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史上，湖南湘阴的郭嵩焘是越到后来越凸显其价值的一个人物。可是他当日所受之谤，也实在太厉害了一点，就连慈禧太后，在召见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时，也禁不住为他抱一声屈，说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郭嵩焘为什么会惹得天下非议？不外两个原因，一是他走在了时代前列。郭氏是对世界认识最深刻的人，能得到后世的无限尊崇，但在当时他却是孤独的；二是幸乎不幸乎，他碰上了“马嘉理案”。英国翻译官马嘉理在中缅边境被戕，清廷被迫答应派钦差大臣前往英国致歉，而郭嵩焘在朝野中恰有精通洋务的名声，于是郭嵩焘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 那时的外交官在人们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和地位，现代人很难想像，读读大名士李慈铭的一段议论就知道了。李慈铭在日记中谈到派驻外使节时愤愤地说道：“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监策，随其嘲笑，徒重辱国而已。”原来，在李慈铭的眼里，到异国当外交官，简直就等于去做人质！他的话，适足代表当年士大夫舆论之一斑。而郭嵩焘又是一个不为浮议所动的坚毅之士，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写出了后来脍炙人口的《使西纪程》，平实客观记述他眼中的西方世界，这就更给了攻击者口实。

多年以后梁启超回忆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文明。嗳呦！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 攻击郭嵩焘的人很多，最激烈的偏偏是他的乡党。而最值得注意的，在不满郭嵩焘的湘籍士大夫中，又以著名学者、诗人王闿运为特出。 王氏对郭嵩焘的讥诮，《湘绮楼日记》中颇多记载。光绪二年九月十八日记，“闻郭嵩焘刘锡鸿即赴西洋，衔命至英吉利，实以马嘉理之死往彼谢罪，尤志士所不忍言也。”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又记，“阅《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夸饰，大率颂其富强，为中国所不及。嵩焘自前年被召，即大为清议所贱，去年夷人至长沙，将建天主堂，其乡人以嵩焘主之也，群欲焚其家，值湖南乡试，几至罢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光绪三年八月三日，近传骂筠仙一联云‘出乎其灯，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至羞与为伍。……阅筠仙海外日记，殆已中洋毒矣。”王氏日记中透露了丰富的信息：那副形式上够得上精巧的辱骂郭嵩焘的对联，并非如许多书籍所记载的那样，为王闿运所撰，不过对联所传递的情感，与王氏本人如出一辙；湖南士子甚至几乎为郭嵩焘而罢考，可见郭嵩焘当时的压力之大；…… 为何说王闿运讥诮郭嵩焘最值得注意呢？原因有二。一是他俩同为湖南名人，本来是老朋友，王氏日记中常有他们往还、讨论学术的记录；二是王闿运知识素养之深厚，堪为一国翘楚。可就是这样一个满腹诗书的饱学之士，却在对西学的认识上，“泯乎众人”，原有的深厚知识素养在这里起到的，反而是逆作用。当年王闿运嘲笑郭嵩焘，当然是信心满满，自以为真理在握。他哪会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历史嘲笑的，反倒是他自己？ 王闿运嘲笑郭嵩焘，却终为历史所嘲笑，让我们明白，一个人不妨有文化自信，但如果前进一步，发展为文化自负，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样极易导致为成见所囿，对别人的优长之处也嗤之以鼻。不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文化自负发展到极端，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