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芳、王漱芳是民国时期贵州盘县出类拔萃的人物，在军阀时期的贵州、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政府中，都颇有名气。但两兄弟的结局都很不幸，都是被谋害而死。然究竟凶手为谁，又具体是受何人指使，以及谋害方案的内情，至今仍然是疑案。
王庆芳生于清光绪15年（1890年），自幼喜武，清末先到贵阳读陆军小学，后赴湖北武昌读陆军中学，毕业后考入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贵州籍的国民党著名人物何应钦、谷正伦、邓汉祥等都是贵阳陆小和武昌陆中的同学。从保定军校毕业回贵阳，已是民国时期，在黔军任职。贵州讲武学校成立，何应钦任校长，王庆芳到该校任教官，后升任教育长。贵州军阀“五旅争权”，何应钦出走，王庆芳接任讲武学校校长。袁祖铭、周西成时期，曾在黔军中担任过混成旅旅长、师长、四十三军代军长等职务。
1935年，蒋介石借追击红军之机，削弱贵州军阀势力，加强对贵州的控制。吴鼎昌来贵州担任省主席，王庆芳被任命为第三行政督察区（兴仁专区，管辖盘江流域八县）专员。他在任期间，对盘江流域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在交通和教育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盘江流域各县之间当时的一些道路，是他力主开拓和整修的。数年后，倦于任官，离职去昆明居住。1939年返还盘县，意在归老林下，清享晚年。
1946年，国民党政府根据其宪政方案，实行参议会制度。王庆芳受盘县各界推重，选为县参议会议长。他为家乡和老百姓着想，经常在县参议会上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并指斥弊政，弹劾官员。侃侃而谈，无所避忌。因而逐渐与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驻县保安团，特别是县党部书记长雷振富发生严重矛盾。雷振富借助于县政府和保安团的势力，一再对王庆芳进行武力挑衅。街邻青年张燕飞（小名张牛毛）自愿充当王庆芳的护卫，在一次武力冲突中被雷振富的手下人开枪打死。
1947年，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的大举进攻遭到严重失败，人民解放军跃进大别山，直下中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政权已面临危急局势。蒋介石为了整饬后方，派了谷正伦到贵州来担任省主席。
谷正伦来贵州后，没有向老同学王庆芳问候过，据说只是派人转为致意。王庆芳不愿与之亲近，且在与人谈及谷正伦时，多次称谷为“屠夫”，所以双方都很冷淡和疏远。
1948年，云贵边区纵队龙腾霄所部盘县游击团多次挫败贵州保安团的“清剿”，在盘县西南部地区日益活跃。国民党盘县县政府、县党部、驻县保安团的头头们为此心惊胆颤，日夜不安。王庆芳此时对国民党的苛政和腐败已越来越不满，他同雷振富的矛盾也日益加剧。据说他与游击团中原属地方势力的钱巴亮、丁伟光、刘文焕等人过去曾有交往，同龙腾霄亦有旧识。盘县党、政、军头目曾要求王庆芳劝说游击团“归降”，王庆芳坚决拒绝。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免有人要下毒手把他去掉。
1949年旧历正月初九晚上，盘县参议会商界参议员刘子贞家设宴，王庆芳及县政府、保安团的一些首脑人物均被邀请。宴后，保安团派了一名军官“送王参议长回家”。行至家门上梯坎时，该军官从背后接连开枪射杀王庆芳，王庆芳中弹倒地。租住王家当街房屋的老许闻声开门一见，急忙呼告王庆芳的四弟王铨芳及族中弟侄。四弟赶来抱住大哥一看，已经断气。正全族震惊、诧异之时，来了保安团的几十个官兵，荷枪实弹，把当街家门围住，声言保护族人，不让族中弟侄去追拿凶手。不久，就来人告说，凶手擒获并已在中正桥就地枪决。根据事后的传言和人们私下有理有据的推断，当时在中正桥枪决的根本不是真正的凶手，而是从牢里押出一个死刑犯人来替代的。很明显，县里军政当局用这种替代的办法把“凶手”枪决，是故意造成死无对证的局面，借以掩盖真相。
王漱芳，生于清光绪27年（1901年），自幼读书努力，成绩很好。1917年到贵阳考入贵州模范中学（即清末的贵州第一中学堂）。1919年毕业时，以优秀成绩被省里官费保送进入武昌商科大学，后又转到苏州国立东南大学。当时华东一带都在北洋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之下，国民党处于地下状态。王漱芳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在东南大学参加了国民党，宣传孙中山的主张，组织学生开展反对封建军阀的进步活动。
1925年，为准备北伐，按国民党中央的指示和安排，王漱芳与东南大学和华东其他高校的地下国民党员一起，从上海乘船去广东革命根据地。他被安排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与军长何应钦是贵州同乡，又是何的老同学王庆芳的亲弟弟，很受何的欢迎。到任以后，显示了他的文字能力和办事才干，更深得何应钦和第一军其他领导人的赞赏。第一军编为北伐东路军后，升任东路军的第一军总指挥部秘书长。1927年东路军胜利进入浙江，兼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常务委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秘书主任，随后又任交通部秘书厅主任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参议。1928年任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国民会议总选举事务所参事、国民会议代表和国民党第三次、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1年至1935年，连续两届担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同时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和监察院参事。193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会议上，曾被提名为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因还不满30岁，未达到中执委的起码年龄要求而未人选。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未经后补而直接被选为正式中央执行委员。此后直至他死亡之时，都是国民党的中央执委。
