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字雨生，亦写作禹生，广东丰顺人。比曾国藩小12岁。出身廪生。咸丰七年，以镇压三合会起义之功，授广东琼州府学训导。升江西万安知县。十年，调庐陵县令。十一年，太平军克吉安，丁日昌被革职。丁日昌至九江，谒见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条陈进军策略，被曾国藩收入幕府，充当卡员。曾多次上书曾国藩，认为太平军已不足平，主张彻底整饬吏治，指出吏治为“民心所系，治乱根本”，提出求实用，久职守，禁文饰，厚民风，留有馀，泯畛域，均肥瘠，正根本，清粮额，奋独断等主张，又指出：“江省吏治之害，尤在于丁漕”，“丁漕之弊在中饱。”并为曾国藩拟具简明清折及丁漕减价与州县摊捐应裁应留办法，均能切中时弊，为曾国藩所采纳。
同治元年，李鸿章、曾国荃争相罗致丁日昌入幕，结果，曾国藩将丁日昌派往广东办理厘金，称丁日昌等“廉正明干，熟悉厘务”。“才识闳远，条理精详。”十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汇保克复芜湖、太平等处案内奏请将丁日昌开复原官，免缴捐复银两，仍留江西补用。得到了清廷的批准。二年，李鸿章将丁日昌奏调至上海，主持炮局。保升直隶州知州。三年四月，升知府。十一月，曾国藩奏保以道员留江苏遇缺即补。主持上海中外事务。曾国藩写信给他说：“洋泾浜向为盗薮，此次擒斩多名，办理甚好。凡中外交涉之事，总以必诚必信为主。稍涉欺饰，为其所窥，则以后虽千言之实，不能挽回一次之虚。前函所云“渐”、“恒”二义，愿终持之。”四年正月，授江苏苏松太道。八月，升两淮盐运使。曾国藩对丁日昌之才干是称赞的，但对他的资历则嫌其太浅。因此，当清政府欲以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时，他就很不以为然，在日记中写道：“接奉廷寄，欲以李少泉赴河洛，吴仲仙两江及李雨亭、丁雨生等递升督抚。措置太骤，竞日为之不怡。”于是，他就在奏折中写道：“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洊保府道，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不宜署理巡抚。接着，丁日昌也写信给曾国藩，说他资历太浅，不能胜任，请曾国藩代为力辞。曾国藩复信说：来信“与敝疏适相符合，……尤足征器识之宏雅，……勉蓄光辉，终增位业。”五年，丁日昌奉命往广东协助办理潮州英领事进城问题之后，曾国藩写信给他说：“阁下在沪，勒交吴淞炮台之地契，驱逐上海城内之洋兵，拔去浦东之电气线，停止内驶之小轮船，禁绝洋泾浜之赌规、桶租，裁革会防局之夫价、杂费，一切已成之局，奋臂力争，著有明效，此次赴潮，当不难折冲樽俎，立解纠纷。”同治五、六年间，丁日昌自称受业弟子曾多次向曾国藩详细请示工作，报告工作，曾国藩在复信中也循循善诱，高度评价，称赞丁日昌“新政之美，志识之远，心术之厚，均堪佩慰”，“裁革平馀并裁填衙之常规、节寿之门包，举各省数百年之积习一扫而空，……又不详奏立案，以炫己长而形人短，弥见德量之宏，精进不已。”“刑、钱、书启诸幕，俱不可少，腾出精神，以图虚静而谋大事。”“考试各官，……是考官及六部之权，非外省所得为政也。……阁下本有综核之名，属员畏者较多，爱者较少，于考字尤不相宜。以后接见僚属，请专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略有师生殷勤气象，使属员乐于亲近，则阁下无孤立无与之叹，而德量益宏矣。”“但愿于众醉独醒之际，仍以‘浑’字出之；于效验迟缓之时，更以‘耐’字贞之，则人皆感其乐育，而于己之养德养身，两有裨益。”五月十七日，又写信说：“考官将遍，有赏无罚，……如此陶成之意多，操切之意少，……虽常考亦自无妨。”“王雪轩虽长于催科，然好用轻锐少年，拜认师生，亦坏苏省风气。阁下当法周、汤诸老，何必取法乎下？”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写信说：“尊处所论各国夷情，烛照数计，洞若观火，即当作函，将原折寄总理衙门，以备采择。