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泰民安，史学界空前活跃。争则明，辩则清，经过2O世纪8O年代的研讨争辩，关于叶挺独立团的一些争议问题已渐趋一致，《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作了高度概括。近年来，又有个别人对中共广东区委组建叶挺独立团，以及中共对叶挺独立团的掌握和领导持否定态度。还有的人对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先期出师北伐及其历史作用提出异议。另外还有的人认为叶挺的34团曾参加了南征攻琼之役。如此等等，笔者就这些问题发表一己之见，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关于叶挺独立团的性质问题

吴群力先生发表在《广东史志》的《关于叶挺独立团若干史料的质疑》一文，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掌握独立团提出了质疑。

叶挺独立团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广东区委建立的，这已成定论。让我们翻开史册，便可知其真实性。

大革命时期，身处大革命策源地广州的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通过平定商团叛乱和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和南征讨伐邓本殷等一系列统一广东的战争，深感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们首先进行了对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铁甲车队进行改组的工作。

1924年11月，适逢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陈延年从中抽调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等一批中共党员到铁甲车队，又从其他部队调来中共党员廖乾吾、曹汝谦组成铁甲车队的领导骨干，徐成章任队长，廖乾吾任党代表，周士第任副队长（后任队长），赵自选任军事教官，曹汝谦任政治教官，下辖3个排共136人，排以上干部均为共产党员。铁甲车队的改组是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对组建中共掌握和领导的正规军队的最初尝试，铁甲车队成为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1925年夏秋之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广东区委经过一番研究酝酿后，周恩来、陈延年便开始着手组建独立团。他们考虑到当时处于国共合作的形势，还不可能抛开国民党单独建立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这样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发展，应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征得国民党的同意，寻求他们的支持和配合，计划才有可能得以实现。于是，他们直接找到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国民政府主席兼黄埔军校党代表汪精卫以及有关人员商谈，取得他们的同意后，中共广东区委就开始对团长的人选，团建在哪个军，建团的选址等问题进行具体的筹划。

至于团长的人选问题，中共广东区委选中了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苏联红军学校深造学成归来的共产党员叶挺。1925年9月中旬，叶挺到达广州向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报到时，周恩来、陈延年就把“决定在广东再筹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以共产党员为骨干，规模比铁甲车队更大一些的革命武装”的计划告知叶挺，并把建军任务交给叶挺来执行。叶挺对此“表示衷心拥护，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党所托付的这一光荣任务。”

军队建在哪个军里?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唯有第4军军长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赞成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加之“四军的副军长陈可钰原是孙中山警卫团团长，叶挺曾在孙中山警卫团一营任营长，两人有过很深的交往。”所以，周恩来、陈延年就与第4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商议，李济深同意中共在第4军建立革命武装。于是，中共广东区委就将叶挺暂时安排在第4军任参谋处长。

至于建团的选址问题，广东区委考虑将部队建在肇庆，原因有三：一是第4军后勤部在肇庆，部队给养充足，便于创建开办；二是肇庆是两广水陆交通要冲，扼西江之咽喉，历来是军事重镇，加之便于与区委联络；三是当时西江地区农民运动刚开始，农会力量薄弱，反动民团猖獗，把党领导的正规武装部队建在肇庆，有利于支援农民运动，震慑西江一带反动地主武装。

八月初，深圳沙鱼涌之役后，铁甲车队党代表廖乾吾回到广州，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周恩来谈到部队建设时说：“现在要准备一批干部组建独立团，你们大部分同志都要到独立团去，还要从黄埔军校抽一部分同志去，但主要是你们铁甲车队。你们到那里要好好干，起模范带头作用，把部队带好，做出榜样。”中共广东区委经一番筹划和组织准备后，周恩来以铁甲车队100多人为基础，又从黄埔军校调入一批骨干，再从川军和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选调一些干部，士兵大都从两广两湖招募而来。1925年11月21日，值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旅扩编为12师时，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4团在肇庆成立，团长叶挺。1926年1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因其在北伐战争中勇当先锋，屡建奇功，为其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赢得“铁军”称誉，团长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故人们称之为“叶挺独立团”。

