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是人们熟知的、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在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的历史进程中，左宗棠的一生是充满矛盾、呈现出繁芜交错面貌的一生，研究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对揭示我国近代史上各种矛盾斗争的真貌当能起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同时，以尊重事实的态度来评价左宗棠的历史功过，表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今仍不能不产生伸张正义、鼓舞士气的积极社会效果。

对左宗棠进行研究，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左氏去世的第三年（即一八八八年），左的子孙即开始编辑他的全集，“于戊子夏已编校，至辛卯秋剞劂工蕆，（《左子异行述》第3页），历时三年，纂成一百十八卷。随后，又由罗正钧撰写《左文襄公年谱》十卷，罗的《年谱》引证了大量原始材料和各种有关著述，被称为“旁摉博辑，考证最精”（同上）。当然，《年谱》作者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为左宗棠树碑立传的，目的在于勾画一个“中兴名臣”、“倜傥儒将”的形象。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的研究，只能说为后人研究准备了比较完备的材料。

辛亥革命前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家们批驳君主立宪的谬论，使人耳目一新，但评论到左宗棠时，却不一笔骂倒。象章太炎既指责左宗棠“为虏将兵，以敌洪氏”，又肯定他治军严整，“士卒有创伤平民者，必诛无贷”（章太炎：“《革命军约法》问答”，《民报》第22期），且视左为从古以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物，赞叹“他那出奇制胜的方略，毕竟令人佩服。”（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期）。

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宗棠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所谓“边政”遂为人们所注目，左宗棠收复新疆这段历史也就自然引起了广泛兴趣。在这段时间内，曾先后发表过一些论文和专著，某些研究新疆的专著如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1937年5月初版），李寰的《新疆研究》（脱稿于1944年春）都有专门章节论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事迹。后来还有人进一步就左宗棠与西北地区做专题研究，如秦翰才撰成《左文襄公在西北》（1946年重庆初版），卢凤阁著《左文襄公征西史略》（1947年写成于重庆）。一些杂志也发表文章肯定左宗棠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如《边铎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方骥《左文襄公治理新疆政策之研究》的文章，编者在按语中说：“作者因感于九•一八事变，深惧国防之可忧，故草斯文。”一九三二年初姚欣安写了《清末新疆政策底史的发展》一文（载《西北研究》第三期），作者写道：“回忆清末时代新疆之危机，能不令人感到左宗棠之可钦乎！鄙人草此文之目的，亦在所以表彰民族之功臣，而不愿使之遗恨九泉也。”

此时，已有人开始撰写评述左宗棠一生活动的传记。一九四二年，戴慕贞写了《左宗棠评传》，秦翰才也曾写过《文襄公叙传》（未出版），张振佩写了题为《左宗棠》的小册子（一九四八年中华书局版），此外，一九三八年还出版了陈其田用英文写的一本重点讲述左宗棠洋务活动的传记——《左宗棠：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开拓者》（Tso Tsung Fany，Pioneer of the Modern Dockyard and the Woollen Mill in China）。在此期间内，左宗棠研究不仅为国内学人瞩目，也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注意，一九三七年，美国人倍尔斯（W.L.Bales）写的《左宗棠传》（全名为《左宗棠——旧中国的战士和国务活动家》，Tso Tsung Tang，Soldien and Statesman of Old China）在上海问世，该书关于左氏事迹主要取材于罗正钧写的《年谱》，其较为有价值的部分是记述左宗棠在西北地区活动的章节。一九四二年，日本人西田保又写了一本《左宗棠与新疆问题》的书（属于“大陆发展从书”的一种，在东京出版），这本书除了服务于日本侵华政策这一明显目的外，还有一个很大弱点，印（即）很少使用第一手材料——《左文襄公全集》，这恐怕是外国人写中国人物的一个通病。