1937年到1938年，王漱芳曾被派到贵州担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只一年多，调到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务服务组中将组长。这时，国民党政府同苏联建立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联合关系，在陪都重庆成立了中华全国中苏文化协会，作为协调中苏友好活动的群众团体，王漱芳被任命为会长。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中苏联合、国共联合都是极其重要和势在必行的。王漱芳深知搞好中苏文化协会工作的重要意义，作为首届会长，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对加强中苏友好，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帮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0年，王漱芳被派同谷正伦一起去甘肃省，谷正伦任省主席，王漱芳任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长，又兼中央银行甘肃省分行董事长。当时，我国大片较发达地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国民党统治区主要只剩下西南、西北的几个行省。甘肃是西北的一个重要省份，又与共产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相接壤，具体地面对着国共两党间又联合又矛盾的复杂政治形势，群众的思想状况也极为多样多变，而经济上、建设上又相对较为落后。这样的省份，工作的难度很大。谷正伦是武将出身，一直担任军事性质的职务，而且经常去重庆开会；甘肃省日常行政管理的重担，主要就落在王漱芳的肩上。
1942年，王漱芳根据国民党的政策方针和甘肃省的实际情况，总结一年多的省政管理经验，写了（甘肃省施政纲领与中心工作），经谷正伦和省府有关会议审定后，召集省属各部门人员开大会，由他据此作了报告，洋洋数万言。后印刷成书，在甘肃全省发行。
1943年，王漱芳42岁，最后一次出巡县政，带着七、八个随从人员。由于没有县际公路，主要都是乘马。巡视途中，在陇南岷县的一个高山上，悬崖边，王漱芳正与随从人员一起驻马观望山势，突然他所骑之马后脚腾起，惊叫一声，把他从马背上掀翻下来，跌落到悬崖下去。待随从人员寻路下崖找到他时，脑门跌破，血流遍地，已经气绝。当时正在兰州探望哥哥的四弟王铨芳从长途电话上得知噩耗后，立即同省府秘书处的一些人员赶往岷县，查看了现场，拍了照片，询问了随从人员，将王漱芳的遗体运回兰州。王铨芳去向省主席谷正伦汇报王漱芳遇难的经过和现场情况，谷正伦寥寥地敷衍几句，态度十分冷淡。王铨芳见这个贵州同乡，与大哥同学多年，与三哥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一起奉命来甘工作的省主席对三哥之不幸遇难竟如此冷淡，感到极为惊异，疑团满腹又不敢多言，只有悻悻而退。
甘肃省政府在兰州举行了追悼会，然后派了三辆卡车运送王漱芳的灵柩、家眷（妻子姚颖，女儿小颖、小芳，岳母以及四弟王铨芳）和家俱什物回贵阳。第一辆是灵车，车顶上挂一幅白布横标，是蒋介石写的四个大字：“痛失长才”，落款“蒋中正敬輓”。到贵阳公祭后，葬于图云关公墓。
王漱芳之死是十分可疑的。八、九个人在高山之上的悬崖边，如果地形方面或其他什么因素使马匹感到不适，发生躁动，那么，为何别的马都安静如常而唯独他一人所骑之马却如此奇怪地突然发惊而且竟惊得这般厉害？马发惊时不是前脚腾起而却偏偏是后脚腾起？其二，王漱芳非同普通之人，乃是国民党之大员，他死得这么离奇，国民党中央，特别是身为省主席、与王漱芳一起同膺重命主持甘省政务的谷正伦，事发之后为什么不作任何查究？而且态度还如此异乎寻常的冷淡，即使按一般情理而言，也是讲不过去的。仅此两点，就不能不使其死亡成为一个疑案。
王漱芳自幼生活简朴，且凡肉都不吃，只食荤油和蔬菜，尤喜豆腐，友人戏称其为和尚转世。为人本份正直，性情开朗，喜欢有作为的青年人，并对家乡素怀深厚感情。凡乡人求其谋事，或推荐，或资助，均慨然相允。1940年盘县青年彭安义、谢敬箴、李天声等因思想较为激进而被以异党涉嫌分子拘留于贵阳，得王漱芳营救始得脱险。为了保护地方古迹蒋都堂（宗鲁）祠，曾向蒋介石反映并取得蒋亲笔题写“勋著滇黔”匾额，才使该祠免遭摧毁。秉性刚毅，崇善恶邪，在贵州主持国民党党务时，1938年在贵阳三桥与各界群众一起欢送从军抗日的青年，有驻黔国军九十九师的师长乘车在欢送队伍中横冲直撞，扰乱了秩序，并重伤了女学生，王漱芳愤然而去，当场对该师长予以申斥。
王漱芳喜好文学，在南京工作时，于繁忙的政务之余，常写一些短文在《宇宙锋》、《新论语》等刊物上发表；并与其妻姚颖将两人所写文章汇编为《京话》一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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