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史上为戊戌变法而献身的谭嗣同有一首著名的《狱中题壁》诗，最初见于梁启超的《谭嗣同传》，（转载在《戊戌变法》第4册），后来又在他的《饮冰室诗话》里提到，并加按语说：

“谭浏阳狱中绝笔诗，各报多登之。日本人至谱为乐歌，海宇传诵，不待述矣。但其诗中所举之人，或未能知之。今录原文，略加按语。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作《吴铁樵传》中所称王正谊者也是。…………戊戌之变，浏阳与谋夺门迎辟，事未就而浏阳被逮，王五怀此志不衰。………”

按梁氏对两昆仑的解释流传至今，无论何种书刊，凡有关解释《狱中题壁》诗的文字，无不遵从梁氏的说法，例不胜举。现在只随手举一二个带典型性的例子。一、季镇淮等编的《历史诗歌选》（第四册）对本诗去留句的解释说：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大刀王五，……浏阳少年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戊戌之变，浏阳与谋夺门迎辟（指营救光绪帝），事未就而浏阳被逮，王五怀此志不衰。一说以为两昆仑中的“去”者指康有为，“留”者自指。变法失败，康潜逃出京，作者留下准备牺牲，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两说皆通。这句是说，不管去还是留，他们的人格都象昆仑山一样高大。肝胆，比喻忠诚的心。二、李泽厚同志的《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见《历史研究》1979年6期）。有如下一段话：

谭嗣同绝命诗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寄希望于一文一武。据梁启超的解释，文指康有为，武指大刀王五。这和谭嗣同说袁世凯实行宫廷政变一样，象征性地表现了既希望和平改良，又不得不诉诸武力流血这种深刻的思想政治矛盾。……”

仅从上述两侧看，可知梁启超对“两昆仑”的解释影响很深远。其实梁氏这一解释是大大地值得商榷的。可能由于下笔匆匆，未及深考诗中昆仑一词的用意，更未对全诗的脉络加以细致的分析，以致作出错误的解释。现在为弄清楚这首诗的实际背景以及作者的真实感情，有必要将全诗逐句作出正确的解释，纠正梁说的错误。事关史实，非仅谈诗而已。

首先，梁氏所谓“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之说，实质并非全错，不过作者并不是拿两昆仑指他们，而是托其意在第一二两句里面。因为第一句是借用《后汉书•党锢传》张俭的事。俭当时遭“党祸”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破家相容”。这与康有为出亡情况极为相似。第二句是借用后汉杜根的事（见《后汉书•杜根传》）。根在安帝时任郎中，邓太后临朝摄政，外戚弄权，根上书要求太后归政给安帝，太后大怒，让人将其摔死。执法人知杜根，施刑不加力，他装死三天。及邓太后势败，乃复官为侍御史。这种顽强的忍死行为，需要让大刀王五那样的人去干才好。王五怀有“夺门迎辟”之志，不同样是准备与太后作斗争吗？可见梁氏所解释的一指南海，一指王五，应该是第一二句的内容，可以说是诗的一小段。到第三句作者把笔头一转说：“我自横刀向天笑”，这就与南海和王五分开了。作者是说明自己已下定牺牲的决心，所谓“求仁得仁”，向天一笑而死。他此时的心情，可从其赴京前告戒夫人李闰的信中推测得到。信中说：“……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按此信作于戊戌五月初二日，谭氏于八月十三日被杀。引自《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3期）从这里当然也可以证明作者自己的精神境界，可见“横刀向天笑”不是自欺欺人之谈。且“横刀”一词亦有来历，《三国志•袁绍传》：“董卓呼绍，议欲废帝，立陈留王……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至于“肝胆两昆仑”何所指呢？原来谭氏奉诏后，孑身入京，跟随服侍他的只有两个家人，谭在诗中有致家仆胡里臣、罗升的信（原信摄影本载《谭嗣同全集》卷头）。所谓“去留”的意思，据罗章龙《亢斋汗漫游诗话》中说：“（宋）天放云：……诗中‘昆仑’原谓奴仆，一为罗升，已脱身出京，另又一随身未去之仆，亲殓主尸，护送返里”。又说：“天放与谭壮飞为姻亲，居同里，亲受其学并爱诗”。（载《湘江文艺》1979年12期）由此可见，“去留”是指一去一留的两个仆人。谭氏初入狱时尚可寄信出来，可能吩咐把一个仆人回家去报讯。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云：“复生身陷囹圄，其始二仆尚得近，后防范密，知不免，故题诗于壁以寄志，而无一字贻亲知，盖搜查綦严，无由寄达，且恐亲知受株连也。……”（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专稿》）至于“昆仑”一词，确可用为奴仆的代称。今人李季平同志有《唐代昆仑奴考》一文（载中华书局《文史》第十六辑）引《岭表异录》：“故太尉相国李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这里只说“昆仑取之”，未明言奴，但从全句‘遂召舶上昆仑取之’话来看，当是指深识水性的昆仑奴。”（文繁从略）我现在再引谭氏本人在《石菊影庐笔识•学篇》中所记如下一段为证：