真正促成周恩来等人下决心建立中共领导和掌握正规军队的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分裂国共两党，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曾与蒋介石共事，深谙蒋介石的为人，且看周恩来的回忆便可见一斑：“蒋介石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实意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黄埔军校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以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为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上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周恩来在这段回忆录里，入木三分地刻划出蒋介石反共反苏的本质。更有甚者，1925年11月东征期间，蒋介石要周恩来将共产党员名单交给他。当时，周恩来已清楚地看出蒋介石分共的端倪，也洞察出蒋介石要求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企图分共的真正动机，便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来搪塞过去，蒋介石的行为，进一步促成了中共广东区委组建正规部队的决心，所以，周恩来等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着手组建中共领导的正规部队便顺理成章了。

关于中共对叶挺独立团领导的问题，中共广东区委是采取了多种形式实施领导的。在处于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既要考虑不影响统一战线，又要达到党对独立团的掌握和领导，中共广东区委对独立团实施领导的途经是机动灵活和形式多样的。

其一，独立团行政和军事方面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对第4军则采用“先斩后奏”的形式。独立团“排以上干部的任免和调动，部队人员的补充以及重大军政训练计划等，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不受第4军约束。”如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先期入湘的派出，就是党的指示和决定，“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出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于1926年5月1日由广东肇庆、新会出发。”叶团出师后，首战安仁，大获全胜。在占领浏阳后，根据北伐先遣队繁重的任务和战斗减员的实际情况，叶挺成立特别大队和补充营也是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建立起来的。建成后，才对第4军“先斩后奏”。

其二，独立团内部设立中共支部以具体实现党对独立团的直接领导。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独立团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中共支部干事会，书记为吴季严（陈独秀外甥），委员有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团部参谋董朗，团直属队和各营成立党小组，“党支部不属于第4军政治部管，而是属中共两广区委（即广东区委，因当时广东区委管辖两广、闽南和香港的党组织，故又有人称“两广区委”——引者）直接领导，请示汇报工作找周恩来同志，周恩来若不在广州，就直接找陈延年同志，以后到了武汉时期仍属军委系统直接管，当时主要找聂荣臻汇报工作和请示有关问题。”l中共广东区委经常派人到肇庆检查指导独立团的工作，了解他们的政治思想情况。据当时在中共广东区委任组织部秘书的饶卫华忆述：“独立团组织上属广东区委组织部领导。当时组织部长是穆青，我当秘书，穆青同志每月都要去肇庆两三次，到独立团参加他们的组织生活，回来后我们谈及很多事情，穆青同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独立团进行政治建军。”可见，独立团党支部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无疑。叶挺独立团在肇庆大力支援西江农民运动，出兵处理“领村事件”，支援新会农民运动，出兵江门剿匪等，使西江农民运动得到蓬勃发展，西江的中心县份广宁和高要被称为“西江海陆丰”，这都是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结果。“独立团成立时，党就给以帮助开展西江农民运动的任务。独立团拨出一部分枪枝给西江农民运动特派员周其鉴同志，发给西江各地农民自卫军，并经常帮助他们开展农民运动。”

其三，中共中央的军事系统也对独立团实施领导。1925年底，中共成立了中央军委。早期中央军委不指挥军队，但对独立团很关心。中央军委负责人张国焘曾召集过独立团中共党员会议，鼓励他们英勇作战，同时筹集了一笔可观的军费，为他们补充弹药、刺刀等军需用品，“还指示他们如何与各地党的组织联络，俾能帮助他们解决沿途兵源缺乏以及补给等问题。”北伐军攻占武汉后，独立团由于一路浴血奋战，“战斗力最强，牺牲最巨，战功最大”，战斗减员也就最多，急需补充兵源。这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参谋长聂荣臻，又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中调去林彪、陆更夫等一批骨干。“刚到武汉的时候，抓住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人员机会，军委重点向四军派出不少党员。正好这时黄埔第四期学生毕业，林彪是其中一个。他们来到武汉，由军委分配。林彪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当见习排长。”