这一时期出现的一股左宗棠研究热，是与民族危机严重这个历史背景分不开的，但研究者们的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也显而易见，他们的著作在观点乃至史料运用上都存在着不少错误，尽管如此，毕竟还是做了些有益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同志用唯物史观，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评价历史人物。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谴责，但由于缺乏全面分析，只能在刽子手的行列中找到他的位置。五十年代，围绕对阿古柏政权性质的讨论，一些同志对清兵西征开始给予积极评价。范文澜同志在《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九版（一九五五年版）中论及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也曾实事求上地指出：“这个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一九五七年，《史学月刊》第七期上发表了解放后研究左宗棠的第一篇专论——“左宗棠述评”（作者崔继恩），该文虽没有摆脱建国以来评价的窠臼，可注意到了“左宗棠也还有他积极的一面”，“掩盖或一笔抹杀左宗棠尚可肯定的一面”，“是不恰当的”，但文章反对左宗棠是爱国主义者的提法，认为如这样看则“是十分有害的”。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学术思想的活跃，左宗棠研究也别开生面，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杜经国同志写的《试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文，指出左宗棠足（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在抵抗外国侵略，巩固祖国西北边防方面，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他“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封建政治家”，从而为这个专题研究投进了一块激起波漪的石头。

此后，左宗棠研究重新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共发表了大约十二篇专论，主要集中论述左宗棠收复新疆和办洋务的活动。马正林认为，左宗棠“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新疆的问题上，却与李鸿章截然不同，成为清朝统治阶级中爱国人士的代表”（“论左宗棠进兵新疆”载《陕西师大学报》79年第1期）；杨策认为：“我们必须对左宗棠作出一分为二的评价，既不可否定他镇压人民的罪行，也不可抹煞他规复新疆的功劳”（“左宗棠与规复新疆”《中央民族学院学报》80年第2期）。对于左宗棠办洋务的评价，亦有同志提出一些新看法，何玉畴、杜经国认为：“左宗棠办洋务，虽然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其侧重点显然是反抗外国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甘落后的民族自尊和志气，具有爱国主义性质”（“试论左宗棠与洋务运动”1979年1月17日《甘肃日报》）；夏东元认为“左宗棠有着地主阶级改革派遗风并有所发展”（“有必要摘掉左宗棠的洋务派帽子吗？”（1979年2月9日《文汇报》）；余尧认为“尤为可贵的是，左宗棠在洋务活动中提出过官办不如商办的主张”（“左宗棠与兰州机器织呢局”《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张灏认为“左宗棠学习西方更着重于求实”，“从他的思想出发更容易走上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左宗棠经济思想初探”《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在如何评价“海防与塞防之争”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意见。夏东元认为“左宗棠的一切活动和海防塞防之争，是不能不反映他的集团利益及湘淮二系之间的矛盾的”（“有必要摘掉左宗棠的洋务派帽子吗”1979年2月9日《文汇报》）；杨东梁认为，海防与塞防之争“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看作是两个集团争权夺利的派系之争，它是要不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要不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的斗争”（“‘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1981年2月10日《光明日报》）。

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王震同志对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意见，他提到“对历史人物要分析，不要简单化，不要有片面性”，并指出：“象左宗棠这样的人物也要具体分析，一方面他镇压人民是有罪的，另一方面他在后期也捍卫过中国的主权和领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抵抗了英国和沙俄的扩张，对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有功绩的。”这个讲话进一步推动了左宗棠研究深入。一九八三年八月，王震同志在会见左宗棠的曾孙、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北京化工学院教授左景伊时，充分肯定了史学界重新评价左宗棠是“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并着重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历史地看问题，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左景伊：“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1983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

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左宗棠研究全面铺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这两年中，先后发表了有关左宗棠的论文、文章近五十篇。《湖南师院学报》从1988年第二期起还开辟了“笔谈左宗棠”的专栏，有助于活跃学术气氛。最近，该学报编辑部发表文章，综合了近年来左宗棠研究的基本情况，提出了如何使左宗棠研究深入下去的建议。这是值得赞同和扶持的。

更为可喜的是从一九八三年起研究左宗棠的专著亦开始问世，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杜经国写的《左宗棠与新疆》（1983年2月第一版），作者对左宗棠粉碎英、俄帝国主义瓜分新疆的阴谋以及收复新疆的准备、经过、善后措施做了详细、系统地介绍。该书立论严谨，叙述明快，语言生动，不失为一部佳著；同时，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董蔡时写的一部《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亦有出版左宗棠传记的计划。

台湾在一九五七年曾出版过李少陵写的《左宗棠》一书，一九八一年又出版了张家昀著的《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一书，其《湖南文献》等杂志亦曾发表过有关左宗棠的研究论文。

海峡两岸都出现了一股左宗棠研究热。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炎黄子孙，正如王震同志所说：“现在海内外一切愿意看到祖国富强和统一的炎黄子孙，都在采取各种方式，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目标的实现，这就是可贵的爱国主义。爱国已形成一个宏大的历史潮流。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