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正在受到普遍的推崇。激赏者把它当作继《李自成》、《少年天子》之后我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第三个里程碑。我觉得，《李自成》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少年天子》是政治文化小说，《曾国藩》则是一部思想文化层面的小说。从这一角度看，上述观点是能够成立的。这部小说的重大突破就在于作家摆脱了狭隘的阶级论，从思想文化角度入手塑造曾国藩。作者挖掘了曾国藩复杂的个体行为心理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作者认为正确的文化精神与具体的文化规范、特定的时代条件冲突所酿成的不幸后果，并由此表现出曾国藩文化人格的崇高性。这样，作者就把曾国藩由一个社会政治层面的否定性人物塑造成一个才华美质误用导致人生价值失落的悲剧性奋斗者形象。作家对曾国藩的评价显然比“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之类的断语更为深刻。

然而，我认为，如果用更高的标准，用巨著尺度来衡量，《曾国藩》这部小说却又有着很大的局限。

小说作者是把曾国藩当作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伟人来塑造的。但是，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其伟大之处，也有它不容忽略的缺陷。传统文化人格的功名理想就存在着忽略个体价值和缺乏对正义追求的缺陷。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时代，烂熟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的一面日趋消隐，负质则日益突出地呈现。曾国藩作为没落时期中国文化的代表，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文化的负质。曾国藩只能算干出了一番大事业，背负着宏大的文化背景的人杰，却不能算是一个从总体上应得到历史肯定性评价的伟人。正象希特勒、墨索里尼不能称作伟人一样。小说作者对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巨人，越理解就越感到其深不见底，几至服膺崇拜，因此，在作品中，便身不由己地对曾国藩用仰视角进行观照，缺乏俯视审判的精神，对他性格的缺陷，表现出浓厚的体谅之情和过分的辩护态度。这正与作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全面认同和敬仰，而对它的负质却缺乏足够的批判是紧密相连的。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七十多年的今天，作家所持的这种态度，显然是有些落后于时代了。作者用这种思想倾向来观照曾国藩，就造成了这部小说未能具有真正的历史深度。

我认为，在“巨人身影”的笼罩之下，小说作者以仰视角去观照曾国藩其人，必然导致对历史理性把握的欠缺，也必然影响作品的思想艺术品位。对此，笔者只得深抱遗憾。

二

曾国藩的功名在我国清代末期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忠君敬上，建功立业，做一代名臣。镇压太平天国和开江南科举，办津案和办洋务，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功业。作品从正面描写曾国藩，正是基于作者对功名追求这一价值取向的整体认同。对于平太平军这一历史问题，作者总的说来是把它作为曾国藩建立“尧舜之邦”的一个阶段来处理的。因为作者认为太平军和曾国藩的目的都在建立一个封建时代的理想社会。这样作品就客观地同时从正面描写敌对的双方。就象《三国演义》的作者对于魏蜀吴，在伦理上有褒有贬，从事业上则同时肯定。对于问鼎称帝一事，作者在小说结尾通过陈广敷的话指出，曾国藩的失误在囿于忠君敬上的理学纲常原则，丢弃了孔孟学说社稷民生为第一位的精神实质。这里表现出作者对人物囿于文化负质和某些具体规范，缺乏对文化精髓把握的惋惜。在作者看来，曾国藩的目标是正确的，依靠清王朝却失误了，是一个目标正确却走错了路的悲剧。这就体现了作家是在全盘肯定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塑造曾国藩的悲剧性格的。小说一开始就写了曾国藩对拯救清王朝的正确性心存疑虑，他却终于墨绖出山；当他可以左右朝野的时候，对于问鼎称帝一事，他又认为无论是成或败，都将对他的功名造成损害。可见曾国藩所追求的，只是功名的永垂不朽。这便是以功名为终极目标的中国传统文化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理想。正是这一缺陷，导致了曾国藩不可能撇开君国至上的理学原则，把社稷民生放在第一位。但清末的君国，不仅不代表正义和真理，甚至连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也不代表，所以，曾国藩的功名追求就不可能不具有极大的盲目性、自私性，并导致人生价值的最终失落。作者张扬了曾国藩干一番大事业的奋斗精神的可贵，却没有揭示批判曾国藩体现的传统文化本身的缺陷。所以《黑雨滂沱》这一显示作者思想深度的章节，尽管凝重深沉，色彩伤感，富于艺术魅力，但思想上的局限却是显而易见的。