其四，中共广东区委从秘密途径掌握独立团。其时，独立团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名单都是不公开的，而是半秘密的。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加强对独立团的领导和掌握，中共广东区委还派吴铁若为西江特派员，驻肇庆“十”字路，代号为“一百”，组成以傅烈（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秘书）——吴铁若（区委特派员）——叶挺（独立团负责人）的中共广东区委与独立团的单线联系，从秘密途径掌握独立团。

吴群力在《质疑》文中谈到，关于叶挺独立团是中共建立也好，领导也好，都不能说“单独建立”、“独立领导”，不然就与“八一”起义后“喜看工农始有军”相悖了。笔者也专就此查遍了《周士第回忆录》，却没有查找到任何一处写有“单独建立”“独立领导”的字眼。

总之，关于叶挺独立团的性质问题，中共广东区委对独立团的组建、领导和掌握问题，有众多的当事人和知情人，诸如该团参谋长周士第、军委负责人聂荣臻、张国焘、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秘书饶卫华、铁甲车队队员魏鉴贤，特派员吴铁若等等，不胜枚举，这是铁定的历史事实。

　　二、关于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的历史作用

发表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黄德林、吴东华的文章《国民革命军第7军第8旅是第一支北伐先锋队》（以下简称“黄吴”文），以“第一支”为题，显然是否认叶挺独立团（以下简称叶团）作为北伐先遣队的历史地位，文中多次强调：“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先遣队应首推国民革命军第7军第8旅。”但又碍于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因而在文内称：“这样讲，并没有否定叶挺独立团也是北伐先遣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文以“第一支”为题，其潜台词的实质不能不使人怀疑其否认叶团作为北伐先遣队的历史地位。既然“黄吴”文不敢公开否定（也不能否定）叶团是北伐先遣队，而“同为北伐先遣队”，本文对这一问题就不作更多的讨论了。至于“黄吴”文中谈到：“钟祖培旅要比叶挺独立团所起的作用更大”的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苟同。叶团北伐战争中作为北伐先遣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绝对不能低估和不能否定的，更是无可取代的。

叶团作为北伐先遣队比起第7军第8旅尹承纲团的作用更大，更有代表性。

李宗仁为何积极要求北伐，钟祖培旅为什么未经国民政府批准便从桂入湘呢?原因有二：其一，第7军刚从李宗仁的“定桂军”和黄绍竑的“讨贼军”合编而成，内部矛盾较大并有潜在危机，需要向外发展，以凝聚内部；其二，当时湘南的唐生智被吴佩孚军追击，拟败退广西，直接危及广西的利益。且看第7军第8旅第15团团长尹承纲对先期入湘援唐的自白吧：“李宗仁、黄绍竑合力统一了广西，而且名义上亦推举李宗仁坐上第一把交椅，可是桂军的前身是李宗仁的‘定桂军’和黄绍竑的‘讨贼军’两个私家军队编并而成的，各有渊源，和合不易。全省统一之后，举凡党务、军事、政治、经济、财政以及教育等方面的权位，两派中人企图染指，争之不已。这种隐伏着的危机，当时李、黄、白（自指白崇禧——引者）诸人认为，只有向外发展，才能彻底解决，此其一。再，……至一九二六年四月间，唐生智通款广东革命政府的秘密泄露，吴佩孚援助叶开鑫向唐进攻，唐部败退到衡阳一带，拟撤退至广西。先是唐去电请广西派兵援助。李、黄、白等考虑，假如唐生智退入广西，北军必将尾追入桂，广西统一局面必难保存，不如先发制人，出兵援唐。一则助人于危难之际，可收唐为已用；再则向北发展，内部的矛盾就解决了。这才是新桂系提早出兵的真正原因。”由此看出，第7军提前入湘援唐，实为新桂系一己之所为。北伐前夕，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对北伐的态度尤为矛盾。他以左派的面貌出现，曾提出过北伐问题，说过一些主张北伐的话。但实际行动却没有任何计划和部署，还制造了意在打击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又打击共产党，逼走苏联顾问团“一箭三雕”的“中山舰事件”以及提出旨在削弱共产党领导，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诬共产党反对北伐，称：“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被推翻。”无中生有地讲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反对北伐的主张，破坏北伐的计划，阻挠北伐的出师。