“友人邹沅帆撰《西征纪程》，谓希玛纳雅山即昆仑，精确可信。望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为昆仓奴，亦一证也。”（《谭嗣同全集》116页）

可见谭氏本人确知占代有“昆仑奴”的说法。所以诗的结句说：“去留肝胆两昆仑”，意谓当此危难之际，战友如康、梁已经出亡远走，自己的亲属无一在京，仅剩下两个仆人冒着风险，探狱通情。这岂不正如唐代诗人崔涂所说的：“渐与骨肉远，转于童仆亲”吗？为了形容“亲”的程度，作者在这里用“肝胆”两字，可说形象极了。象上面这样解释，才能使全诗脉络贯通，字字有着，为什么一定要奉梁启超的解释为不易之论呢？何况谭嗣同的后人谭训聪亦在诗后作小注说：“盖昆仑奴之称”（见《谭嗣同全集》）。这一说之所以一向不被采用，无非是认为撇开康有为和大刀王五，革命气氛就冲淡了，同时也震于梁启超的大名，不敢违背。殊不知康、王两人却隐寓在第一二两句里面，是传统的比喻手法，用不着怀疑的。了解到这一点，就知道那些对“昆仑”一词作种种异解的，多属肤泛无根之谈。甚至还有说王五之流所练武功为昆仑派的，如《袁世凯演义》之类，更是胡扯，不值一驳了。

我现在还想就梁启超所作《谭嗣同传》进一步提出问题，如《传》中说：

“……被捕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梁氏此文写得可歌泣，赋予悲剧以美学意义。对后人确有鼓舞作用。象这样的仁人志士，确实值得我们景仰。不过人们冷静地一想，根据情理去思考，又不能不对谭氏坐以等死的消极办法不能理解而提出问题。一、如陈丹晨君在《略论谭嗣同诗》（见《文学遗产》增刊十二辑）一文中说：

“谭嗣同在那时以等死来对待封建主义的血腥镇压是消极无力的，有点近乎堂•吉可德式的味道，这也是初登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革新家的幼稚的表现，因而使他的牺牲带有更浓重的悲剧色彩。”

陈君在这里指出“近乎堂•吉可德式的味道”，有嘲讽的意味，是不对的。但他所说的“以等死来对待封建主义的血腥镇压是消极无力的”，这一问题是值得人们的深思。二、嗣同与康、梁志事相同，职责相同，当危难时何以康、梁皆设法出亡，而嗣同独坚决等死，且未闻康、梁诸人有一言片语劝嗣同偕走呢？现在为了探索历史的真实，我汇合各方面的材料，再联系嗣同的哲学思想加以研究，发现嗣同的坐以等死，不肯出亡，还有其复杂的原因。（当然他决心要为变法而流血是主导的一面，真不愧为铮铮铁骨的好汉。明知坐以等死无补于事，只得强调要为变法而流血。）即当时事变发生时，你早考虑到自己的老父正在湖北巡抚任上，他如果象康、梁一样出走，则他的七旬老父谭继洵的后果，必然和康有为之弟康广仁一样，株连被杀。诚然，嗣同是不忍心做这种事的。他在《仁学自叙》中曾宣称要“冲决网罗”，如说“冲决伦常之网罗”等等，其实这只是他的思想跃进的一面；实际上他还有笃于封建孝道的一面。正如鲁迅所说：“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嗣同自己也说过：“……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原来嗣同的笃于孝道还重人一等，据他的老友龙绂瑞在《武溪杂忆录》（载《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中说：