……十二条俱为自强要策，……轮船造法，……迅速赶办，……吾辈即以此事为最初之功课。”丁日昌给曾国藩写信称：“仰承训诲周详，期望成全之意溢于楮墨，读毕不觉泪零。……今蒙函丈谕以‘浑’字、‘耐’字，真洞见日昌之症结矣。……日昌前年承师训以‘渐’、‘恒’，即以二字篆之石章，今蒙谕迪，当以‘浑’、‘耐’二字颜所居之室，以冀时刻惕、励。”七年正月十八日，曾国藩又写信给丁日昌说：“亩捐踊跃，良由开办得法，经理得人。闻漕务亦极踊跃，深以为慰。”“承示以十字自勖，具见刻意砺行，位愈高而心愈下。……以阁下宏才锐思而如此精进，何不可跻之谊，不可成之功？”此时，丁日昌已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江苏巡抚。
但是，曾国藩在私下议论时，则对丁日昌颇有微词，赵烈文在其日记中屡有记载，例如同治六年六月十二日写道：“下午涤师来，久谈。……余以为……而近日吏风之颓，……不勤求本职，而专索细微，如今苏藩丁，下车伊始，禁民间茗钱每碗不得过五文之类，……师闻余言，始甚愕，继而掀髯大乐，曰：渠昨刊圣谕广训与胡詠之书，颁给属员，既属不伦，又特抄通札寄余，以余素服膺胡公，卜度以为必中，其无识可笑类此。”九月初四日写道：“涤师来，……余曰：新徐道高梯，外间言其人难共事，信乎？师日：诈人也，与丁日昌为同类。……继而喟然曰：安得有人乎？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若辈知好名，犹足为善，吾与李少荃在，若辈鳞甲不致全露，然亦极意笼络之，又不可使见痕迹，甚矣，用人之难也。”九月初七日写道：“周缦云来候，并谒相国。少刻，涤师来，……蒋益澧被劾，……蒋做官，……将一衙门经费裁尽，……周问：丁日昌闻亦厉精为治。师答曰：微有其风，视蒋则中庸多矣。伊如要去尽属员饭碗，我也不依。须知天下人饭碗万不能无，汝去他一饭碗，他别寻一饭碗，于公事无益，不过百姓吃亏而已。“九月十七日写道：“涤师来，久谈。言丁日昌在下游，官场无不忿怨，恐亦做不下去。余曰：欲整吏风，先宜自治。丁以夤刺进，一旦在位，顿欲变所从来，而往时行止，久彰人目，其能尽人而欺之耶？师曰：然。彼须砥砺二十年，或可托于清流。余曰：师以为丁今日情形真能自好乎？以烈观之，志在巡抚一席，欲立声望耳。若以为折节改行，适堕其术中耳。且饬吏宜不畏强御，上游之所贤从而贤之，不顾百姓之唾骂，烈未之前闻也。师恒言求吏治，使若辈在位，吏治不江河日下不已。师盛叹曰：足下亦知吾苦心耶；丁之流皆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渠又暴露于外，方膺艰巨。丁虽宵人，而筹前敌财用无不精速，吾又何忍不少慰其意耶？余曰：然。师苦心不独烈久知之，有识者皆知之。非欲师去之也，师第微示风采，彼自炫其操切则以正论裁之，斯可矣。师曰：吾见亦如此。余曰：李眉生异日到苏臬之任，必不能和衷。李在皖为幕府，丁一革职知县，为卡员，位望相去远甚。丁后随少荃宫保赴苏、沪，每发李眉生信，未尝无侑函，迨丁位日隆，始绝赠遗。四年在秣，列闻眉生亲言之，且斥为市侩。今一旦位出其下，岂能甘心。师曰：此必然之势。李才力却逊于丁，衾度则不可同日而语。”
同治七年，丁日昌与曾国藩共同安排，丁日昌亲自主持用轮船运输米石的试验，丁日昌包给一家叫郭德盛的船商承运，郭德盛雇用美国“满洲号”商船，把3万石大米全部从上海运到了天津。这次用轮船运米的成功，给航运界很大鼓舞，华商吴南记申请创办新式轮船企业，得到了丁日昌的积极支持，丁日昌在信中写道：“海运兼用轮船，言之似骇听闻，然目前沙船日少，势不能不图变法。况现议在沪制造轮船，若不为代筹生计，试问将来养船之费出在何处？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工不十不易器。《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目前，正是穷极而通之时，多办轮船，一可收回利权；一可精习水战，断断不可拘牵时论，致失事机。某昨与缘仲（案：即前任常镇道许道身）熟商，不过借商办以为嚆矢，较无痕迹。”他将事宜急办实情，剀切函达曾国藩，请曾国藩坚持此议，俾获速谐。