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务运动中，郭嵩松以一个洋务理论家的身份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并成其中独树一帜的一位。他思想独特，没有停留在对声光化电、坚船利炮的褒扬上，而是试图由表及里地对西方社会的政教风俗进行剖析，他说：“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并且认为只重视物质层面的吸收与引进，是不可能从根本上使中国富强的。这在当时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郭嵩焘生于1818年，卒于1891年，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郭嵩焘从小就饱读四书五经，后相继乡试中举和考取进士。1953年被授官翰林院编修，此后，历任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等官职。1877年，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在出使之前，郭嵩焘遭到了恶毒的人身攻击，被骂为“汉奸”、“贰臣”。当时有这样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以此讽刺郭嵩焘是少见的无能之辈，在国内作不了官而出使英国去侍奉洋鬼子，是对华夏祖先的叛逆。但郭嵩焘仍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于1877年初出使英国，到1878年奉命兼任驻法国公使，再到1879年初销差回国，在这两年多时间，他观察了伦敦等大城市的市容建筑，了解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并且把从上海到伦敦50天里的日记整理成《使西纪程》，钞寄清廷总理衙门。此书在国内反响激烈，人们争相传阅，但在清廷内部却引起了轩然大波，顽固的保守派士大夫们将它视为洪水猛兽，大肆进行攻击，有人说郭嵩焘已中“洋毒”，有人污蔑郭嵩焘居心叵测，有二心于英国。郭嵩焘回国后，就回乡隐居，在长沙城南书院讲学，并筹建了思贤讲居。同时，外界的非难与责骂、内心的孤独和苦闷却是郭嵩焘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1891年，郭嵩焘郁郁而终。

郭嵩焘之所以被人们视为异类，那是因为其思想较同时代的思想的独特性，尤其是他的洋务思想

1、知情、顺势、求理乃办洋务的根本

郭嵩焘认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可以看出，郭嵩焘已意识到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得国际局势里、面对西洋人入侵中国这一千古未有之变局，他认为即便是“圣人生于今日，亦无能攘而去之。其机要全在应付之当否。诚得其要，可保百年无事，否则其祸亦立见”，所以必须通知夷情，兴办洋务，才能求得应付之方与自强之道，1875年，在其上奏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中，更明确地提出：“中国与洋人交涉，必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先，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可见，郭嵩焘把努力专察世界情势，“通知夷情”作为办好洋务的一个首要前提。

与此同时，郭嵩焘认为办好洋务必须顺其势而求其理。郭嵩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承认洋人入中国，即为洋患，是中国千古未有之变局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而且头脑十分清新，他认为，既然洋患已入中国，就应当正视这个社会现实，应当去了解他们，考察世界大势，从而找出一个“善处之方”，这就是郭嵩焘说的“求其理”。同样，在其1875年上呈给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中，也曾谈到顺势求理的问题，他说他在任广东巡抚期间，曾与英国领事谈论制轮船、机器、铁路的方法及利弊得失，从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因此他建议中国也应当认清这是一条国家富强的好办法，知情、顺势、求理在郭嵩焘看来，确实是兴办洋务的根本。

2、学习西洋立国、本末相辅以致富强

郭嵩焘把洋务划分为本末两大内容，指出在办洋务过程中除了模仿西方坚船利炮外，还应当学习他们的政教风俗和各种创制，并且认为前者是“末”，后者是“本”、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权，其末在商贾。”在《使西纪程》中，他称赞西洋立国二千余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并且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十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同时，他注意到振立朝纲、勤求吏治，和辑人民，任用贤人及人心风俗之淳厚本是治国之基础，”无人，则练兵、制器、造船等洋务事业皆为空洞之论。因此，郭嵩焘认为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学校教育对国家富强有重大作用，也就是说，他所认为得政教、人心、学校这些才是国家举办洋务所应注重的“本”，只有把西方的这些“本”学过来，改善中国的落后衰败的“本”，才能达到以西方的“末”来振兴富强的目的，倘若舍本逐末，则难以实现洋务的目的。

由于郭嵩焘的思想不同于一般洋务派的思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郭嵩焘划分到早期维新派之列？我认为郭嵩焘是一个洋务理论家。虽然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有着紧密联系，但更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至少可以通过一下两个标准来划分：第一，是否主张和扶植民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第二，是否提倡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议会制度去批判和改造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

第一，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是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突破点，在郭嵩焘的思想里，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议院民主制度尽管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赞许和向往，可就是没有作为一种改变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主张提出来，更没有向最高统治者以奏疏的形式上呈，他只是在日记中把议院制作为一种向往的东西记载下来，并没有以它来改变中国政教风俗的主张，相反倒是从中国政教风俗的角度出发来对待、判断西方的政治文明。完全以传统文化思想作为基础来判断观察当时的政治经济得失。人心风俗的教化和纯正，在郭嵩焘那里成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根本前提，于是，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思想再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改良方面考虑，而是把思想的重心倾移到学校和吏治方面，从而偏离了政治制度的改革这一时代主题。

第二，在经济方面，郭嵩焘主张民、商自办企业，自开利源思想作为“末”的方面，必须服从他思想中“本”的方面，服从他希望大清王朝“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国家磐国之基”的政治目的。反过来，这一政治目的可能正好制约他所提倡的民办、商办企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潜力。此外，他在原则上是借英国富强之理谈民间经营工商业的，但对具体怎么办，则缺乏具体的建议，又例如郭嵩焘是主张通商的，但是并不像早期维新派那样主张“商战”，以上都可以作为郭嵩焘的思想难以达到早期维新思想的佐证。

无可否认，郭嵩焘作为近代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比那些虽慑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仍循循陶醉于王道教化的洋务大员们确实要多几个视角，多几层心里感受。但就总的思想体系倾向来说，他仍没能从洋务派行列中分化出来。在洋务与维新之间，他代表着洋务思想的新时代趋向，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洋务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