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天津初六、初七、初八三日惶惑情形
自六、七月以来，京师种种谣言，骇人闻听，捏造事实，伪托图谶，无非言将有宫闱之变。谓某官某官均泣求长跪于太后之前，某官某官往来南北传递消息，如此风闻，人几尽知。初六日薄暮，传闻北京提督府差来官役数十名，至天津密拿工部主事康有为，疑其尚在紫竹林一带，四处大索，迄未缉获。斯时已闻有皇太后训政之诏，然知者不多，大约官场中当要差者数人，并外国领事府中人而己。
初七日早六点钟，知汽车停止，人始皇皇，而适初五日有英、俄在珲春开仗之说，乃群焉以为汽车之停为外国交战之事而起，此一说也。
铁路公司中人初亦信之，既而思英、俄即使开仗，与京津铁路无与，何为而使之停哉？必有别故，乃发德律风至马家堡问之。答云：“早晨有旨拿问张侍郎荫桓，故暂停铁路”云云，此说一传，众疑滋甚，此又一说也。
及二点钟有汽车专挂花车一辆，云中仅有制台幕府杨姓者一人并仆人二名，不许再附别客。或曰此幕僚，即某侍御也。或曰此并非某侍御即某大臣也，此行决有非常之事，此又一说也。
三点半钟闻王菀生观察率同伍昭扆太守、张文成司马由汽车至塘沽密拿康有为，于是知康之踪迹已不在紫竹林矣。至晚各西人忽言康某己由塘沽拿获。又有西人由三点晚车自北京来云：张侍郎下狱并无此事，因缇骑围其第而索康，故致此谣也。
惟康有为之弟广仁及写字人等，均己被获。又传闻圣躬不安。又传闻皇上暂居静室，不接臣僚。该西人又云：若果如此，外人定将干预，决不听之。又有西人言此事从中实有某大国公使主持调度。西人言此者奋髯抵几，意甚不平。于是而群言淆乱，莫衷一是矣。
初八日汽车已开，人心稍定。午刻王菀生观察回津，知康有为已于初四日远飏，无从弋获。北洋大臣派飞鹰兵轮前往追逐，又发电通告各口岸之文武各员，会同各口外国领事齐心缉访，至暮人心稍定。而欢欣鼓舞之人与殷忧焦思之人各为一类。言语不通，是非不同，目下尚不能定其当否。以上皆天津之情形也。至北京必更皇皇，而访事之人函尚未至，倘得来函，即行登报。
（见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国闻报》）
枢廷琐纪
皇上近日于新政事宜，加意购求，闻传谕奏事处，须将逐日条奏各件封固呈进。所有折盒之铜拾件，均应钉换牢固，以免拆阅之弊。又参预新政之军机章京四人，共分两班，所有条陈封奏各件，均归阅看，拟旨呈进。其寻常奏件，仍照常办理云。
（见光绪二十四年八日初九日《中外日报》）
参劾传阅
有自北京来者云：初四日闻得张次珊（仲炘）侍御奏劾户部侍郎张荫桓及康有为、林旭诸人，是日未奉批旨。初六日因再上一折。又杨莘伯（崇伊）侍御既纠集同志联名具折求皇上吁请皇太后训政。既蒙允准，因于初八日具折揭参数月以来新进诸臣，请一体罢斥治罪云云。或云杨侍御前折系求某亲王面递者，传闻如是，未知确否。
（以上见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一初十日《国闻报》）
新党被逮情形
昨有友人自北京来，告知初九日有旨，将此数月以来新进诸臣，凡曾干预新政者，如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王照、张元济凡数十人，传至六项公所，命礼、庆两王讯问，有无与康有为朋比为奸情事，如有实迹，即当治以应得之罪云云。后闻张荫桓、徐致靖、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并交刑部，余尚无所闻云。
视死如归
有西人自北京来，传述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前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讽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即纠数十人谋大举，事未作而被逮。闻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
