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等人在船山学社的基础上创办的一所新式“平民主义大学”。国内外有关毛泽东早期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和中共党史、湖南近现代史等方面的研究几乎无不涉及之，专题研究也不少见。总的说来，已有研究主要是根据《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及《湖南自修大学成立宣言》来分析其教学内容与教学特点，评析其在中国革命史或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或简述其校刊《新时代》的内容及影响；或以自修大学为个案来剖析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及其演变。虽然都涉及自修大学的创办经过，但由于资料的局限，有关叙述失之简略，许多问题还是模糊不清，由此而来的不少论评也失之允当。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当时的报刊文献，参证有关回忆资料，考察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几个具体的问题，旨在揭示创办自修大学极为复杂的过程。

　　一、毛泽东的“自修大学”计划是在出国勤工俭学准备过程中提出的

研究者多认为，毛泽尔创办自修大学是为了培养中共和革命干部，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二大纲领。然而追根溯源，“自修大学”最初缘起于毛泽东组织私塾的求学理想，中经长沙工读互助团的设计，又演变为他从事出国勤工俭学准备与改革现在学校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甚至一度成为他对新生活新社会的追求。

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订了一个自修计划”，但由于经费的局促，到第二年不得不确立以教学作为自己将来的职业，在1914年进入师范学校之后就形成了组织私塾，从事自由研究的设想。他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说到：

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三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

在此，“组织私塾”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教育理想，而是缘于现行学校制度不适合于工读，只有理想的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是能免除现在学校不好的制度底一个研究学问底地方”。黎锦熙在1952年对该信作了如下说明：“这就是后来实现的‘自修大学’和‘工读互助团’，自修大学的名称是毛主席1920年2月在北京才拟的，这信中‘所忧’的‘三四事’，到那时也定了‘教课、投稿、编书、劳力的工作’几种办法，地点在长沙。”应当说，黎氏的上述言说初步描述了毛泽东的自由研究、组织私塾与之后办理工读互助团的关系，但忽略了之前他在长沙的工读生活的尝试。事实上，就在毛泽东担忧1918年“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之后不久，他与蔡和森策划设立工读同志会，在岳麓山从事半工半读。旋因组织新民会友赴法勤工俭学，使工读之事“无成议”。1919年春，他又提出在岳麓山实验“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根本理想”，计划先办一个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以俄罗斯青年入农村与农民为伍，日本青年盛行的“新村主义”，美国流行的工读主义，中国留美学生的工读会以及留法学生的勤工俭学会为借鉴，以半工半读为助成学业的方法，从事新生活之创造。

就在新生活准备实验之际，他为组织驱张运动再度来到北京，适逢王光祈、胡适、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工读互助运动。通过“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毛泽东确立了他的工读新计划：准备先赴上海参加彭璜等新民会友组织的工读互助团，实验共产互助的生活；待“湘事（指驱张运动——引者注）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他还与李大钊等人商量了赴俄勤工俭学一事，决定将来要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可见，到1920年初，毛泽东在了解北京工读互助团和希望实验工读新生活的基础上，制定了在长沙组织“自修大学”的计划，目的在于研究古今中外学术大纲以为出国考察的准备；同时以工读互助团名义，在自修大学实行共产互助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计划不仅以在京沪实验的工读新生活为基础，而且修正了原来的新村计划，其目的仍在出国求学。不过，与此前实验新村生活之后赴法勤工俭学不同，组织“自修大学”之后，出国的目标已定位在俄国，将来回国之后仍然组织私塾，以教育为终身事业，从事理想的工读生活。