曾国藩决不是一个腐儒，而是权术谋略异常高明，手段相当阴险毒辣的人物，以理学名臣著称在于他体现了理学的根本原则。作者在对曾国藩建功立业的描写中，既如实地描写了曾国藩采用的孙韩之术，更强调了他的阳儒阴法中儒家原则的一面，从而使曾国藩的性格在阴险残忍中显示出一种崇高美。

杀林明光充分体现出一种残忍，一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但是，“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原则没错，用重典不就是把不一定杀的杀掉、不一定抓的抓起来吗？恶有时也是维护整体利益的必要手段，“行霹雳手段”的目的在“显菩萨心肠”，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善。所以，杀林明光从个体生命来说是一种残忍，而从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说，则在于原则本身的严酷性。作家没有过多地描写林明光及其家庭所遭受的痛苦，而是把善恶评价转化为一种审美观照，使读者在阅读时惊羡于曾国藩的铁腕雄风。在“曾剃头”的唠叨中，曾国藩反而显露出一种庄严气象，这种庄严感来自文化原则本身。

杀李秀成、杀韦俊本可以成为揭示曾国藩人格虚伪的典型事例。然而，曾国藩对李秀成的理解和由衷欣赏竟使李秀成自己都感到得遇知音。杀韦俊后，曾国藩与康福对话时那种人生如棋身不由己的无奈心态也显得一片真诚。他杀李秀成、杀韦俊，虽出尔反尔，却是缘于他对朝廷的一片忠心。我读到这里感到的不是“大奸貌似大忠”，而觉得作家想更深一层揭示“大忠貌似大奸”，写出曾国藩人格表层虚伪背后潜藏的对朝廷的忠诚——这在当时历史的条件下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认同——从而使曾国藩的这种真诚虚伪，显示出文化人格的崇高。

作品在对杀林明光、李秀成、韦俊事件的描写中，对于美丑、善恶的挖掘达到相当深刻的程度，而且，作者所依凭的传统文化重整体的原则在这里也是能够站得住脚的。但假如小说把林明光、李秀成、韦俊的痛苦和仇恨写得更有力，把传统文化重整体原则的正确性和它对个体的残害放在平等地位铺开来写，则可以取得更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对于正确处理整体原则和个体利益的关系将有更大的启示作用。然而，作者着意于对传统文化原则的肯定，也就不自觉地忽略了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本身已经给作者提供了的，本可以引发出更大震撼力的另一个侧面。

作家细致地描述了曾国藩建功立业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开科举和办洋务，曾国藩的精神状态是欣慰昂扬的。作品更重要的描写是对曾国藩平太平军和办津案时压抑委屈心态的刻画。以办津案为例，作家对客观情势的描写意在强调国力薄弱的情况下妥协的必要性。对曾国藩追悔莫及心态和求得心理平衡举措的描写，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见出人物内心的丰厚复杂，而在于表现出作家对人物的一种体谅。曾周藩所处的时代条件和朝廷的懦弱无能使他别无选择，他固然没表现出慷慨悲歌的血性，徐图自强却是一种更为稳妥成熟的策略。人格卓然独立如左宗棠，最后不也对曾国藩的抉择表示理解和赞赏吗？所以，办津案妥协不是曾国藩的个人错误，也不是传统文化本身的过失，而是文化原则与时代条件错位产生的悲剧。清议不可能穷尽内在的一切复杂性，民众的要求有时也不一定代表历史的最佳选择，曾国藩承受的委屈便显示出他人格的崇高来。而如此的崇高，却难为历史体谅，这使作家对一种文化感到委屈和伤感。其实，徐图自强并非唯一可取的摆脱屈辱的方法，用徐图自强不可能解释中国抗日战争和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打败帝国主义这样的历史事实。曾国藩妥协的心理原因恰在于他想取悦于朝廷和怕承担激起战争的责任，归根结蒂，他的目的仍在于力保个人名节。但是，不代表正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千秋美名，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就因为他是面对着正义的审判。曾国藩承受的痛苦和谴责其实是没有什么委屈可言的，但作品形象本来具备的这一内涵却几乎全部淹没在作者对人物委屈伤感心态的体谅之中。