谭敬甫丈（继洵）老成拘谨，君则发扬蹈厉，不守绳墨，故父子颇异趣。……顾其人侍父极孝，于兄弟友爱甚笃，读《寥天一阁》之《城南思旧铭》可见一斑。一日偶与余论及节孝，君颇訾诋。谓守节为宋人谬说。父子天性，色养乃应尽之责，无所谓孝。余曰：君此言乃《淮南子》引嫁女者云：“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陈义太高……。

龙绂瑞为嗣同的世交，其所记全为实录。则嗣同之孝父为朋友所深知，故嗣同的好友经学大师皮锡瑞曾有《哭谭复生诗》五首（载《皮锡瑞年谱》），中有句云：“孝忠难喻俗，成败总由天”。“孝忠”二字，可谓已透露此中消息了。关于叙述嗣同以身庇父的记载颇多，现在略为引证如下：

陈叔通撰《谭嗣同就义与梁启超出亡》（见《戊戌变法》4册329页）一文中说：

“戊戌政变六君子中，谭嗣同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政变时北京有侠客某愿负挟嗣同逃出北京。嗣同恐其父连坐，正代父写家信，信中无非痛戒其子如何如何，以见其父教子之严。信甫写完，缇骑己至，遂被捕弃市，家亦查抄。……但继洵并无处分，或即因查抄时发现家信，有人为之解释，故获免。于此可见嗣同之从容就义而不忘其父。……”

按陈叔通系清末翰林，此内掌故，必所习闻。其所述是可信的。

又嗣同有两位同乡老师，一位是欧阳中鹄，号瓣姜；一位是刘人熙，字艮生，号蔚庐。《谭嗣同全集》中载有嗣同上这两位老师的函札甚多。刘人熙著述颇多，民国初年，做过湖南督军，与严复有交情。所著《蔚庐亥子集》（民国二年四月排印本）卷四有如下一诗：

“瓣翁寄我复生《狱中题壁》诗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来（按原文作来）肝胆两昆仑’，盖指二仆相随也。”

又云：

“英教士李提摩太故与生善，屡迎其至英使馆匿避，同不往，坐待引颈。临刑谈笑自若，可谓壮矣。惜乎未见其止也。余闻而悲之，因悼以诗，亦为子弟前车之鉴云。

“谭生才气横天下，不忍逋逃累老亲。（原注：生既谢李提摩太之招，又在县馆焚往来信札，惟留其父训诫之书，故其父得免于难。）他日老、韩漫同传，董狐良史要分明。”

通过刘文熙这段文字。对“昆仑”一词系指二仆而言，更为有据，而嗣同不肯出走之隐衷，更是昭然若揭了。至于刘文熙的观点保守，自然是受时代的局限，无庸在此论列。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嗣同虽然爱怜老父，但与他的父亲在思想和政见方面是背道而驰的，经常正面冲突。据胡思敬撰《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4册55页）云：

“……其父继洵，方巡抚湖北，年七十矣。知嗣同必以躁进贾祸，一月三致书，促之归省。嗣同报父书，言老父昏耄，不足为谋天下事，闻者无不骇怪。有为谋召外兵，实嗣同阴为之主，事觉伏诛，继洵坐是废弃。”（按：只开缺回籍）

通过以上两段材料，可以看出嗣同为人的全貌。他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是封建家庭的叛逆，不仅非老父和老师所能范围，且早已跨越时代，并且敢作敢为，不愧为变法运动中的英雄人物。他的舍身庇父的这种道德观念，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多数的旧知识分子无法突破的障碍。我现在再举一个旁证。即嗣同同辈战友张元济，（张是与嗣同同被徐致靖保举的五个人才之一），他在《追述戊戌政变杂咏》（见《戊戌变法》第4册353页）的诗下自注说：

“四卿既诛，党人捕逐殆尽，有劝余出亡者，余有母在，此求生害仁之事，余何能为，惟有顺受而已。”

由此可见，象嗣同这一流人物，我们应该把他们放在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里去考察，他们都被一种道德标准约束着，这是很明显的。我们既要认识到谭嗣同向西方寻求真理，为祖国谋富强，勇于自我牺牲的爱国者的光辉一面，同时也要看到他们毕竟是封建教育所孕育出来的旧知识分子，有着某些不可突破的障碍。鲁迅说过：苟有取舍，即非全人。我们也应该全面地去看谭嗣同。因此本人在解释《狱中题壁》诗的同时，着重指出谭嗣同坐以等死的复杂原因，为近代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料，我认为是完全无损于谭嗣同的高大形象的。

（本文转载自《浏阳文史资料》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