　　二、胡适支持毛泽东的自修大学计划而修正他的自修大学章程

毛泽东在为赴法勤工俭学作了不少准备之后，突然宣布暂不出国，而先留在国内自由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致周世钊信所说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竞（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不少论者引用这则资料来说明胡适对毛泽东留学的影响，只是没有展开分析，更没有考察《非留学篇》与毛泽东组织工读互助团、创办自修大学的联系。究其实，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在语气上与胡适非留学的主张相似，文字上也明确提示了他征询了胡适的意见，而且承认《非留学篇》是他立论行事的根据。就文本来解读，《非留学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振兴中国文明的急务不在留学，而在“亟兴国内之高等教育”与“慎选留学生”二途。向来主张“大留学政策”而且一直忙于准备出国求学的毛泽东，现在竟然列数留在国内研究的种种好处而毅然做出暂缓出国的决定。显然，这种态度的突然转变直接来源于胡适非留学观的影响。此外，《非留学篇》的影响也与胡适对于湖南留学现状的批评颇有关系。胡适该文不客气地批评政府的留学政策，也批评了湖南奖励留学之举。他还在日记中详载有“湘省一年之留学费”的专条，在全文引用湖南省民政司复教育部“查复留学生经费”之后，颇有感慨地说：“此一省所送已达此数，真骇人闻听!吾《非留学篇》之作，岂得已哉!”既然该文与湖南留学有如此直接关系，加之胡适对留法俭学运动向来所持的不赞成态度，自然影响到正在组织湖南留法运动的毛泽东本人的出国计划，也就是，重新调整出国勤工俭学的步伐，先在国内研究各种学术，为出国求学作更充分的准备。

不仅如此，《非留学篇》提出的国内“增设大学”以救国内学者无求高等学问之地的缺失，也影响了毛泽东对“自修大学”这种组织形式的选择。《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宣称：“湖南不是至今没有一个最高的学术机关吗?省立大学在最近期内之必无成理，（和）即使成了也不过是一个官式大学，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设立湖南自修大学，旨在成为“一个湖南全社会公共的学术机关”。可见，自修大学是在湖南既无国立大学，又在官式省立大学一时难以成立的情况下利用船山学社创办的一个“社会公共的学术机关”，一方面可作为毛泽东等人自修求学尤其是出国研究的预备组织，另一方面就是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中所说的“为各省新设立大学之模范”。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留学篇》对于湖南创办自修大学产生了思想方面的影响并不为过。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毛泽东提出的长沙工读互助团计划上。他1920年3月致周世钊的信说到：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证诸史实，该计划中的工读生活、学术谈话会和出版反映自修成绩的杂志，均在湖南自修大学得以实现。同时，自修大学作为他个人自由研究的组织，因为得到周世钊、何叔衡等人的响应，并准备从新民学校或继续组织麓山自修社人手，成为新民学会的一种团体事业，从而使之从理想向现实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论者多已注意到，胡适不仅支持毛泽东以工读互助团的组织从事出国准备，又将他计划在长沙设立的工读团更名为“自修大学”，还修正他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但大都忽视了胡适此举建立在他对工读主义的认知和办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也就忽略了毛泽东的工读互助计划与自修大学的内在联系。胡适当初之所以赞成北京工读互助团计划，是因为中国学生向来瞧不起工作，社会上也瞧不起作工的人，以为有一种挂起招牌的组织可以容易得到工作，还可以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但是北京工读团两个月的试验表明，一是工作时间太多，团员没有做学问的机会；二是工作大都是粗笨的机械的简单的，团员没有工读的乐趣。在胡适看来，其“根本”大错是不忠于“工读”二字。因为工读主义就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所以在实行工读主义以后，求学“应该注重自修的工夫”；提倡工读主义的人应早点替团员们计划怎样才能做自修的学问和方法。如前所述，毛泽东的长沙工读计划旨在“创造一种新生活”，无疑借鉴或“抄袭”了北京工读团计划，也正是胡适所批评的“借‘工读主义’来提倡新生活新组织”。既然胡适已公开表示“希望别处的工读计划不要抄袭北京”，所以对该计划进行修正也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也承认“自修大学”的名字为胡适所“造”。“造”就已充分表明自修大学是胡适对北京工读团实验得失的借鉴和改造。他3O多年后还忆及此事，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