中国共产党在遭受蒋介石各方面打击压制的情况下，为顾全大局，毅然派出自己直接领导和掌握的唯一一支正规部队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挥师北伐。正如叶团参谋长周士第所述：“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各方面为北伐作好了准备，打算先派一个先遣队开进湖南，为北伐的先锋。当时国民革命军有七个军，但是有的军不愿意派自己的部队担任这个繁重的艰苦的战斗任务，有些军（如第一军、第五军）的部队也不能担任这个繁重的战斗任务。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出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由广东肇庆、新会出发。”周恩来在广州叶家祠召集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北伐先遣队叶挺独立团出师北伐作了六点指示，并说：“现在有些军都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在叶团首战安仁时，叶挺动员官兵：“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队，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种既代表革命军，又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是第7军第8旅只代表新桂系的一己之利所无法比拟的。

北伐前除第1军和第4军外，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第2军）、朱培德的建国滇军（第3军）、李福林的福军（第5军）、程潜的建国湘军（第6军）均为客军，战斗力参差不齐，唯第4军既是粤籍的主人，又是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诚如第7军军长李宗仁所述：“当时在广东六个军中，作战能力最强的当推第四军。第四军的老底子原是粤军中训练装备最佳的第一师，带兵官为一时之选。军长李济深固是人中之龙，其中师长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徐景棠，团长叶挺、蔡廷锴、黄琪翔等也是能战之将。”驻粤各客军对北伐态度较为冷淡，更不愿先师入湘援唐，尤其是谭、程两军长，原是湘省军人，与唐生智尚存旧怨，更不愿发兵援唐。而作为主人的粤军第4军独立团自告奋勇愿为先驱，其他驻粤各客军就无任何理由，也找不到任何借口不愿出师北伐了。李宗仁进一步指出：“按照常理和当时地方习惯，第四军乃广东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恋栈的道理。”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的这种“主出客随”的带动作用，更是第7军第8旅所不能比拟的。

“黄吴”文令人最难苟同的说法是第7军第8旅（即钟祖培旅）比起叶团来说：“在北伐大军到达湖南以前的先遣作战中，钟祖培旅所起的作用更大。”“黄吴”文还以“金兰寺之役”作了战果上的一些比较。让我们综观战役全局：钟旅的“金兰寺之役”与叶团的“安仁之战”实属援助第8军唐生智的衡阳之役，是同一战线上的两个战场，钟旅在衡阳之西，叶团在衡阳之东，两者的战斗都同在6月初进行，钟旅在第8军的左翼，叶团在第8军的右翼，他们都是同属一个战役上的两翼，他们的拒敌本起着异曲同工之效。要作比较，也无不可。钟旅是配合唐生智的何健师作战，敌手是陈、邹两部队（原文未说明实力多少，是师、是旅、还是团，可能是旅吧），而叶团是在友军第8军第39团败退下来后，一个团击溃谢文炳、唐福山两个师共6个团的兵力。钟旅一旅拒两旅，叶团一团拒两师，战绩之大谁属?便可见一斑。再从后果和意义上看．叶团所拒之敌“显然是有占领湘南，威胁广东为企图。”“敌如占领安仁，就直扑耒阳或郴州，抄到第8军后方，截断第8军与广东的交通。这样，不仅第8军的危机加深，使湘南失陷，而且广东也会受到威胁。”故叶团安仁的渌田——龙家湾之战如敌胜我败，敌军继续南侵，不仅第8军无心投靠广东革命政府，而且广东革命政府也受到严重威胁，其战略地位和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正当唐生智的第8军被吴佩孚的北军击败，溃不成军，对广东国民政府去从两可之际，叶团赶至安仁，并经此战之胜，解救了第8军的危机，坚定了唐军联粤抗吴的决心，唐生智立即欣喜地给叶挺发来贺电：“足令敌人胆寒……不仅巩固了湘东，而且隐定了战局，此皆兄之功也。”叶挺独立团的首战大捷，大振革命军的声威，大大鼓舞了国民革命军尤其是驻粤各客军及广大人民群众北伐的胜利信。“因此次战胜之结果，我革命军之声威，更因此而大振……湘中人民对独立团称誉备至……我独立团能击退此路敌人，实为北伐军决胜负的最重要的关键，苟此路失守，则我第八军腹背受敌，湘南岌岌可危，而此役竟被我忠勇的将士摧坚破锐，使湘南转危为安，这是何等光荣的一个战斗呵!”