湘抚电保四卿
军机四卿奉旨被逮，而外省尚未之知也。日前湖南陈右铭中丞电保刘、杨、谭、林四人均属才识优长，可以裨益新政。所虑者更事未多，尚欠历练，应请皇上特召湖广督臣张之洞入参枢密，以为四卿领袖，庶遇事得所折衷云云。
京友再述国事要闻
……是日（八月初六日）黎明，步军统领崇大金吾复率弁兵出正阳门至宣武门外南横衡，将新授军机章京内阁侍读杨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内阁中书林旭、知府谭嗣同并其家丁等一并拿解。闻是日刘、林二人方在内廷值班，既已拿获，复至其家搜查往来信函及其家丁等同解入城。同日礼部主事王照亦奉懿旨革职，永不叙用，惟尚未降明文。又闻日前康有为倡设保国会，结党三百数十人，皆系宦途，现已奉旨派步军统领崇大金吾按名严拿归案惩办。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申报》）
京友三述国事要闻
京师访事友人云：本月十三日刑部署前站有营兵三百数十人，禁止书差人等出入，观者人山人海。俄由内廷传旨将官犯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及康有为之弟康广仁等六犯一并正法。午后四点钟时，步军统领三堂宪传集刽子手并囚车六辆，将六犯由狱中提出装入车内，督带官兵护解至宣武门外菜市口处决。时被康诱惑之各官绅及保国会中人皆栗栗危惧，幸朝廷宽大，不予深究，得免株连。先是，十二日晚步军统领传谕点派绿步各营兵丁若干名，于次早齐赴刑部伺候。十三日钦派会审官犯之某大臣等，齐集刑部秋审处，提讯徐致靖等七犯，各递亲供，诸大臣立刻复命。旋于三点钟后奉谕旨只留徐致靖一犯，永禁图圄，其余杨深秀等六犯，立即处决。当行刑时，有某犯官之弟，呆立人丛中，见兄俯首就戳，悲痛迫切，如醉如痴，幸经家人极力唤醒扶之而去。移时各犯亲属闻讯俱至，将尸首缝合，舁回棺殓。康之害人，亦甚矣哉！闻革员张荫桓由德皇传到急电，力为保全，经总署代达天听，故十一日有暂行看管之谕。刑部遵旨提张出狱，为之扫除一舍，妥为安置。又闻皇上圣躬时有不豫，皇太后命居瀛台静养休息。禁垣外每处增设兵丁二十名，往来巡查，日夜不息，门禁亦较常严紧。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
杨御史召见述闻
北京访事人来函云：杨莘伯御史既于上月初具密折由某亲王转呈大内，请皇太后训政，于是各言官莫不摩厉以须，乘时利见。而杨御史亦复封章迭上，至再至三。然其言之宗旨，则大要不外乎诛新党、复旧制，欲尽翻五月以来皇上之所为而已。上月二十八日因呈递封奏得蒙召见，凡向来御史递封奏多不召见，故此次杨御史之入见，各国人士在北京观政者，无不欲考究其事，以测验政府所定之策。嗣经探悉，杨御史此次封章乃系揭参多人，其所参之人有京官、有外官，大抵均平日讲求西学主议变法之人，其人数多至数千名。政府之意亦不欲与新党人全然为难，惧授外人以口实，故其召见之敕语略谓：概不株连。朝廷已再三言之，中外共知，势不能将新党之人全数诛戮罢斥。若如该御史所奏，欲将讲求西学主议变法之人一律治罪，则不特国家无此政体，即办理亦有许多为难之处。自今以后，该御史勿复多言，进退黜陟朝廷自有权衡，毋须再三之渎也。各国在北京人士闻得此信，颇以政府为然。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国闻报》）
党籍述闻
……本馆又接北京访事来信，所称懋勤殿十人姓氏，间有不符。第一系李端棻，二系徐致靖，三系康有为，四系杨深秀，五系康广仁，六系梁启超，七系谭嗣同，八系林旭，九系杨锐，十系刘光第。谭、林、杨、刘四人，均四品京官。此十人中，扬深秀、康广仁、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人，已于九月二十八号同时伏诛。康、梁业已远飏，李端棻、徐致靖二人，官阶较崇，年岁又高，通籍后已阅二十余年，故贷其一死。然一则远戍，一则永禁，虽苟延残喘，其实与丧身者未达一间耳。