当时，清政府大员如尚书罗悖衍，仓场侍郎钟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兵部尚书董恂等，均对轮船运漕多方非议，曾国藩拘牵时论，于是对轮船运输也顾虑重重，他批道：“承运海漕，在轮船为创举，非通盘筹画，不能率行定议；在沙船为常业，非万不获已，亦未便遽作改图。……本部堂甚愿各商集资购船，补海运船只之不足，而又恐各商筹画不细，或致亏本。”吴南记等禀复：如准分运漕粮三成，商本即不致亏折，曾国藩又批称：“轮船分装，亦断不能至三成之多。……诚以轮船尚未试运，恐有窒碍也。天津……河势窄浅，十曲九弯，……轮舟船身长大，火力迅直，河面掉转不灵，……而水脚一切，又比沙船多银一钱，剥船、栈租，处处需费。于商既多不便，于官亦殊不便。再三斟酌，目下只可试办，以少为贵。俟将来江西、湖广等省漕米议及海运，该商等再行多购，另议可也。”在私人通信中，他又写道：“商民购造船只，资本既不易筹，又无终年可运之货，商本必致亏折。海漕向用沙船，近则洋船夺利，沙船已形短少。轮船比沙船水脚加增，用轮船则沙船尽革，于官亦未为得计。”丁日昌移《咨》曾国藩，称：“中国试办轮船公司，原为收回利权起见，并非一有轮船，即能与彼族争雄海上也。……然必须商船日盛，方冀饷源渐旺，可为筹备兵船之计。英、法商船遍五大洲，一在垄断利权，一在周习险要，……我之形胜，彼已绘为图说，而我尚梦然不知也。……欲修武备，惟有弃我之短，师彼之长，……非往外国经商，无以制其死命，……轮船公司一举，本属自强嚆矢。尊谕所谓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实已洞见症结，但起办之初，贵在立脚坚定，又似非先办运漕无以为体，继办揽载，无以为用也。总之，邻氛日逼，不能不尝胆卧薪，积习太深，不能不改弦易辙，非蒙中堂坚持定见，登高而呼，则某虽痛哭陈词，恐亦不能挽回万一耳。”因为终于未能得到曾国藩的坚决支持，丁日昌设立轮船公司的建议，未能产生实际效果。
同年，丁日昌与曾国藩面订，由丁日昌拟定内外洋水师章程，丁日昌参酌同治四年曾国藩、彭玉麟所拟奏准之《长江水师章程》，采酌江南提督李朝斌原议，及署江苏布政使杜文澜，苏松太道应宝时等所议，订《海洋水师章程》30条。咨送两江总督曾国藩采择。建议将江南水陆提督改为海洋提督，建衙宝山。福山镇移驻金山卫，改为金山镇。狼山镇通州、海门二营改隶海洋提督，其盐捕、扬州、三江三营划归长江提督。“其现在尚难议办，而将来必须举行乃可以为未雨绸缪之计者计有六条，名为《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海洋水师章程别议》认为：“外洋水师以火轮船为第一利器，尤以大兵轮船为第一利器，……约计一船可装前后门大炮……十馀位，循环叠放，无坚不摧，……一船约可装兵丁、水手二三百人至干余人，……拟先在外国选购此种兵轮船约二三号，……仍多开学堂，选择聪慧结实子弟，延订西人之熟习水师者教以分操、合操之法。其次则购买根钵轮船，以资浅水追剿之用。以上二种轮船，初购购买，继则由厂自制。”建议设北洋提督，驻天津；东洋提督，驻吴淞；南洋提督，驻台湾。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三洋各设一大制造局，造轮船，枪、炮、火箭、火药、耕织机器。曾国藩复信说：“外洋水师条例，阁下精心结撰，立法周详。惟提督更名、福山镇改金山二条，意主顾名思义，各专责成。查江南提督兼辖水陆，今改日海洋提督，则似偏重水师而遗漏陆师无涉，于通省提督之议未合，不如仍循其旧名。金山一带，提镇尽可更番出巡。狼、福二镇定制未久，不便轻议移驻。其余各条，俟悉心酌定，再行寄商会奏。”又复信说：“江苏水师事宜折，后与李爵相、马谷山帅熟商，亦与阁下所见略同，因改为请旨敕下。李、马及尊处各抒所见，得三公者先后驰奏，此事必可愈推愈广，愈讲愈精。鄙意欲令三江两湖之人狎于水性，可江可诲（海？），多立船厂，自轮舟至各式船只，中国工匠省省皆能成造，庶几渐有可用之器，渐有可用之兵。一旦有良将出焉，则不至豪（毫？）无凭借。与阁下捍御外洋之志，似亦小异而大同也。”于是，迟至同治十三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之后，丁日昌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才请广东巡抚张兆栋代奏清廷，才引起中枢与各省督抚之重视与讨论。
