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讳德钧，字少穆，晚号戒庐老人、乐天老人。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阴历八月十三日。幼读家塾，稍长，出就外傅，入太学，中顺天乡试誊录第一名。初仕京师为部郎，受知于恭亲王奕䜣。时清政不纲，官场泄沓，先祖虽抱经世之志，交游遍朝野，然雅不欲随俗浮沉。光绪四年，先高祖之纯公（讳凝学，陕西布政使）逝于西安，清廷追赠内阁学士，开吊于京寓，自恭亲王以下，朝士毕至，哀荣极一时。先曾祖溶川公早岁以都转致仕居乡，素厌薄繁华，闻之，乃驰书箴以求实，遂取以为斋名。自是，深自敛抑，思为亲民之官以自效。七年，遂以三品顶戴，湖北遇缺首先题奏道，改授四川龙安府知府。时年二十九。

龙安位于川之西北，汉夷杂处，号称难治。先祖稽户口，严保甲，肃奸宄，惩贪墨，以安闾阎；劝农桑，兴水利，以裕民生；建书院，聘名儒主讲席，亲课诸生，优给麇饩，以振文风。不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而科第亦渐盛，自此，登甲、乙榜者，联翩接武矣。在任十年，至十七年丁先曾祖忧，始解组。士民怀之，建生祠以祀。

知府四年一任。光绪十一年，先祖例须入觐述职，而官清如水，囊橐萧然。抵成都，忽有盐道旗人延公者来访，备道倾慕，袖出二千金为赆。先祖与延，初非甚稔，固却不受。往复者数四，事闻于总督丁公宝桢，竟代受之，曰：“龙安贫，鹾使富，以有馀补不足，有何不可？”返湘后，先曾祖闻之，亦予二千金，始得赴京，亦在川逸事一则也。（先曾祖《溶川诗钞》中纪其事。）

服阕，适恭亲王复起，屡趣赴京。先祖以时事日非，辞不应命，虽责以良材自弃，不顾也。于是茸祖茔，整族务，修宗谱，筑庐于祖茔所在之石龙，有誓墓终焉之志。在石龙初构楼房五楹于面水塘，曰：白石窝，为读书休憩之所。继临涟水滨，建忠雅新墅，规模稍宏，而移家于是，即邑人所知双鱼堂也。

时有赵公者知县事，每事必以相咨，悉取龙安诸政行之，故当时湘乡有小龙安之称。

无何，陈公宝箴抚湘，久耳先祖名，而未尝觌面。适安化大水，被灾甚重，乃遗员赍五千金诣，先祖请代为放赈。赈事毕，复邀至省一晤。至，则述欲有为之意，而邀以为助。先祖秉敬恭桑梓之义，遂相与谋湖南之自强。

时外侮日亟，国人莫不思有以自振，湘省之图自强，亦由于是。然凡百革新，首重开通民智，先祖乃建议设立新式学堂，兼讲中西之学。陈公既深韪之，即以命名相询。先祖初以“中西”答，陈公以为俗，继答“‘时务’如何？”乃亟称善。此时务学堂创议及命名之由来也。当时赞之者，为学使江标，长宝道黄遵宪及谭嗣同、熊希龄诸公。议既定，而开办之费尚无的款，因知淮盐销湘，有羡馀金七千余两，如能拨归湘省，则可以济事。惟此事须得两江总督之同意。因推先祖赴宁面请于江督刘公坤一，得其允。乃延梁启超、李维格二公返湘，分任之中、西学总教习。学堂遂于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五日开学。（任公先生任教仅三月，其来湘，或谓系黄、谭及陈三立诸公所介，近人钱基博氏所著《湖南近百年学风》，谓先祖“挟梁启超以俱归。”）

刘公既允盐款之移用，而坚留先祖于两江，奏调为江南机器制造局总办。先祖以湘省诸事待举辞，刘公复许以往返兼顾，遂不得不就。制造为当时最大兵工厂，除造炮、造船诸厂，尚设有广方言馆，兼辖狮子林炮台，积弊烦深。先祖首以整顿人事，严杜浮费为务，裁冗员一项，即年节费二万余两。后以局址位于海口，战时易为敌所乘，建议迁移部分制造单位于岳阳，不果行。先祖亦旋辞局务。

二十、三四年间，除时务学堂外，于湘省民智之启迪，民气之鼓荡，影响至巨者，尚有南学会、《湘学报》、《湘报》。《湘报》之宗旨为：“开风气，拓见闻。”日出一张，刊载论说、公牍、时事、商务及各省新政。董其事者为：陈三立、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李维格及先祖（见（《皮鹿门先生年谱》。而湖广总督张公之洞任先祖为督办。（该报以政局影响，出刊未及半年停办。）

二十六年，湘省建新军威字、信字两营（营为当时军制名称，如巡防营），以黄公忠浩为威字营统领，先祖为信字营统领，并总理全省水陆营务处。

先是，湘省矿务总局与某洋商订约，予以水口山等处矿产开采之权。事为省人所悉，大哗。当道乃诿责于矿局委员某某等二人，谓其私自订约。而请先祖在沪，交涉挽回。几经曲折，终得解约。

湘省既金瓯无缺，遂由绅商集资，于二十九年成立矿务总公司于长沙，分中、西、南三路，自谋开采。先祖被举为南路总理。（中路黄笃恭，西路黄忠浩。）嗣又兼任矿政调查局（三十二年矿务总局改）总理及农工商部商务议员。自是，湘省实业大兴，而邑人之经营矿业者亦日众。至民国初，主矿政，称巨擘者，亦颇不乏人。