这种珍贵的记忆可以从他1920年的日记得到反应：1月25日五时，毛泽东来谈湖南事；2月2l日九时，作“自修学院”的计划；3月2日五时，作自修大学计划。事实上，在北京工读团出现生活与情感困难的情况下，胡适被发起人公推与团员商量别的办法时，就提出要办一个专门为“工读生”而设的“自修大学”。上引“自修学院”当是为“工读生”专设的自修大学，从时间上推断，该计划当由毛泽东提出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所引发，是由工读互助团计划改造而来。从日记文字来推测，胡适至少是根据自己的“自修大学”设想来修订毛泽东的计划，甚至是重新“作自修大学计划”。对于自修大学如此慎重，显然是出于支持毛泽东工读求学的真心，更是藉此宣传他自己的工读主义，以免长沙的工读团实验重犯北京工读团的“根本”大错。所以经胡适修订后的自修大学章程，特别强调自修方法或工读主义精神，而且体现在1921年公布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已有研究表明，毛泽东在后来制定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时，沿用自修大学之名，虽对胡适的修订计划进行了再修改，但还是采纳了其中不少的具体条件和办法。

总之，毛泽东从自修研究计划到组织长沙工读互助团、选定“自修大学”形式，都明显受到胡适的思想影响与实际支持。不过，与胡适强调以工读主义为纯粹“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不同，毛一度设想以新生活新社会为鹄的，以此实行“共产生活”，又体现出王光祈的工读互助主义影响的优势来（详见下文）。到后来放弃上海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专一于半工半读，似又回到胡适的思想层面上来。

　　三、王光祈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工读互助运动推动了毛泽东的长沙工读计划

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兼工读互助运动主要发起组织者王光祈的影响下，提出了在长沙设立工读互助团的计划，以响应学会推动的工读互助运动的号召。

王光祈综合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互助论等思想而形成颇具特色的工读互助主义理论，而后借鉴留法勤工俭学会的方法，提出了组织工读互助团的设想。他之所以选择工读互助团来实验新生活，是因为这种小组织更容易解决当时青年男女因受家庭种种压迫，欲脱离家庭而谋独立生活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工读互助团架起了新生活由理想向实际运动转化的桥梁。而且按照王光祈的设想，其组织的范围愈小愈好，组织的团体愈多愈有希望：必要时实行“小团体大联合”，就可建立一个以工读互助团为基础，实现理想的自工自读的新社会。

前已提及，毛泽东的岳麓山新生活计划借鉴了美国流行的工读主义和留法勤工俭学会等办法，与王光祈组织工读互助团的运思大致相通，但后者的影响更大，而且首先付诸实验。毛泽东来到北京后，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2月初参观和考察了北京工读团的活动，对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中也意识到工读的成绩与团员的能力和道德力密切相关。如果说这种工读互助新生活与他数年来梦想的新生活相契合，是他参加工读活动的思想基础；那么，他在北京提出的长沙工读互助团计划就是要实验他的新生活理想，同时以实际行动响应学会推广工读互助团于各地的要求。据说王光祈在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后，便与武昌、上海、长沙等地会员联系推广办法，要求开办类似的组织，并且得到各地会友的积极响应。“大家进行得特别热烈的，无非开小型书店、廉价食堂以至手工业的商店等。”作为当时长沙地区唯一的会员，毛泽东提出的长沙工读团计划也纳入到学会推广工读互助团运动之列。与此同时，他应王光祈之邀，列名发起上海工读团并参加工读活动，也为长沙工读团提供了经验与借鉴。在1920年6月与友人信中提到：“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在此，“自修学社”是一种有规律有方法的“自由研究”，是他在停止上海工读团的活动之后另外实行的新的工读生活。具体计划是：在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可见，与胡适修改工读互助团名为自修大学相顺应，自修学社完成了对工读互助团的超越，而毛泽东已由实验新生活回复到自修研究上来，并且着力在长沙宣传新思想和开展新文化运动。因此，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看来，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有在都市近郊租地种菜一条”，李大钊将其扩大为新村运动，毛泽东在长沙“更进而扩大之，主张新的农村大联合，便主张得愈走愈远了”。故毛泽东借用工读互助团之名，响应李大钊的新村运动，充其量只是王光祈“另一种社会活动法”。这种评价虽然看到了王光祈此前对毛泽东的实际影响，但显然忽视了毛此后对王的工读互助主义的反思与扬弃。从他放弃工读互助团之名而改为自修大学，请胡适修正已起草的自修大学章程，而且实际停止发起上海工读团及其活动，而另组自修学社，就可得到证实。

