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随家人迁居长沙明德中学校内教员宿舍，住了三年左右。年纪虽小（仅有5岁），对胡老校长印象极深。每次他来我家看望我的父亲时，我总是依偎着父亲，详细凝视着胡老校长的美髯。

胡老校长对师生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他不仅给教师丰厚的生活待遇，而且给予教师充分的自由，俾能发挥所长，为教学服务，从而培养出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

家父出身寒微，从幼年时代起即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只有在明德中学任教的五年是家父一生中生活最安定、心情最愉快、读书最多，创作最丰的五年。除为湘君杂志撰文外，诗作就有八十多首。由于胡老校长为明德呕心沥血，常年奔波在外为学校募集基金，同时又因胡老校长厚遇教师，许多闻名于全国的学者如词章专家刘永济先生；研究韩愈的学者刘朴教授；诗人苏曼殊等均先后来到明德执教。这就是当时誉满全国的一句话：“北有南开，南有明德”之说。

1925年4月，家父受西北大学之聘离开了明德，为此胡老校长在北京时曾与家父的至友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发生一次小小的争执。胡老校长要坚决挽留，而吴宓教授则主张家父去西安。经过一再协商，最终得到了胡老校长的谅解，家父才从北京动身去西安的。后来家父每谈及这件事的时候还感到对不起胡老校长。老校长考虑到我家人口多，仅家父一人工作，而明德又陷于经费极端困难之中，老校长出于爱护家父而同意他离去的。

1932年上学期，家父在故乡江津中学校长任内因积劳成疾，又因庸医之误，一病不起，仅十二天病就丢下我们老幼七人走了。家父的学生周光午（湖南宁乡人，明德学生）在协助料理完丧事后带着我刚从聚奎小学毕业的弟弟汉骥来长沙进入明德中学初中部念书，直到弟弟1934年读完初中二年级才离去。1933年暑期，我从聚奎中学毕业后，周光午又命我来明德考高中，可惜我因成绩不佳未被录取。虽然我不是明德的学生，我对明德的感情是极为深厚的。

1936年秋，周光午从湖南来到江津，担任聚奎中学校长，聘我去教英文。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日寇节节胜利，攻陷了许多大中城市。胡老校长因日寇逼近长沙逃难来到重庆。1939年上学期，周光午校长邀请胡老校长来黑石山聚奎中学小住。黑石山风景优美，离白沙镇有八华里，空气新鲜，还可避空袭。胡老校长到校后，周光午安排老校长在一问比较宽敞而凉爽的居室住下（现在是聚奎中学的会客室，1996年9月26日下午，来江津参加家父诞辰百周年座谈会的明德中学代表梁赐龙先生同我一起在胡老校长住过的室内照了一张像作纪念）。

当时周校长给我一项特殊的任务，安排我的妻子为胡老校长备办伙食。每日三餐由我的妻子弄好菜饭后亲自送到老校长的居住内供他用餐，直到胡老校长离开时为止。我的家人非但没有感到是个负担，一致认为侍候胡老校长是一项光荣的任务，皆乐意去做。

我因课务繁忙，除担任三个班的英文课外，还兼级任导师（即现在的班主任）。当时正值全国人民如火如荼地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之中，聚奎中学的师生也不例外。我也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经常到白沙镇上和附近农村活动。除胡老校长刚来聚奎中学时我去拜访过几次外，后来就少有时间再去恭聆教益了。每次拜见他老人家，总是那样的慈祥、谦和、平易近人，特别对我的祖母母亲非常关怀，常常问及她们的健康情况，使我非常感动。胡老校长从重庆来到黑石山的第二天即去校园内先父墓前拜谒，并吟诗表示他老人家对家父的深切怀念，由此足见胡老校长与家父友情之深厚。胡老校长在聚奎中学住了大约半年的时间便去重庆儿子的家去了，此后我也再未见到胡老校长了。

兹值胡老校长诞辰125周年之际，缅怀胡老校长创业之艰辛，对中国教育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令我们后辈敬佩无比；对我家父以及家人的关怀与帮助，白屋子孙后代将永志不忘。我坚信明德中学韵师生在胡老校长办学精神的感召下一定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创造出更为优异的成绩，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