其有关湘省之开发者，尚有：轮船之通航省河，湘鄂轮船局之成立，先祖皆与有力；粤汉铁路之改经湖南（原定经江西至湖北，湘人争之），由熊公希龄及先祖与铁路督办盛宣怀议定。（见中央研究院出版：《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省境铁路线之勘测（盛公拨洋员十人），岳阳之开埠，皆先祖主之。

先祖于湘省新政诸事业，靡不参与，迄光绪末，始渐得解脱。其中或发轫创始，独任其难，然惟竭其力，不居其名，复不与当时新旧思想论争，故当政潮激荡之时，得免颠躓。（戊戌政变后，除康、梁外，自陈抚以次，被谴者二十人，先祖不与焉。余尝阅家藏当时诸公函札，见梁公二十四年春在沪送制造局二札，一为筹办中西女塾，欲聘先祖母为董事；一为请函介于恭亲王，拟北上为变法游说。中有，“变之在外，不如变之在内；变之在下，不如变之在上”之语。恭亲王是年四月薨，不知先祖有否去介函也。）

民国二年，袁总统世凯任命督办湖南团练清乡事宜（见二年十月“政府公报”），先祖以年逾六十，不欲再与闻时政，坚辞不就。自是，一心经营自组之益新矿务公司及致力故里公益事业。当时，在近乡所兴学者，如：捐修大埠桥，（跨胜岩、丰乐二乡，为通安化、新化孔道。捐资者尚有杨、成二公。）建永久公所，为上里人集会之所，并购田产为常年经费；捐田租，设育婴会于谷水，收养弃婴；捐谷三千石，建三才仓于石龙，以备乡民荒歉借贷；立禁山会于胜岩乡，以保山林。皆手订章程，由乡人按年推举公正人士经理，行之数十年未敝。

先祖于地方建设，特重教育。早自光绪季年，于省人之兴学者，皆多所赞助。又购制造局及坊间出版西学书，分赠各书院、学校。宣统至民初数年间，则自建安雅、乾始（后改乐纯）、乾健等校于珍琏、壶天、胜岩诸乡，以普及教育。又自设印刷所，编印附课教材，（如附课文，三才略等）分发学生。北政府颁授勋章（未领），国民政府颁发一等奖状，湖南省政府颁赠匾额，皆以捐资兴学之故。

七年，先祖以湘省政局不安，地方不靖，遂结束矿务，为避地之计，熊公希龄邀赴天津，赵公尔巽为僦居停于北平（时称北京），乃举家迁平。

居旧都时，额所居曰“戒庐”，自号戒庐老人。不谈国事，不与政界人士相接，所往还者，惟少数故交及时文之友而已。平日，读书、作字、整理图书、删订旧稿，皆有定课。家藏图书数万卷，字、画数百轴，陆续运平，皆雇工重加装订、裱褙，编定目录。又将咸、同诸公与先高、曾祖往来函札，装裱为册页，以便浏览。胡文忠公林翼致先高祖函最多，则影印以赠亲友。

在平所印之书，则有先曾祖遗著《溶川诗钞》、《李申夫先生全集》（李名榕，绵川人，曾任湖南布政使）及先祖自著之《求实斋类稿》等数种。

至日常起居，每日未明即起，盥洗后，外出散步，归用早膳毕，用宣纸楷书心经一幅，然后始治他事。午餐后，复于庭中行千余步，再午休时许。晚九时就寝，寝前，记功过格，作八段锦体操。暇日，则率家人游览名胜，或至公园，流连恒竟日。每年夏，居香山或颐和园避暑。

二十年八月，先祖八十诞辰，族、里来祝寿者多人，群请返乡，自后催促函电不绝。而日人之侵我亦日亟，遂于二十一年秋南旋。

先是，二十年曾呈准湘乡县政府，成立石龙模范自治村，（后改为乡，抗战时，并入胜岩乡。）订有建村计划。既返里，乃积极进行。改良村道，植桐万株，倡导副业经营，成立生产合作社，增设陵龄小学，成立公益图书馆，创办国学研究社，皆同时并举。于家族，则以重修族谱为要务。尝曰：“须打飞脚做事。”盖自以高年，恐岁月之不待也。

二十六年上元后三日，方与族人商谱事，忽中风，不能言，至二十六日逝世。享年八十有六岁。

是年春，省中绅学界熊希龄、胡元倓、唐承绪、萧仲祁、胡子靖、廖树勋诸公等，私谥为贞毅先生。

先祖一生以造福社会为志，为所当为，为而不有。尝致某公书云：“不愿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但愿为胼手胝足之劳臣。”二十三年夏某日，余侍先祖于书室，适某太史自订《年谱》邮至，余叩询：“何不自订一年谱？”告曰：“余之所为，尽余国民之责而已，非有功绩，足为人道也。”皆可为写照。

附　　记

近见《湘乡文献》第二卷第四期刊有曹效之先祖一文，内容多有不符事实者：一，先曾祖名、号中无“宾”字，清光绪十七年逝于壶天涧山祖居，其时尚无“双鱼堂”。“见机而作”，似出市井小说。二，双鱼堂建于光绪二十五年，大门无对联，二门有联为“国利民福，山静日长。三，先祖为人写福神，例书：“某氏先亲神位”，非“天地君亲师位”。亦不讳言生死也。读者或有阅及曹文者，因附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