在《曾国藩》这一长篇历史小说中，作者对曾国藩的亲情态度也作了动人的描绘，充分体现出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根基的血缘亲情的合理性和永恒价值。但是，血缘亲情一旦与礼治秩序、与个人利害相抵触时，就暴露出它致命的弱点。首先是它的依附性。血缘亲情是没有独立的品格的，它必须恭顺地服从君父至上的理学原则。曾国藩极为喜爱弟弟曾国华，却那么冷酷地毁掉了他的一生，根本原因在于曾国华只有永远消失，才能保持曾氏家族已经获得的荣耀。荣宗耀祖才是孝，个人苦乐生死是不足挂齿的。真挚的血缘亲情也就天经地义地成了功名的奴婢，孝已由一种亲情转化为毁灭自我成全家族的屠刀。其次是它的虚伪自私性。出于亲情关系，曾国藩对老九处处都表现出兄长的偏袒和护短，但一旦碰到真正的利害冲突时，亲情底层的自私本性便暴露无遗。曾国荃攻下金陵，这对清王朝和曾国藩来说都是一种莫大之功，可曾国藩却逼他开缺回籍，这同样是出于保全家族功名的需要。在关于问鼎的思索中，曾国藩想到的是：老九扶他黄袍加身，日后却很可能会弟代兄位，坐享其成，让哥哥顶骂名，他来坐江山。这种关于兄弟关系的“敏锐”感悟，便彻底撕破了传统家族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其底里冷冰冰的利害关系。素以血缘亲情自豪的中国文化竟露出这样一种“他人就是地狱”、“人心惟危的面貌，不能不让人深长思之，这又恰恰是传统文化“爱有差等”的原则的必然逻辑结果。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亲情有着这样的特征。日常的血缘感情真实深厚。当有利于功名、有用时，亲情就会被重视利用；个人一无所有心灰意冷时，又会感到亲情的可贵。而一旦与功名相矛盾时，它的附性和自私性就会暴露出来，外在礼治秩序就会扼杀和桎梏内在心理情感。这不只是普遍的人性弱点，而且是中国的一种文化病。作品写出了这种事实，却又用曾国藩情感的真挚性和外在功名目的的崇高性对它作了一种掩盖和粉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作意向的偏差。

从作品对曾国藩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心理状态、亲情态度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不只是从传统文化原则找出曾国藩行为心理的内在依据，对传统文化的人格理想，对整体支配个体的传统文化原则，作者在总体上也是肯定的。按照作者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存在缺陷，因为理想的文化形态并不存在，这种缺陷不足以动摇传统文化总体原则的正确性。曾国藩悲剧只是总体正确的文化原则碰到一个无可奈何的末代王朝而造成的，这就是所谓“经是好的，只是和尚不好”。其实，一种文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各个阶段，本身必有其无法弥补的缺陷，因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作家由于对传统文化总体的肯定，而忽略对其缺陷的明确批判，实在是一种创作思想的偏差。在作品的全部描写中，客观地表现出了传统文化的一些缺陷，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然而，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向却又阻碍了读者对这种缺陷的感知和认识。于是作品就出现了形象大于思想、思想和形象互相矛盾的状况。创作方法使作品形象突破了作家世界观的局限。这是“不幸中之万幸”，但这种“万幸”只是在“不幸”的基础上退而求其次的结果。而且，这种世界观的局限不象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样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而是作家对我们时代已经具备的历史理性缺乏把握的结果。

三

作家对曾国藩功名追求的描写，更多地是站在整体高于一切的立场上的。如果我们以个体为正面追求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自然人格的损害、对个体身心的摧残就更显突出。作家对这一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客观描写，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复杂内涵的辩证理解。

康福与曾国藩关系的变化显示出传统文化负质对于个体人格形象的损害。康福恪守“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与曾国藩是恩义主仆关系，为什么最后竟要与曾国藩断情绝义呢？因为康福从与兄弟康禄的对比中，看到了遵守传统文化规范做忠心效力的家奴，和掌握自己命运做顶天立地的英雄之间人格的高下；从失踪后没被抚恤看到了曾国藩的薄情寡义；从杀韦俊叔侄的事件中看到了理学名臣的虚伪残忍。实际上，曾国藩的手腕权术与传统文化阳儒阴法君国至上的原则是一致的。但与杀林明光相反，一旦从个体尊严着眼，曾国藩这种对文化的真诚就不能转化为崇高，却造成对自己人格形象的损害。

从曾国藩对小妾春燕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礼教对于人性人情的束缚与虐杀。这部分描写意在表现曾国藩的慎独心态。如果说对第一次入室日期的恪守表现出曾国藩自律的真诚与迂腐，春燕死后他的态度则充分表现出传统文化的不近人情。曾国藩偷偷焚纸祭奠深刻地表现出文化与人情矛盾之时，恪守传统礼教原则人物内心的深重痛苦，从而鲜明地显示出传统文化对于人性人情的虐杀。