同治九年，发生天津教案，直隶总督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查办。六月初一日，曾国藩写信给江苏巡抚丁日昌说：“中国此时之力，……止有曲求和好之一法，……终不外严办正凶，厚赔巨款二事，深恐求和愈急，要挟愈多。究应如何办理方为持平，如何筹议方能结案，总署来第二函钞呈台览。阁下熟悉夷情，长于抵制，卓见所及，尚望剖晰示知，是为至荷。”六月二十八日，丁日昌奉命赴天津帮助曾国藩办理教案。李兴锐在日记中屡有记载，七月十七日写道：“闻丁雨生中丞初八日自苏州起程北上。有禀议三篇，平正通达，熟悉夷务。”二十五日，丁日昌到达天津。二十六日写道“谒见丁雨生中丞，……其论夷务，专以拿办凶犯为急，与曾侯原禀尚不相背。分派道、府、县、将、镇五衙门，限四日内各获四人，违者括顶。得此一催，案件或可速了。”八月初四日写道：“廷寄至，马谷山制军被刺，因伤出缺，以曾侯调任两江总督，李相调任直隶总督。”九月初三日写道：“送丁雨生中丞回苏。”
丁日昌协助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之措施，均受到曾国藩的赞同。在此期间，丁日昌调容闳至天津担任翻译，容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陈说派遣留学生计划，于是，丁屡向曾言，“宜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优给资斧，宽假岁时，为三年蓄艾之计，行之既久，或有异材出乎其间，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且谓携带子弟前赴外国者，如该员陈兰彬及江苏同知容闳辈，皆可胜任。”曾国藩完全同意，并于该年九月十六日上奏清廷。
闰十月初四日，丁日昌之母黄氏病逝。该月十八日，曾国藩致唁函称：“国藩于十三日抵袁浦，十六日至扬州，计二十外可达金陵。衰龄多病，全恃阁下综理一切，鄙人坐享其成，稍以藏拙。今台端读礼去职，国藩目疾日深，便若怅怅无相，诸事必致陨越。至如交涉外洋，经营沪厂，更改水师等事，尤赖阁下精心远虑，反复筹商，庶免后咎。兹则茫然失措，恐干大戾。虽大孝哀恸之余，未遑他顾，然此等亦荩筹所素虑者也。”十一月二十二日，丁日昌扶柩路过南京，曾国藩冒雪刺小舟迎至下关，与丁握手痛哭，悲不能已，两人深谈三日夜，始解缆言别。同治十一年，曾国藩病死于两江总督任所。
丁日昌是地主阶级功利主义者，在洋务运动中，是“能见其大”，“能致其精”，“能尽其实”的佼佼者。曾国藩、丁日昌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巨变，都认识到了采取对策的紧迫性，而丁之感觉尤为敏锐，态度更为积极。在培养人才方面，丁也比曾突出。在兵工制造方面，丁更具专长。在交通运输方面，建立轮船航业之议，也由丁首先提出。曾国藩是著名的理学家，他对属员的取舍褒贬，即以宋明理学为标准，主张“以义理之学为先”，也就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为先。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念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现以自旌异于人，好胜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虽才智有大小浅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则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见，而后可与言道。”他虽然屡次称道丁日昌之才干，在私下议论时，却仍认为丁日昌操切，激进，属于“诈人”、“宵小”之类。从兴办洋务新政的角度来看，丁日昌的功利主义，应该说比曾国藩的宋明理学更符合历史潮流，更适合历史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