四、在征询创办自修大学意见时，蔡孑民、李石曾等教育界名流均表赞同

论者大都将蔡孑民、李石曾等人于1922年公开发表的介绍和说明自修大学的文字，当作是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之后的社会反响。揆诸具体的时空条件，它首先应当是肖子升、毛泽东在策划过程中，争取蔡、李等人支持湖南创办自修大学的产物。

根据之一是肖子升的回忆。他说：在策划成立自修大学时，“我们向北京上海的知识界教育界询问意见，得到了一些好评。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都以漂亮的字体亲笔给我写了长信，表示他的赞同。我还接到了吴稚晖的一封长信，分析自学制度的可能性”。可见，毛、肖征询蔡、李等人意见，时间是在自修大学创办之前，目的是争取他们对创办自修大学的赞同，因为在其时“争毁书院，争誉学校”的形势下，通过这些教育文化界名流可以争取社会上对这种新式学校更多的支持与理解。

根据之二是《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据该文可知，毛、肖等人寄赠《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是想请蔡元培为将要成立的自修大学题词。结果蔡氏题写了“几句文言”，赞扬自修大学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蔡元培之所以支持自修大学，首先是因为工读互助团与自修大学在创造新生活新社会问题上具有共通性。工读互助团可以解决青年求学的问题，出国则勤工俭学，在国内则工读互助。自修大学正好合国内的工读互助团与国外之勤工俭学为一体，是实行工读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其次是通过对法国高等教育的实际考察，蔡元培认识到：“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起，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因而主张仿效法国来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他看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后，认为其“合我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和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故而赞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同样，李石曾《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一文也是应肖子升之约，明确表示他的支持态度。该文肯定自修大学将是创始于湖南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其发展“足为一新教育制度之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其“独有之希望”是“使大学由特殊阶级之制度而成为群众之组织；由名城要邑之集中而成为地方平等之事业”。

根据肖子升的回忆，蔡、李等人先是以书信形式回复毛、肖的征询意见，表示对创办自修大学的赞同，然后公开刊发以作进一步的介绍。可见，尚在策划中的自修大学契合了蔡、李的工读主义教育理想，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既是自修大学由理想变为现实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他们推广工读主义方法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五、肖子升与毛泽东等人共同策划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肖子升为安排中法里昂大学和中比大学事宜回国后，于1921年2月回到长沙，参与讨论和策划湖南自修大学。他回忆说：

我这次返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安排有关在法国里昂和比利时夏勒莱成立“中法大学”的事，所以我一踏进上海，便受到当时影响颇大的《时事新报》的记者的采访。我的谈话登在第一版上。很自然，长沙的老朋友们也读了这篇文章。当我访问长沙时，他们都来跟我谈论这项计划。毛泽东和我提了个建议，将“船山学社”改为“自修大学”。大家都同意这个建议，我成了主要策划人之一。

肖所提及的《时事新报》的文章，即1920年11月2目的《中比教育上之新联络》，内容是该报记者与肖子升关于中法中比教育联络的谈话。综观上述回忆与报载谈话内容可知：肖子升参与策划自修大学，是以他对中法中比教育的联络及其在湖南的影响为基础的。

