闪光”语言，可是其行动则相背。但我们肯定了左宗棠的上述那些言论及其表现出来的思想，这是因为左宗棠在对外国侵略的态度上，一贯与李鸿章不一样，他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硬骨头，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不仅有反侵略的言论，也有反侵略的坚决行动；不仅反对沙俄、日本、英国的侵略。也反对法国的侵略。在中法战争中，他是坚决的抵抗派，可以说是中法战争时抵抗派的首领人物。他在中法战争中的行动证明了他不仅不是“亲法派”，而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法国加紧进犯越南，并把侵略矛盾指向中国滇、桂边境时，他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力主抵抗，并在所辖的两江区域内积极设防备战，还亲临战略要地督察。

第二，他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法国是可以打败的，强调指出如果不抗法，一味妥协退让，在列强环视的情况下，后果将是不堪设想。还认识到如果在抗法战争中取胜，中国的地位将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第三，他不仅力主抗法，而且积极要求亲临前线。他向清政府表示：时局江河日下，我愿亲往滇、桂督师，“自揣衰庸无似，然督师有年，旧部健将尚在，足以抗击法军。揆度时势，大有可为，定能克敌制胜。不敌则治其罪，以谢天下，此一劳永逸之策也”（《左文襄公全集》时务说帖第4—6页）。他不仅对皇帝这样讲，还写信给朋友说：国家处此危亡之秋，即使“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26卷，第44页）。表现了誓死报国的决心。马江战役后，他授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据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说，左宗棠奉命后来谈：“仍伏波据鞍之概，其志甚坚，其行甚急”（《中法战争》第5册，第52页）。左宗棠到达福建后，就积极整顿防务，派兵增援台湾。最后积劳成疾，死于营中。

第四，他反对李鸿章的中途妥协投降，对《中法简明条约》逐条进行驳斥，指出一意求降，将使“各国从而生心”，中国将永无宁日，认为“非决计议战不可”。

另外还有他称赞刘永福的抗法功绩，支援刘永福的抗法斗争等，这些坚定的抗法行动，显然是“亲法派”人物万万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