曾国藩恪守文化原则，对于林明光、韦俊是有形的冤屈，对于康福和春燕则是无形的摧残。当意识到自然人格与文化人格矛盾时，曾国藩约束自己自觉地服从文化原则，哪怕陷入虚伪、残忍、迂腐也在所不惜，哪怕自己内心其实并无快乐可言也“打脱牙和血吞”，以此达到文化人格完美崇高的目的。这样实际上造成了曾国藩整体人格的分裂，他体会到的可说是人格分裂的痛苦。

传统文化中的负质也严重窒息了个体心灵的充实和自由。曾国藩做具体的事情比如吟诗论文、给湖军授刀时是大度庄严的，表现出内在的力量，整个说来曾国藩却一直存在着空虚的状况，而且内心的虚弱和恐慌越来越严重。关键在于他没有经过理性思考获得的真正的自我人生支柱。建功立业不过是按几千年来的规矩办事，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中他一开始就对这个目标心存疑虑。但是，一种文化让人走路步子的长短都有一定之规，怎么会有内心的自由可言？曾国藩不可能在反省自己、更正人生目标这样的根本问题上进行理性思辩。于是他一方面为功名终生奋斗；另一方面又对这一人生支柱本身缺乏足够的把握，内心怎么可能充实有力？作为一种文化的代表，曾国藩内心的这种虚弱不能不说是文化本身的病态。

曾国藩的内心还表现出一些肮脏的东西。他不让康福受皇上封赏而私赠田地，表面上看是避免徇私情，实质上则是借康福应得的报酬谋取自己公正的美名。对于曾国荃，他就从来偏袒，不管什么公正不公正。曾国藩的一些宦海经验、官场艺术也表现了传统文化阴暗的侧面。当然，深涉人世，周旋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个体心灵受到污染，变得复杂甚至有某种程度的肮脏是难以避免的。但决不应该越是体现一种文化的人，内心的丑恶就越多；而且优秀的文化应该能够对这种负质进行洗礼、净化，达到更高层次的超越。

以上分析表明，一旦换到个体本位的立场，我们对于曾国藩的人格形象、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心灵素质就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作者就不能只从整体角度观照，而应该把从个体角度的考虑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有这样才算具备了历史理性。因为优秀的文化应该使个人的健全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谐统一，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曾国藩》这部小说从个体角度对曾国藩和传统文化的观照批判是很不够的，处于很次要的从属地位。即使有所表现，也或者因非正面视角而缺乏力度，或者用崇高予以美化，或者表现出宽容甚至佩服的态度。温柔敦厚的不满背后潜藏的，是对传统文化负质的辩护态度，是对传统文化悲剧性遭遇的感伤。作品给读者这样一种感受：既然跳舞带着镣铐是必要的，那么腿上的伤痕血迹就是为展示优美舞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态度当然偏离了历史理性。

四

《曾国藩》作者创作思想的失误存在着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传统文化本身有其伟大之处，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就说宋明理学，“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的庄严伟大。……人的本质，一切人性，并非天生或自然获得，它们都是人类自我建立起来的。（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57—258页）所以，对传统文化推崇、对曾国藩从人格上敬仰的态度都有其客观依据。问题在于，作家对曾国藩人格的缺陷、对传统文化的负质体谅过多、辩护过分，推崇敬仰失去了分寸感。倒脏水连孩子一起倒掉固然是一种失误，保留孩子连脏水也一齐保留同样是一种失误。

其次，传统文化的某些具体规范毕竟已远离我们，时过境迁，我们已不可能象“五四”时代的人一样有那种个体的切肤之痛，可以避免“五四”时批判“吃人”礼教那种偏激的决绝态度而更为宽容，但我们却往往易陷入把准确的价值判断化为超功利的审美观照的另一个误区。在这一误区中，我们往往迷于传统文化的庄严崇高而对它赞赏喜爱过分。对于山上的老虎，人们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对于笼中之虎，人们却可以欣赏它的花纹的美丽、气概的威严，甚至回想起它当初的吃人，人们也易陷于迷误，感到一种壮美、一种雄风。《曾国藩》的作者正是陷于这样的迷误，没有包容并超越“五四”处在今天时代精神的前列，而回到了“五四”以前，站在传统文化本身的立场。