至于叶挺独立团一路浴血奋战，敢打头阵，勇当先锋，有战必胜，无坚不摧，为其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赢得“铁军”的称誉，更是钟祖培旅所无法比拟的。叶挺独立团北伐先锋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定的。正如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2004年2月8日视察广东肇庆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的题词所述：“北伐先锋，永垂青史”!

　　三、叶挺的34团是否参加南征攻琼之役

近年来，也有些权威专家说叶挺的34团曾参加过南征攻琼之役，说“叶挺率三十四团随军参加南征，担任先锋”。笔者认为，叶挺的34团并没有参加南征邓本殷攻琼之役。其理由：

一是，叶挺的34团自1925年11月成立至出师北伐，均在肇庆练兵和支援西江农民运动。国民革命军南征邓本殷发起攻琼的时间是“民国十五年一月”（即1926年1月——引者）奉命开始攻击，并于是月“琼崖抵定，割据南路数十年之邓本殷根本肃清，分裂之广东逐告统一矣。”而叶挺独立团在1926年1月尚在肇庆处理“领村事件”（又称“高要惨案”），叶挺先派参谋长周士第率第1营开赴领村调停，未果，第1营调新会支援农民请愿，后往江门剿匪。而叶挺亲率第2、3营开赴领村附近的伍村，继续调停无效而与地主民团展开激烈的战斗。故1926年1月，叶挺指挥的34团（即叶挺独立团，当时还有人称34团）是不可能到海南岛参加南征攻琼之役的。

二是，团参谋长周士第是海南文昌县人，若他随独立团参加了南征攻琼之役，理应记忆很深，但在周士第洋洋15多万字的回忆录中，却只字没有提及独立团参加南征之事，包括他本人其他所有的回忆资料也没有片字提及。

三是，为什么出现叶挺的34团参加了南征攻琼之役的谬说讹传呢?笔者认为很可能是把新编的34团当作叶挺的34团之误。在南征攻琼之役中，确有个34团。但那是在海南新扩编的34团。且看《第四军纪实》载：攻琼时，“将所有别动队、先遣队合并，编为第三十四团，以许志锐任团长，原有之三十四团改为独立团，仍以叶挺任团长。”

关于叶挺的34团（即独立团）是否参加南征攻琼之役，用周士第的话便可总括：“一九二五年冬，广东革命政府（即国民政府）决定东征军阀陈炯明的同时也进行南征邓本殷，并决定第四军第十二师出发南征。第十二师副师长张发奎带领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到海南岛打邓本殷。以后在琼崖扩编军队，另行建立三十四团。”而“独立团没有出发南征，继续留在肇庆支援农民运动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在公开场合有相当长的时间内依旧沿用三十四团番号。因此，当时肇庆地区群众都知道三十四团。”所以，笔者认为，叶挺的34团（即叶挺独立团）是没有参加南征攻琼之役的。

以上赘述，意在探究历史的原貌和叶挺独立团有关问题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