（译自《林西报》西历九月六日。见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八日《中外日报》）
北京要事汇闻
西历七月十号，香港士篾报云：本月三号，北京消息，称中国皇帝志在维新，太后志在守旧，势不两立，力强者胜。皇上防有意外，欲将兵权尽交袁世凯，故先擢彼为侍郎，次将以北洋副大臣之职授之，令其兼管北洋水陆师兵权。袁世凯既受职，上朝谢恩，皇上即乘机授意，使其回至天津，即带兵入京师，护卫御驾，以晚意外之变，不意为袁世凯所误。九日二十号（即华历八月初五日）乘火车出天津，不即遵旨带兵入京，转将机关尽行说知荣禄，欲荣禄决其可否。岂知直隶总督荣禄，素来痛恨维新党，一闻机关，即传电报知太后，故有今日之变。九月二十一号，皇上登朝，正欲降旨传伊藤入觐，突有内监持太后懿旨，敦迫皇上往颐和园，面见太后。皇上既往，此后遂不复见其视朝矣。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知新报》）
官犯康有为
昨得友人来函录左：当京内严拿康党之际，步军统领衙门九门提督，带同骑兵四十名，至南海会馆，当悉康有为、梁启超业已在逃。馆中拿获拔贡某，在后进。康广仁匿在堆积煤炭之处，亦往拿获，即装车载往刑部。随即他往严拿余党，如杨深秀等，如此查拿者四日，乃有人奏谓恐致激变，遂中止。刑部会审者，钦派四人，某亲王、刚中堂毅、裕德、王文韶。刑部司员，齐班侍立大堂左右。旋昆中堂同至，当谕各员退下，非调上堂者，一概回避。忽见九门提督之兵多名来伺候，方坐堂点名。昆中堂宣懿旨，随即解往菜市口处决。湖南某拔贡供称，为康司笔墨，到馆仅七日，堂官以为非康党，乃释之。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外日报》）
湖南现状
西历三日二十五号，东京《东亚时论报》云：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平山周氏，往湖南视察地方归面谈曰：日本人近谓湖南之风气大开，已向于维新之气运。据予所观，湖南人士，犹多顽固守旧之徒，其一时呈风气大开之外观者，当时之巡抚陈宝箴氏，首鼓吹革新之气运，由于开学会、设学堂、创新报耳。今请稍述长沙之情形：南学会以讲救济支那于平和的之方法为宗旨，依于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诸氏之首倡。其会员当时一千二百余名，虽为甚盛，但今已与陈、黄、谭三氏之废亡俱解体，今者不留其形影。且新巡抚俞氏封任以来，守旧党首领王先谦、叶德辉之辈，再抬头地，暴横无不至。新党之士尽屏息，会员四散，杳焉无由知其消息。公法学会以研究国际法为目的，现创设者以毕永年氏为之首倡，乃其人一去，此会亦显解体之势。时务学堂梁启超氏为教习，在堂之日，盛讲新学，其生徒百二十余名。北京政变之后，已改名求是书院，复课旧学，而文明日新之学尽废，旧生徒悉去，今者不过新生徒三十余名矣。地图公会系邹代钧氏所创设，如亚细亚北部，数年前既制出精密可惊地图，今者亦唯存其名。《湘报》为南学会之机关发行，大鼓舞湖南之风气，今者改题《汇报》，虽犹继续刊行，但与前时之可益学问者，判若天渊，唯仅录清廷所发之上谕耳。总而言之，湖南之风气，今也寂寞无足观者，噫！
又湖南夙为哥老会之巢窟，其会员约十二万。会员中多有兵士，又闻有高等武员，以阴成其大势力。据闻支那十八省中，殆无地不有其会员，合之约有二百万云。彼等一意以仆朝廷为宗旨。惟彼中之人，其通达世界之大势者极少，然亦非无备高等智识者。其动为毁教堂杀洋人等暴举，毕竟以苦其地方官，因以苦其朝廷耳，决非可与一派之顽固守旧党同视。其组织之整然，实有可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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