作为华法教育会秘书，肖子升积极协助李石曾为里昂中法大学筹款和宣传，又和褚民谊同去比利时工艺大学调查，筹划中比大学，为中法中比教育事业的联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广东政府和西南各省热衷于中法大学的情况下，湖南当局对中比大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向省议会提出了承担其开办费和维持费三万元以津贴留法留比学生的预算案。在中法中比大学有望成功的情况下，留法勤工俭学生提出改为自修大学或工学院，以自由研究的方法，“实现理想中的新村与大学于海外，合国内之工读互助团与国外之勤工俭学而为一”的主张，肖子升在回国安排中法中比大学事宜的l1月初提出了一个自修学院计划，在长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船山学社在1920年底就有筹设自修学院的计划。

肖回到长沙后，寓住船山学社，与毛泽东等人在讨论中法中比教育联络以及他的自修学院计划的基础上，共同策划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起草组织大纲，以实现他们的这种理想。在毛泽东而言，创办自修大学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时而听演讲，时而同教员和同学展开讨论，以推动学生象毛泽东本人曾经作过的那样，进行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对肖子升来说，“‘自修大学’始终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因为它强调自己学习，就像中国古时候的书院，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也没有教师，只是必须有大量丰富的参考书籍和一间好的实验室，还必须有人组织学生开会和讨论”。所以在船山学社，“我就这种制度发表了些谈话，鼓动大家的热情”。

毛、肖共同策划自修大学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涉及到这种制度的可行性，创办的具体计划，与中法中比大学的交流，改船山学社为自修大学，推广工读主义的方法，等等。而这些为实现自修大学的理想打下了重要基础。

六、自修大学创办于船山学社主要得益于仇鳌、贺民范的支持

在自修大学校址问题上，贺民范的支持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论者大多根据易礼容关于自修大学的回忆，认为贺不仅支持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的设想并与之合作，而且组织社员讨论通过了学社创办自修大学的计划。惜未陈其详。据长沙《大公报》称：“船山学社曾集社员会议，拟设立自修大学。所有立学大纲，早经印刷宣布，一切进行事宜，正在节次筹备。”学社总理仇鳌在1921年6月代表学社欢迎熊希龄的讲话作了进一步说明：“去冬曾拟组织学院，嗣以现代学术日新，研究须与国内外各大学办学术上之沟通，因有自修大学之计划，已订定组织大纲，系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之长，以图书馆为研究中心，而辅以函授。”自1921年8月3日起船山学社在长沙《大公报》发布了“应新旧学术之要求，开自由研究之门径，查照社章第四条与哲学、政学两科，暂招自修生六十名”的广告。

自修大学也是在承继船山学社原有活动经费的基础上建立的，自修大学创办于船山学社，除了校舍的考虑外，还想利用其省拨常年经费。但学社的一些守旧的社员反对在船山学社内办自修大学，省政府也曾不承认自修大学是船山学社活动之一，拒绝拨款。后来通过仇鳌、贺民范出面与省政府多次交涉，以船山学社需要开展研究新思潮的学术活动为由，承继了学社的原有经费。在此基础上，学社进一步向外筹款和申请省政府津贴自修大学。到1922年1O月20日，船山学社专门商讨了向省政府上自修大学的预算呈文。总理仇鳌规划了自修大学手续，“即将自修大学之预算示众，计约款项三万四千六百余，除收入原项款四千元外，所有不敷之数，拟呈请政府津贴”。可见船山学社常年经费对创办自修大学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等人利用船山学社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就毛泽东而言，他把个人的自修求学方法推广为新民会友乃至自修大学全体学友，组织形式上经历了从私塾到工读互助团、自修学社、自修大学的转变。在自修大学从理想到付诸实现的过程中，毛泽东的组织和创造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胡适、王光祈、蔡元培、肖子升、仇鳌和贺民范等人的思想影响或实际支持也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没有这些客观因素的共同促成，就没有湖南自修大学的创立。在历史研究的视域中，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应视为历史的弃物，任何参与或推动历史事件的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因此，在充分肯定湖南自修大学的历史意义的同时，对其创办经过作深入考察，既可明了其复杂变迁情形，又可揭示胡适、蔡元培、肖子升等人在创办自修大学中的贡献或作用，也有助于客观地研究和评价毛泽东的思想与活动，因而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