这里也有作家个体文化心理结构的不足。突入传统思想文化深处的某些作家学者在传统中浸染了太长的时间，对于整体规范的必要性及其威严、力量，他们感受非常深切；以重整体为根本特征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他们越钻研越感到其伟大、深邃、神秘，竭一辈子之力也难以穷尽，于是由衷敬佩；他们在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已经卓有建树，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也就是对他们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这样，对于传统文化的总体原则他们不仅认同而且服膺，不存异想。对于传统文化的负质，他们其实是敏锐的，但取一种淡漠的态度，在无可奈何的体谅背后流露出伤感情绪，又从自我压抑中感到一种庄严崇高。结果，理解的深切反而导致了这些作家文化心理结构中思想的原创性和独立品格的欠缺。这些作家观照传统文化就会无法站在圈外、站在历史理性高度，因而他的审判精神和他对事物的评价和判断就必然带有传统文化本身的局限。

具体到《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对曾国藩的过分体谅辩护，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作为一个富有雄心而曾经坎坷的奋斗者，作家对比自己更有作为的杰出人物及其功业由衷敬佩，因而采取仰视角观照。这样，作者处处替自己的崇拜者着想，觉得他难能可贵、事事出色，非常人所能及，以致创作中替人物的缺陷辩护。象作家这样的盲目推崇，也导致了作品未能真正地具有历史深度、具备历史理性。

我认为，今天我们反思民族文化，特别是对传统的规范文化进行正面的写实型开拓时，应该站在再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重建民族文化的高度，从追求个人的健全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谐统一的目标出发，既看到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从制度上思维上排除它，又在心理上情感上有选择地保留肯定它”，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转换”（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02页），使它重放异彩；又看到我们时代追求个体本位，希求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珍重和个体人格的独立自由，希求个体快乐幸福远胜于追求崇高的另一种趋势，把对传统文化负质的批判与对传统文化精华的肯定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我们才算具备了历史理性。

五

《曾国藩》的作者在创作中表露出的历史理性方面的欠缺，无疑也给小说的思想艺术品位带来不可忽略的影响。

首先，作品局限于写出人物复杂性格的文化心理依据，而缺乏对传统文化内部矛盾的正面揭示，没有把对传统文化负质的批判放到应该有的位置，从而影响了人物性格的深度。作品解决了曾国藩是圣人还是恶魔的问题，却没能暗示出近现代史上的对曾国藩出现各种不同评价的社会心理原因，对曾国藩的总体肯定也就缺乏征服读者的力度。而且，由于作者没能登上历史理性的制高点，读者由作品形象感悟到的意念也就在历史理性的门坎前止步或逆转了方向。作品表现的是一种陈旧的浓厚的伤感，却难以给当代读者一种警醒、一种豁然开朗的启示。这当然就影响了作品的思想品位。

其次，缺乏对传统文化审判精神的创作思想，使作者一直以曾国藩为轴心，而且只是从曾国藩的悲剧性及其崇高性着眼，缺乏对人物的多角度审视。这造成了作品的单线条单视角状况，减弱了读者本来可以获得的更为丰富的审美感受。由于作者深厚的功力，作品塑造出不少性格生动的人物，但单线条、单视角使小说对这些人物缺乏更为深入的开掘，从而使一部100多万字的作品，除曾国藩之外，没有几个具有较高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在结构上作者虽坚守忠实严谨的创作原则，却显得亦步亦趋，缺乏总揽全局、立体观照的气派，作品结构给人一种松散疲软的感觉。“血祭”、“野焚”、“黑雨”三个意象和开头结尾几个人物死亡的渲染有利于形成一种悲剧氛围，却不足以撑起全篇的艺术骨架。而且，史事记实的笔法还使作品显现出以材料淹没思想的毛病，使反映的忠实处于较低的层次。这些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艺术品位。

文学作品成就的最主要标志是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作家的世界观对作家能否准确把握和具有历史深度地描写人物具有制约作用。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正是作家创作思想的偏失给作品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缺陷。

总的说来，我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学者小说，以作者的功力和学问取胜，比起以体验感悟见长的才子小说来显得深厚扎实，但不如才子小说那么鲜活敏锐。对于《曾国藩》作者这类有生活、有才华、有思想、有功力的作家来说，创作出划时代的大作品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由于历史理性某种程度的欠缺，《曾国藩》这部小说尚未具备思想家的思想识见和品格，因而离大作品的品位还存在一段距离。